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關於香港經濟的討論都集中在財政赤字,以及未來經濟增長點何在?新冠疫情從2019年開始爆發,全球經濟亦隨之跌入谷底;到疫情結束,全球經濟開始復甦,但香港的表現未如理想,經濟雖然回復增長,然而內部消費、私人投資都依然疲弱。財赤傳達的警號,就是本地經濟增長追不上公共開支,更令人擔心的是,這種入不敷支的狀態始終未見曙光!
很明顯,政府一直拿不出什麼辦法,出台的振興措施大多集中在旅遊、零售、消費,但這些範疇正面對內地強大的競爭壓力,而且它們佔整體 GDP的比例也不高,即使旺場,仍然不能扭轉本地經濟的頹勢!
香港經濟要迎頭趕上,應該怎樣改革、要改革什麼?《明報》上周四(16日)一篇報道令人「眼前一亮」,報道內容是中聯辦副主任祁斌出席第一屆香港資本市場論壇時的發言,這位剛上任不久的副主任對本地經濟應該「做什麼」有非常具體的建議。
他提出要推動發布《香港資本市場白皮書》,提升香港資本市場水平,建設一流國際市場;此外,他又提出推動在今年6月舉辦「香港全球產業合作峰會」,吸引國內外數千名企業領袖參加;推動人工智能、大數據、新能源等重點發展;引導國際和科技企業在北部都會區內建廠,助區內產業升級。這位副主任還指出,「如果只有金融,沒有實業,便會是空中樓閣、脫實向虛,不利民生」。
如此具體的建議,事前有沒有跟特區政府溝通?《明報》記者在報道中表示,曾向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查詢是否有計劃舉辦相關活動,但未獲回覆,看來特區政府在事前並不知情。
香港的金融市場仍有極強競爭力,監管水準也屬國際級,過去幾年新股上市雖然落後於其他市場,但很快就已經追上,去年9月發表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顯示,香港在全球排名第三、亞洲第一,反映市場對香港金融業的信心正在回升。

工業價值獲重新肯定
香港的難題,在於產業空洞化,工業製造自1978年國家改革開放之後即大批北移,工業對很多年輕一代已十分陌生,而創新科技之路如果沒有產業把研發「落地」成為產品,香港投資在創科對經濟發展就不能帶來好處。
全球的產業格局正在進行一場大調整,世界各地出現工業回歸潮,工業的價值和地位得到重新肯定,這種轉變來自2019年新冠疫情,由於中國封關,很多工業製品無法正常付運,全球貿易和物流運作陷入混亂,很多西方國家驚覺本土的商品和基本需要都依賴外國輸入,遇上突發情况時供應受阻,經濟民生就會受嚴重影響,西方國家政府於是大聲疾呼,希望工業回流,減少高度依賴外國供應。
除了實際需要,西方國家的工業回歸也有針對中國的一面,同時也顯示世界思潮在變──過去自由貿易、全球化等觀念主導下,每個國家/經濟體都集中在自己的產業專長,發揮比較優勢,實行國際大分工,以求市場的最高效益。新冠疫情之後,這種思潮全面逆轉,很多先進經濟體都傾向盡量自給自足、減少依賴外國進口,或以各種理由封殺對手的產品進口。
與此同時,隨着科創研發近年成為主流,各地也紛紛以「科技加工業」的方式重振工業製造;要走這條路,政府必須扮演積極角色;中華廠商聯合會在2020年6月曾發表「粵港澳大灣區的港資製造業」研究報告,其中指出「乘着工業4.0出現,各地政府相繼提出新的工業政策……作出適度的政策傾斜……又着重政策的總體規劃,強調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運作,務求結合全國力量推動發展,並獲得政府高度重視和全力支持」。
然而報告指出,香港政府長期缺乏與工業相關的政策方針,政府並沒有提出全面協助推動工業發展的策略指引,對工業界只是以「低度支援」的形式進行。

香港的再工業化一直沒有突破進展,其中一個原因是工業製造搬離香港已逾40年,即使政府提供各種支援,但廠商都難再在香港重新擴大生產,因此,未來科技產業發展就只能引進內地或外國企業落戶。
很多經濟體的經驗都顯示,發展創科產業,直接引入外國大型科企是其中一個可行方法;在落馬洲河套地區吸引海外大型科技公司來香港,可以提供機會給年輕人參與並熟悉科技企業運作,也可培養新一代的科技企業人才。
雖有現成經驗,但政府並沒有就此「表態」,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本月初曾表示,要把落馬洲河套園區打造成世界級產學研平台;願景雖佳,但怎樣才能實現?現在中聯辦副主任的演講也提出「引導國際和科技企業在北都建廠」,應該是首次有內地官員提出如此明確建議,看來特區政府應該仔細研究,因為這是香港走向建立科技產業基礎的起步,也是重要一步。香港搞創科、要發展科技產業,應該是香港轉型的其中一條出路。
特區政府須盡快訂出「解赤」方案
過去6年香港出現了5次財赤,如果未來3至5年仍未能扭轉劣勢,香港財赤就會成為結構問題,即香港長期入不敷支,可能要以發債挹注經常支出;出現這種情況顯然非中央所願見,因為《基本法》列明特區政府必須基本保持收支平衡,財赤恒常化不符《基本法》規定,香港也會成為中央的負累!
此外在政治上也有考量:英人治下港英政府有嚴謹的公共理財紀律,回歸時也留下了一個財政健全、有盈餘的庫房,如果現在特區政府在北京治下把儲備用光兼要舉債度日,到了這個地步,真是成何體統!如何解決財赤,是特區政府刻不容緩的工作,必須盡快訂出一個「解赤」方案。
除了內地 香港必須走向國際
香港是小型經濟體,本地市場小,但憑着高度開放和自由,加上地位特殊,能夠把國際市場和內地市場互聯互通,以香港作為中心,形成一個匯聚四方、覆蓋全世界的大市場;香港本身體積雖小,但國際網絡強大,香港經濟繁榮的故事,正是建基於香港匯通四方、無遠弗屆的優勢。
然而在2019年之後,香港接通西方國家經濟的優勢大大削弱,我們的強項現在只偏向其中一方,就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背靠祖國是香港的優勢,但相比內地其他省市,香港在內循環方面的優勢並不明顯;在國家制定五年規劃的過程中,地方省市領導需要四出游說,甚至和中央討價還價,特區政府在這方面是門外漢;長遠計如果要增強在內循環方面的競爭力,香港必須逐步培養一批懂國情、能夠為香港爭取利益的駐內地官員。

除了懂國情的專門人才,特區政府內主管財金、貿易、創科的決策局和部門,也應該引入大批專才,協助政府制定和推行相關政策。現在香港的政治環境已變,議會內再無反對派,過去副局和政助的主要任務──為政府游說及聯繫議員的工作再無需要,用高薪聘請這批副局和政助是否還有作用?是否需要來一次檢討?現在政府需要的,是引入更多具備專業知識和經驗的人才,而負責「政治工作」的官員則應該大幅削減!
回歸之後,香港即開始逐步跟內地融合;融合的過程,意味着本地和內地價格逐步趨向一致,對香港來說,這是一段痛苦的價格調整期,香港在價格高的一方,調整過程意味香港要「減價」,各行各業都會受到壓力。
當年因為香港高度國際化,賺四方財,從金融、貿易、房地產等方面的收益,足以彌補因為跟內地融合而出現的價格調整的痛楚。小型經濟體必須依託一個大市場,歐洲小國林立,但有歐盟這個大市場作為各國經濟發展的大平台,北歐小國、愛爾蘭、盧森堡等這些小經濟體能夠有出色表現,都是得力於歐盟作為後盾。
香港背靠祖國,但內地大城市林立,它們的競爭力都很強,改革開放多年,香港跟內地城市競爭已沒有太大優勢;正如新加坡背靠東盟,但東盟的規模仍不足以令新加坡長期維持發達經濟體的水平,因此新加坡一直都強調要建立一個全球財金網絡。香港亦如是,除了內地之外,香港必須走向國際,以國際網絡作為香港經濟發展的大平台,唯有如此,香港才能保持長遠競爭力。
發展北部都會區,引入國際級科技企業進駐,應該是香港國際化的其中一個策略;可以說,沒有國際化,香港什麼都不是,對國家的價值也將大大下降。最近有本地富豪號召集資進行國際推廣,提升香港國際形象,其意甚佳,但國際推廣除了本地企業,也應該加入在香港的外企,一起重新展示香港國際化的特色。
因為財赤揮之不去,很多「香港玩完」論又再冒起!財政儲備只是香港財富的一部分,香港還有外匯儲備、還有香港人的銀行存款,這些財富的數目都相當驚人,香港的家底仍然甚厚。無可否認,香港正處於困難期,而且當前處境,跟以往有很大不同,要走出困境,必須大膽嘗試,走出一條新路!萬變不離其宗,國際化、資金自由進出、自由出入境、資訊自由,不管如何改革,這些要素缺一不可。香港不會死,但香港要轉型,要怎樣轉,很可惜,我們仍然在找尋答案。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