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平是獲董建華邀請出任首屆問責局長之一。他放棄收入豐厚的眼科醫務，服務政府，是「愛港」表現。離開政府後，他進行的「外交」活動，也是「愛國」表現。因此，何志平應該符合「愛國愛港」的資格。
這是我人生的志業：在中國，鋪墊民主化社會的基礎；在香港，爭取雙普選。
每一本書、每一個人，真的在我人生裏有如一盞燈，帶領我在黑暗中一步一步往前走，特別是走上爭取民主的路。究竟什麼事、什麼人、什麼書，使我認為自己可以全情投入？我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
港鐵在有巨大盈利的情況下仍然差不多年年加價，看來特區政府對如何處理港鐵這個社會問題，必須盡快找到答案。
中國人學習之快部分已體現為創新之快，此等速度遠超美國的預期，有些科技外國並未擁有，中國自然不可能從外國抄襲過來。
不丹的民主不是經過革命爭取到的，是國王「御賜」的。2008年通過了不丹憲法，國家政體從絕對君主制轉變為君主立憲制，同年舉行了第一次大選。「我們的民主來得太容易，人民不覺得很可貴」，反對黨領袖卑馬說。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在國際化的層面，學香港，或以香港作為主導、帶領，結果會是弄巧反拙。
除了某些政治人物，我又聽不到有人害怕被拘捕而不敢踏足內地，所以，情况並不是人們說的那麼嚴重。
強積金費用高，每年令你損失一點點，積少成多時間愈長愈入肉。只要強積金一日費用較高，自願供款對年輕一代唔划算。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今年籌款晚宴以「並肩向前」為題，因為未來會遇到不少挑戰，最快下星期就會遇到（佔中判決）。公民黨籲同儕「堅定信心，昂手闊步去面對一切困難」。
在「亞文革」政治生態下，北京政局有新的變化。一方面，增強宣揚權力雲端第一人的核心權威；另一方面，發出持續亮劍、鬥爭的警示，展開清除「兩面人」的鬥爭。
對馬道立來說，他認為獲頒授的名譽博士學位，應屬於他所代表的香港司法制度。司法獨立對香港的重要性不容小覷。
如果單從「維護股東利益」作為首要原則，港鐵一定會繼續成為眾矢之的，甚而可能淪為港人的「公敵」！
政府的「幫助之手」是很多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東亞的「發展型政府」尤其是日本、韓國和新加坡，政府的「幫助之手」發揮到了極致。
一個美好的日本，一定是由勤奮進取的國民建設而成。積極的國民精神狀態，和經濟制度息息相關。希望令和世代的日本，能迎來徹底的變革。
在歷史長河中，蓋棺也已無法論定，誰也難以掌握最後的真理。我們所希望的是，每一位人物寫下他們的經歷、觀察，甚至後見之明。他們的貢獻，是為歷史留下紀錄；他們的挑戰，是在未來要接受檢驗。
今次《移交逃犯條例》修例，市民看到政府順應商意，不理民情。這個政府一手造成的矛盾，在立法過程中會繼續撕裂社會，激發街頭抗議。這個情況不利香港管治，也打擊國家鼓勵港人愛國愛港的政策。
什麼高增值服務，什麼高檔次消費，統統都只不過是隨便說說，擺個姿勢，完全沒有實質內涵，更無跟進的政策部署。如是者，這類空口講的白話，一講便講了十年八載，成績欠奉。
香港的反對派會從韓國瑜的成功得到啟示嗎？恐怕不易！他們專注搞鬥爭這麼多年，已是此中的老手，你要他們轉行搞經濟，等於廢了他們的武功，他們是不會願意的。
日高義樹引述他在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知情友人表示，被召回國後遭到拘留的中國公安部原副部長、國際刑警組織前主席孟宏偉擁有良好的國際常識和感覺，對中國的無理要求採取不合作甚至反對的姿態。
李永達自言對入獄並沒有什麼恐懼，認為這只不過是突顯特區政府對異見人士的鎮壓。他作為其中一分子是可以抵得住這種壓力。監獄可以囚禁他的身軀，但不可以囚禁他爭取民主的決心。
受到特朗普極右政權各種明目張膽的欺壓，中國怎能再如過往般厚顏受辱呢？與美國可和談，但不能屈服，同時要開闢戰線，奇兵制勝，這才是中國應有的智慧。
幾乎香港所有現象，從樓價高企到醫院逼爆（政府宣布增加購買麻疹疫苗，網民主流意見是這些疫苗都不是給香港人的），皆可以同一個理由解釋。所有的政策討論，也可以同樣理由作總結。
「寸土必爭」往往只是「愛國」的口號、在毛時代（1949—1976），毛常犧牲人民利益「照顧兄弟黨」，在民眾飢餓中，向紅朝、紅越、阿爾巴尼亞等「慷慨援助」糧食、高幹享受品。毛甚至把領土白頭山送給金日成。
高雄市市長韓國瑜緊接香港財政司司長演講後發言。「五分鐘見真章」，這是筆者從教育現場的評價，不用講稿，但促經貿的主題清楚，引用資料簡單易明。
美國是否通過定期發布評估香港高度自治的國務院和國會報告來干涉香港事務？如果香港對美國一無所求，美國的確在干涉香港事務。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歐盟峰會上表示，歐洲（對中國）天真的年代已經過去。香港人不要天真，以為全球起哄跟中國叫板的時候到了，香港也可以跟着一哄而起。
我絕非質疑何志平先生的為人和行事，但他以個人之力參與國際石油交易，很明顯是沒有充分評估這些活動的風險，亦可能不了解在當前的體制下，中國公民並沒有多少從事「國民外交」的空間。
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教授覺得香港作為榜樣的定位，在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方面讓內地學習，也就是說，讓灣區香港化，而不是把香港、澳門內地化。
特區政府官員呼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同時，不要忘記兩地在法治上的差異。港式法治是香港可以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貢獻國家的優勢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