政局

「四唯論」的基礎是行政的量化管理，愈是加強便愈是不可靠，學術造假的機會愈大，卻不可能使科研與教育產生出更有效的結果。

民氣是政府的指南針，鼓勵立法會配合，及早通過有關法例，讓全港市民投入消減垃圾的共同事業，以及給機會香港追上跑在前面的南韓和台北。

灼見名家傳媒舉辦周年論壇暨四周年慶典圓滿結束，中港傳媒雲集，全方向追訪11位重量級講者。

珠海學院校長李焯芬教授認為，填海是一定有需要的，但可效法當年「共建維港委員會」的模式，成立「共建大嶼委員會」之類的組織，讓公眾參與，與市民一起，共建明日大嶼。

團結基金顧問的模擬測試結果是最高波浪不超過2米，但過去24年，實際數據是只有2016年，最高波浪是低於2米。既然政府數據是不支持模擬測試的最高波浪高度，為什麼基金顧問仍要硬銷這個高度呢？

武俠小說大師、成功報人和房產投資家金庸（1924—2018.10.30）病故，港、陸、台和海外華文報紙大篇幅報道。

特區政府便應該向廣東省政府建議，增加行走大橋的跨境私家車配額。這樣才可提高大橋的使用率，充分發揮大橋的作用。

為了追求卓越，香港需要不斷加強各類服務，包括公營、私營、商業、文化或非牟利服務的水準，因為這正是中國社會經濟下一階段發展所需要的。

三地政府各自為政，港澳特區政府都缺乏上級指示。而今中央領導人提出大橋要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用好管好這座橋，但在三地政府之間又缺乏一個更高層次的政府去監督。

香港是「基建之都」，政府願意大手投資在基建。當我們的跨境大型基建相繼建成之後，政府是否應該把注意力放回本土，為本地基建的抗災能力及提高安全系數投入巨資，為香港人打造一個真正安全的現代城市？

與其說今次中日關係恢復正常，不如說是進入新常態。在新常態下，日本終止對華援助的意義，不僅是因為中國已不是發展中國家，更是回應日本民間的訴求，就是認為對中國的隱性侵華補償已經足夠。

灼見名家四周年論壇邀得朱雲漢教授演講「逆全球化與國際新秩序」，另邀得曾鈺成、黃元山、馮程淑儀三位政經界人士討論「香港新挑戰」。

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曾鈺成表示，2007年可能是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最有信心的一年，政府對管治亦很有效，但近十年所有情況逆轉了，往後的十年才真正遇到挑戰。

朱雲漢強調，特朗普的單邊主義不會是新秩序，可能是失序，甚至是無序，認為原因是美國社會內部出現矛盾，要找到宣洩口。

本社周年論壇邀得香港三間大學的校長對談，討論創科新發展；另邀得企業高層和學者討論，就中美新關係發表看法。

南豐集團行政總裁梁錦松在灼見名家四周年論壇上表示，即使美國總統特朗普離任，亦未必可以紓緩中美貿易糾紛，因民主黨對中國貿易更加不滿，言辭上更難對付。

今次論壇於半年前開始策劃，但半年來市道變化之急，令很多人措手不及。灼見名家社長文灼非希望專家們分享真知灼見，讓大家做好準備。他同時希望灼見名家更加努力，成為理想的媒體平台。

面對中美貿易戰，張建宗說自世貿成立以來，各國成員都透過削關稅、消壁壘來促進貿易，故世貿成員應按承諾、世貿框架、遊戲規則行事，但美國卻發起貿易戰，直斥「貿易戰無人贏，是無贏家。」

人工島帶來的財政收入，單計算賣地已經有8400億元，還未計算差餉、路費及產生的新經濟活動的稅收；總社會效益更會遠遠超過萬億。

陳明銶表示，中國的整體國力在過去40年增升（GDP實質增長34倍），在廣泛領域發揮出來，吸引全世界目光，中國興起是國際公認的事實，有幾點值得關注。

隨着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相繼通車，粵港澳大灣區物理層面互聯互通，已基本實現。而要進一步促進人流、物流、資金流高效流通，又該從哪裏突破？

有環保人士提出警告，要防範在地球暖化後，海水水位上升至淹沒人工島。此外，氣候極端化後也可能有更多超級風暴，造成風暴潮，對人工島上的建設也有破壞性。正因如此，人工島便更有必要。

上星期三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以來，每天行走大橋的車輛只有約2000架次，很難說得上對促進三地人員交流和經貿往來有什麼「重大意義」。

假若特朗普及其極端右翼政府真的代表了歐美政治的極右思潮和勢力復甦和復辟，中國及國際社會便不能視之等閒，也不可能將之看作為一國之內因其特殊政情產生出來的偶然變化。

你信三隧分流有重大社會效益嗎？《施政報告》提出的方案，遭各黨派議員猛烈批評。可惜的是種種批評當中，並未有針對政府提供的成本效益分析。

特朗普很欣賞白邦瑞，對白邦瑞的論點幾乎照單全收，白宮近期對中國的強硬態度，其思維邏輯或多或少受到白邦瑞影響。

林鄭的「燃點希望」口號，又是為了什麼呢？她是否意指香港失去了希望，在她的領導下，香港人可以重燃希望嗎？

早在清朝的時候，中國與英國便因貿易爭端而引起了鴉片戰爭。所以中美貿易戰成為真正戰爭也並非無可能。

胡德平文章的「內核」，是反對再颳共產風，觸及毛時代的公私合營、公社運動的共產風。他認為，兩次的共產風，都以強制手段把私人財物拿走。

行政長官在準備撰寫《施政報告》時，曾不停地呼籲公眾對報告內容發表意見；人們會以為，寫入施政報告的東西，都是來自大眾的，人們期待的；而不是出自密室的，令人驚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