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顯然是一個遠為複雜的過程，誰是受害者以及受害者？並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
自60年代起，一般香港人生活不奢華，但大多已感到富足，人人只有勤奮工作。但上世紀80年代初，港人回內地設廠做生意，賺回第一桶金，開始刺激本地樓市，香港亦開始走入了邪門。
經濟學家相信的，主要是如何令社會運行更有效率。至於社會在經濟增長後，要如何分配獲得的資源，就是政治學者或者政客的問題領域了。
他們大都基於以下兩點來分析：姚松炎的敗選，是反對派在地方補選的首次失利，建制陣營亦已打破了傳統上反對派對建制派55%：45%的得票比率。
值得指出的是，新一波「中國威脅論」浪潮和從前不同的是，從前都是美國在挑頭，鼓動其他國家加入，但這次是其他國家在挑頭，鼓動美國來參與。
要確保一國兩制成為國策，最佳方法是把它寫入憲法，在憲制文件內加以確認。
大陸兩會多半是嚴肅議題，不過早前記者會提問時，旁邊穿藍衣的財經記者翻了幾個大白眼，沒想到被央視全程直播。
最近是佛羅里達校園槍擊案一個月紀念日，美國多地有學生走出教室進行示威，抗議槍械暴力，同時呼籲採取新槍控措施。2018年2月14日，有17名學生在學校內遭到槍擊身亡。
在港島區，代替被選舉主任DQ的周庭出戰的區諾軒，以多出不夠一萬票擊敗新民黨的陳家珮，區承認這是慘勝。
再過50年，歷史學家會紀錄中國夢想的實現，基辛格是看不見了，留給今日的科技人來研證吧！
人大換屆時的主席團常務主席名單，嚴格有序排列，包含領導職務預設機制和定格量化要素。
只要接上地氣，關於中國大陸文革的課程就能夠讓年輕一代在政治意識和社會行為上成熟得多、理性得多。
國家利益是什麼？國家本來是一個抽象的存在，本身不應該有利益存在或利益關係。民主國家的利益，其實是全體國民的總體利益；在非民主國家，則是掌權者的利益。
今次補選後，立法會地區直選共有33席，民主派佔16席，建制派有17席。至於功能界別繼續由建制派佔優，他們有25席，非建制派陣營佔10席。
我們的社會已發展得愈來愈複雜，要訂好一份財政預算，既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亦要掌握到一定的數據，一般市民大都缺乏條件去提供切實可行的意見。
今次財政預算案一改過去守財的陋弊，有頗多積極因素，特別對創科投入較大，有助擺脫殖民地時代小政府、忽視科研與經濟發展的陋習。
今天的世界，烏托邦似乎已失去了光彩，更為詭異的是，曾經試圖取代資本主義的烏托邦強制工程現在竟然挾持烏托邦之名而行強化極權主義之實！
帕克蘭高中學生在鎗擊案幾天後，便聯群前往佛州首府向州議員施壓，提出具體要求並組織進一步行動。他們的勇氣、智慧和活動能力，大出乎成年人意料之外。
改造組織、極度集權和確立思想指導地位並入憲，是建立核心人物絕對權威的政治工程。在此基礎上，接下去的連任安排，諒不會有很大阻力。
印花稅是政府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增長速度或會極快。我擔心香港會不會有結構性盈餘？當印花稅收入極高時，便可能發生這情況，屆時應該如何處理呢？
公共財政貴在重實效、看成績。從港英年代開始，香港的預算案已有一個固定模式，要新也新不到哪裏。除非完全推倒重來，否則誰做財爺，來來去去都會是那幾道板斧。
筆者主張派錢，善用盈餘。部分立法會議員，特別是民主派，反對全民派錢，比如說要利用盈餘增加公共服務，也提出「煙花論」、「多餘論」和「漫無目的論」。現筆者逐一反駁他們觀點。
中央領導人的發言稿有沒有講「高度自治」、在哪個段落講，或者發言稿關於香港的部分有多少字，這種分析是否具有邏輯根據，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或經長時間反覆驗證才能夠成立。
為了讓「法」在本土生根，「法」本身需要發生變化，使得其能夠在最低限度上和本土「接軌」。這也就是「法」的中國化的過程。
關愛基金另一個重要作用可以視為先導項目，提供數據及資料讓政府研究，從而考慮是否應將有關項目轉化為經常性開支，並納入預算案之中。
政府利用盈餘選擇性派糖其實可以接受，派糖派得不公平，特別是大部分低收入的人士無份享受，卻是大問題。
如能審慎行事，還富於民，將不會對全民就業而勞工短缺的經濟增添壓力。在經濟上既是師出有名，亦不用太花氣力，開支的一分一毫得以撥給最應受惠的市民，而不會讓中介者從中漁利。
「人類共同體」是一個全新的概念，絕大部分內容都需要開發和注入，短期之內許多國家都未能完全適應，甚至無所適從。
不是說官員必定不懂用錢之道，而是政府處處要承受政治壓力，社會中向政府指指點點要她如何用錢的人，多於過江之鯽，我不相信政客大公無私，懂得用錢，既然如此，受政客影響的政府一樣會常錯用資源。
《財政預算案》增撥醫療開支是一個好消息，冀望港府及時投放資金，防患未然。與此同時，政府須實踐醫社合一，配合開拓土地政策，增撥土地興建醫療及社區設施，讓長者享有身心健康，才是盛齡社會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