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一向支持長者就業，原因是在缺乏良好的退休金制度下，加上香港人的預期壽命是全球最長的，部分仍有工作能力的長者選擇繼續留在勞動市場工作，絕對不是壞事。
現時科威特的國有企業主宰着國家經濟命脈，不少官員擔心，如果在經濟特區重複國家主導的舊路，很難有突破。
在政治領域，90年代的「小真相」改革意義並不亞於「宏大真理」，構成了鄧小平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央政府官員的特點，是官僚的思維，凡經中央制定的政策，就必須具有權威，即不容隨意提出修改意見，但大灣區牽涉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國際聲譽，實在不容有失。
由於兩地體制不同，司法制度更有明顯差異，港人到內地或內地人到香港法院旁聽，很自然都會特別留意當地法庭的清規戒律，入境問禁，不會隨便「亂說亂動」。
移除大樹後可清楚看到，樹幹中間已變成空心，可見樹木辦及地政總署的判斷並非錯誤。
是次事件影響多達8,700萬個「臉書」用戶，教主的道歉可能導致公司幾百億美元的賠償，與他股價的收穫相比，可能得不償失。朱克伯格是位精明的企業家，難道他不知道這風險嗎？
組成香港法治的核心元素，例如司法獨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奉行普通法、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都在《基本法》內列明。因此，推廣《基本法》當然有必要。
2018年的俄羅斯經濟，已經淪落到三流國家的行列。普京將來的命運也不會太好，俄羅斯人民未必會接受今天這樣的局面。那麼，普京到底做錯了什麼呢？
無論從空間到時間到人民，南北韓分裂了將近70年的時間，兩個國家所走過的路，有很大差異。到底朝鮮半島的前世，如何影響南北韓的今生，且聽徐玉蘭教授娓娓道來。
法庭與學術界一樣，都是講證據的地方，指控一代人貪圖逸樂，總也要拿出證據吧？想不到隨口噏當秘笈的風氣，也會蔓延到法庭中。
我們相信制度，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這樣做，我們大不了只能維持一個最低的行為準則，而事實上，這往往只能防君子，防不了真想作惡的小人。
特朗普在給金正恩的「取消會面書」裏說，金如果改變對會面的想法，可隨時打電話給他。倘若真的通電話，兩人會說些什麼呢？
世界貿易可能從此由自由選擇變成互相威逼。處於上風的一方就威逼處於弱勢的一方接受很多不平等條件。強者就會愈強，弱者就永遠受欺負，難有翻身機會。
或許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正全力製造新一輪的國際金融危機。
我這些年在教學、寫作以至公共實踐上所作的努力，也許作用十分微薄，卻很少氣餒，因為我一開始便清楚，前面的路還很長，而且極為艱險。我只不過是做一點點鋪路除草的工作，讓後來者不要走得太吃力。
在北京的高速公路上，處處可見「初心」這兩個字的看板，我問為什麼，接機的老師說，這是十九大留下來的標語，習近平打貪，提醒共產黨黨員莫忘革命時的初心。
政府的投資有帶頭作用，起碼可以展示堅決發展創新科技的決心；然而企業不動起來，政府的科研投資只會停留在實驗室或大學的學術研究，未必可以落地成為經濟發展動力。
特朗普在Twitter發帖，給他的選民洗腦，令現在美國人彼此視為仇敵，動搖了國家民主的基礎。
毫無疑問，大灣區的發展規劃對香港本身的經濟發展有積極的作用。
試問少數人玩高球多一個場地重要，還是千萬個家庭改善居住環境重要？
我深信每一位行政長官都面對過相類似啞子吃黃連的情況，未能說服中央給予適當空間，精準反映民意，注定被渲染為採取「好女兩頭瞞」的策略。
正因為近代變革沒有成功，濃縮了的歷史和變革動力最終在80年代爆發出來，造就了今天的中國。
本地政府的資助及學費都不是大學經費的主要來源，聯邦政府的研究資助十分重要，企業界或政府特殊部門的應用研究（如火箭研究）可以扮演重大角色。
92歲的伊利沙伯女王在駕馭民意上一直是高手，她深刻地認識到，在君權神授已成過去的時代，要想生存就必須順應歷史的潮流，做對的事情，以爭取人們的好感。
我的提問其實很簡單：如果沒有後着，一切短期措施都會變得欠缺說服力。
一旦美國對我核心利益發起任何攻擊，我們將不作「對應回應」，而會作無情還擊，目標是要你於好一段時間內，再也不敢，和不能再次發動攻擊。
不同土地選項的確並非均等，有需要衡量和討論利弊，發聲並不等於自私。
特區政府重視粉飾民主櫥窗，常把一些專與政府唱反調的人放進一些諮詢組織，大大地降低了一些半官方組織的營運效益。
自從英國公投脫離歐盟之後，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多個層面上陷入了困境。政府希望通過大搞王室婚禮來重振英人士氣，以此來刺激英國的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