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得到中央祝福，並且被賦予「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引擎功能」，評論界又再掀起一場「深圳會否取代香港」的討論。

《施政報告》是未來一年的管治規劃，怎可能連重要的政策措施在公布前兩天仍然沒有着落，要臨急赴京磋商？如果要跟中央部委協調、爭取支持，不是在《施政報告》定稿前就要完成的嗎？

司法制度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法官也不是聖人，不能批評；司法制度是否出了問題，應該看司法人員的專業水平、專業操守，是否能夠專業地執行職務。

疫情尚未平復，經濟處於半癱瘓狀態，現在唯一能撐起整個經濟運作的，就只有政府公帑。到底我們的財政儲備還可以捱多久？政府既然不願見公共財政陷入危機，那政府又有什麼解困良方？

面對中美關係急劇惡化，香港過去可以發揮折衷斡旋的角色，但如今時移世易，香港已被「廢了武功」；「禮失而求諸野」，中國唯有轉向新加坡。

美蘇冷戰年代，香港和西方關係如魚得水，因而成為得益者，現在進入「新冷戰」時期，中國和西方國家再次陷入對立，香港能否在這個歷史時刻再次發揮獨特角色？

當前中美博弈美國是主攻一方，中國則處於守勢，主動迴避，不願跟美國硬碰。對中國來說，如果陷入當年美蘇冷戰模式、兩強爭霸你死我活，中國沒有明顯優勢，因為美國手上有兩張王牌，一是美元，一是科技。

失業嚴重、百業蕭條，市民的生活壓力愈來愈大，政府應該進行第二輪全民派錢計劃。向每名市民派1萬元，是最直接令他們受惠的計劃。

一個地方是死是活，上天堂還是下地獄，不是特朗普說了算，也不是美國說了算的。不過既然說得出這種狠話，特朗普的意思似乎不是「預測」，而是「希望」把香港打入地獄！

美國現在把中國視為「敵國」、準備築起一道新鐵幕，排除中國在美國主導之下的國際體系，而香港是中國的一員，在「敵對狀態」之下，政府高層也許容不得在國籍效忠上出現模糊。

面對這個「非白人」對手，美國從接觸合作到全面對峙，對華關係進入了一個長期鬥爭格局。

中美對峙不斷升級，其實有迹可尋，美國早有部署，先從貿易問題上打開缺口，然後全方位出擊，其快及狠，可能連北京也始料不及。

疫情改變了世界的經濟及文化，並且會考驗政府的應變能力，很多以前被認為天方夜譚的政策，可能都會有人提出要求政府施行。

這次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港區國安法》的表態，分清了「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在新形勢下，我們的「朋友」已經從西方陣營轉向了亞非拉國家！

用腳去投票，最能反映一個地方人民對政府、對前景是否有信心，西方世界「中門大開」，到最後有多少香港人會決定離開，將會是一次對《港區國安法》落實之後的「信心投票」。

未來香港對國家安全的審查，是否也會跟隨內地，遍及到包括經濟、金融、投資？果真如此，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商貿中心的地位必受影響！

港版國安法勢在必行，但過程絕不應草率，愈開放，就愈能夠爭取更多認同。

對美國制裁，香港毋須恐慌，但也不能故意把影響說成微不足道。我們需要的，是未來如何應付連串危機的對策。

香港人見慣風浪，當前的變局，我們擔憂，但沒有被嚇倒，因為我們都是嚇大的！只要香港能維持基本的自由，大家就會知所因應，作出最有利自己的選擇。

走到這一步，北京是狠下了心，香港則是命懸一線；往後發展，很難預見會有樂觀結果。

讀歷史要放下「歷史包袱」，才可以有更多批判反省的思考空間，讀歷史才會更加有趣。

《孫子兵法》中的〈謀攻篇〉講述如何運用謀略取得勝利，充滿博弈的智慧。美國表面上強硬，但特朗普對中美貿易協議應否繼續執行仍然舉棋不定。北京領導人無「連任」之憂，但形勢對中國不利，只能爭取時間謀定而後動。

疫情在美國仍未過去，但特朗普已經準備向中國展開連番攻勢，因為美國大選日期漸近，以目前美國經濟狀况尤其失業率大幅上升，對特朗普選情絕對不利，藉着向中國「宣戰」挽回頹勢是必然的手法！

新冠疫情過後，中國會否被迫與西方世界分道揚鑣，建立另一套國際秩序，與美國分庭抗禮？

疫情過後本地經濟即使出現反彈，但相信力度非常有限，如果街頭衝突捲土重來，食肆零售等也很難復元。

企業得到政府資助，可以濟燃眉之急，但企業在現今環境下是否可以撐得下去，員工薪金只是其中一個因素。企業沒有生意無法經營，最終也要結業裁員。

滙豐在香港成長壯大，其發展軌迹也跟不少香港人相似：九七前「移民」，在西方國家發展並不順利，返回中國內地發展時又因受制於美歐的監管機構，不時開罪中方，現在甚至淪為中方的「眼中釘」，兩面不是人。

中美全面「開戰」之勢已明，新冠疫情只是加深了彼此分歧，楚河漢界，下一步將是更徹底的分道揚鑣。中國捱罵的局面，相信很難改變！

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中，幾乎沒有一個政府是做得稱職的！

2003年沙士之後本地經濟在2004年已經回穩，其後更出現了一段繁榮期，可是，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過後，看不見復蘇的動力何來。反修例風波引發的政治矛盾，在疫情過後很快就會重現，其影響足以抵消任何復蘇計劃。

人類歷史上有兩件事一旦發生，政府的責任是逃不掉的，一是戰爭，一是瘟疫。瘟疫是被動的，是大自然對人類的懲罰，本應是天災，但大部分情况下政府抗疫表現都令人民失望，天災往往變成人禍。到最後瘟疫也離不開政治。

經營帳出現赤字，等於政府入不敷支，經常收入低於經常開支。至於綜合帳赤字較低，按過去經驗，主要是靠地產物業和金融市場的收入，如果政府不再搞「地產經濟」，這方面的收入大不如前，赤字也就很難消除。

推出一連串救市措施令政府額外開支大增（500億元以上），加上經濟衰退，財爺早發出預警，指今年預算會錄得大赤字。以目前收支趨勢，我們會否如2003年前後般，出現一個約5年的赤字周期？

今時今日疫情平息之後內地用什麼方法去刺激經濟，招數並不多，難度也大，比2003年要遠為艱難。

香港和澳門都是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澳門在這場抗疫行動贏了口碑，令外界覺得「澳式一國兩制」表現優於「港式」，符合了中央近幾年大力表揚澳門一國兩制成功的說法。

香港無法阻止這場疫症發生，但事發之後自保自救，守住防線，盡力減少香港人的創傷，正是特首最重要的任務；可惜特首至今交出的成績，卻令人十分失望。

反修例風波仍未平息，現在又來一場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如處理不當，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將進一步受挫，政府的管治將會完蛋！

貿易不平衡只是切入點，美國的全盤棋局還有金融戰、科技戰，目的是要遏制中國冒起。

這場台灣總統選舉跟香港局勢息息相關，蔡英文應該了解得很清楚。

往後香港局勢如何發展，主導權在中央，特區政府只是聽命而行，中聯辦換人，應是中央「出招」的第一步；有了這一步，換特首的機會就更低，很多香港人也許會大失所望了。

香港周邊城市的發展，並不意味着香港就會被取代；香港打不死，靠的不是中央規劃，而是我們的制度優勢。

香港向來崇尚自由競爭，可以廣納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人才，然而近十多年特區政府輸入的外勞，或大專院校研究院課程招收的學生，絕大部分都是內地人；原意是國際化、多元化的人才計劃，最後變成內地化、單一化！

中美貿易戰談談打打，加上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中美對抗之勢已成，香港在這場大國「鬥爭」之中沒有什麼角色可以扮演，反而因為「一國」利益要先行，香港只能配合北京的政策，自主發揮的空間近乎零。

當政府不作為的時候，民間唯有自救，踴躍投票也是自救的一種方式。區議會選舉投票是一次集體表態的機會，支持非建制派候選人，就等同反對政府、向政府投「不信任票」。

政府對事態的回應無法有效化解危機，而風波起源又非關各家大學，怎能要求大學校長去化解危局？政府對止暴平亂也束手無策，試問大學校長又可以做些什麼？

香港的悲情，是我們有成熟的公民社會，但政府卻不以開放的態度與民眾對話；我們有不同背景的精英，提出了各種解困方法，但政府充耳不聞，一概拒絕。

取消「高度自治」，香港的管治和制度運作都會出現劇變，金融中心和國際城市的地位也將不保，這樣的香港在國家安全上也許令北京放心，但肯定不符合國家長遠發展的利益。

後林鄭月娥年代，香港面對的是一個更脆弱的政治環境，官民之間缺乏互信，社會上因政見分歧而導致水火不容；香港在幾個月之間變成無領導、無方向、無安全感的城市，瀰漫着一片信心危機，情況比1980年代初更差！

身為校長，如果連挺身而出保護自己的學生都不做，這才算是「縮骨」吧！教育工作，不是要春風化雨的嗎？

香港底子厚，政府儲備和民間儲蓄都足以支撐目前的困難日子，但時間慢慢過去，止暴制亂仍看不見任何曙光，這樣撐下去，到底香港可以撐多久？

對北京來說，街頭暴力並非最頭痛問題，最後如果要出動解放軍平亂，香港必可恢復秩序，也不會落入外國手中。北京最傷腦筋的，其實是雙普選。

按傳統智慧，每當大陸受美國封殺，香港的窗口位置就會乘勢而上，發揮補充和替代作用。

拿地產商祭旗，不會有太多反對聲音，但對當前「止暴制亂」不會有什麼效用，對爭取民心同樣起不了什麼作用，只是政府想顯示自己仍有些作為、希望能「做啲嘢」，如此而已。

港交所收購倫交所大計其志可嘉，但時機拿揑不準，消息突如其來，收購方案則明顯思慮不周，令一個好意念很快就出現反高潮。倫交所的回應更間接貶低了港交所和香港的地位，無形中令香港在低迷時期再吃多一記悶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