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深夜，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公布，駐港中聯辦主任易人，由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原常務副主任周霽取代鄭雁雄。宣布來得突然，社會上解讀紛紜，有建制派認為中央對港工作的焦點將由國安轉向經濟和民生；有指任命乃中央經過深思熟慮的長期部署，是為開展對港一系列工作。
完成平亂、建立「愛國者治港」秩序及《基本法》第23條立法之後，搞好經濟民生乃「由治及興」方針下首要任務。今又遇上美國發動全球關稅戰、貿易戰，國際政經大環境愈趨不明朗，特區尤須把好改革方向，任重道遠。中央選擇此時更換中聯辦領導，或有一定意義。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網站）
一廂情願也反映期盼
所有中央授命的官員，皆執行特定時空的國家政策方針。鄭雁雄雖曾當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署長，但主持中聯辦期間，不見得事事必國安，也要求特區拼經濟、謀發展、搞建設，維護社會團結穩定，今年初便曾表示：「內聯的本錢是外通，融入的優勢是外向，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只能強化不能削弱。」
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一貫關注香港由治及興的表現，遍及經濟、財政、基層民生、地區治理、北部都會發展，甚至旅遊等，常向特區官員作出指導（如「告別劏房」、「香港無處不旅遊」），亦要求做好國安防範，包括不要對「軟對抗」鬆懈。
所以，就人事調動毋須過分揣測。不過，就算一些解讀或屬一廂情願，本身也折射社會上存在的情緒、態度和期盼，這是籌謀特區前路時不能忽視的考慮。維護國安和推動經濟，皆中央所重視。處於分割衝突日烈的地緣政治大氣候，各國無不重視國家利益及國家安全；而經濟實力構成國家綜合安全不可或缺的元素。所謂弱國無外交，弱國也無國家安全可言。
搞好經濟，需要安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就此國安重要，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標的六大評核指標便包括「政治穩定及無暴力／恐怖主義」。但國安做得周密、執法如何有力，不必然經濟就搞上去，還得看經濟活力所賴及增長構成元素的表現，包括投資消費及生產力。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體，更不能忽視營商環境及國際觀感。發展經濟，始終屬於不同範疇的另一門科學與藝術。
需走出患得患失氛圍
當下香港處於求穩和求變心切的社會心理狀態。一方面，平亂後內部尚未全穩，外部干擾勢力猶在，特區政府及體制中人戰戰兢兢，國安不容有失。另一方面，社會總需走出患得患失的氛圍，聚焦經濟和民生發展。面對所謂「軟對抗」現象，尤須加強民心工作、破解社會矛盾、擴大團結，太陽始終比北風更奏效。
近年市道疲弱、經營艱難、資產貶值，普羅市民生活壓力加大，人們普遍期望政府優先處理好經濟。大亂之後如何拿捏工作重心，確是一大挑戰，這令人想起1989年內地政治風波後也曾出現中心目標模糊的情況（註1）。
國家主席習近平2022年「七一」講話，乃新時期對港方針的總綱，內有提及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規範，但其4個「必須」表述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落實愛國者治港，以及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而4個「希望」則要求：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斷增強發展動能、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及共同維護和諧穩定，還要特別關心關愛青年人。此乃由治及興層次的主要目標。
九七回歸時，國家熱切期望香港繼續是一個生氣勃勃、制度出色、國際欣賞的經濟城市，為內地改革所參照。今天國家經濟和科技迅速崛起，內地城市已不可同日而語，香港相對優勢收窄，但從中央看仍屬「福地」，近年不斷提出香港須維持獨特性及國際化，並須求變、懂變、善變，以應對最新內外形勢。
說到底，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才能夠惠及民生、貢獻國家。治理工作（包括國安）做得是否對頭，也看如何有利於經濟進一步發展、擴大中國香港的樞紐作用和國際活動空間，配合國家發展大方向，並與深圳等城市協作引領大灣區前進。
軟實力建設
上月去世的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前院長奈伊（Joseph Nye Jr.），以「軟實力」理論聞名世界。他把一個國家的國力分為「硬實力」和「軟實力」，前者屬於強制力，能夠向對方造成破壞或強加成本，如軍事及經濟貿易力量；而後者屬於吸引力，主要表現於文化文明的價值力量，可令對方服膺歸向。
5月30日，33個國家代表來港簽署《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並確定總部設於香港，外交部長王毅親臨主禮。此舉對香港意義重大，代表中央不單肯定香港在調解工作方面的優勢，及作為中英文雙語普通法體系的特色，也給予香港一張好牌，在非涉國防外交的國際舞台上展示「中國香港」的光芒。
回歸以來，香港無論在仲裁或調解方面均長足發展，與新加坡同為亞洲區內仲裁中心，不分伯仲（註2）。2008年，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秘書處的亞洲分部，首設於香港。2019年，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發起國際商事《新加坡調解公約》（至今58個國家包括中國簽署）。今在國家的推動之下，國際調解院落戶香港，更突顯本港特色。如何吸引多些歐洲及其他國家也支持調解院，將考驗特區的對外能量。
世界不再一樣。美國轉向、貿易和關稅武器化，變成全球不穩難測的最大干擾源頭。中國若把握好時機，可在國際事務上扮演愈活躍和關𨫡的角色，同時展現大國風範和包容，使扭轉外國言論及民間一些對華偏見。軍事以力服人，經濟以利誘人，但大國最終應以道感人，即理念和價值，亦乃中華文化強調的王道也。
全球香港視野
一個多元多邊、利益矛盾複雜的世界，尤需多些對話交流平台。例如新加坡自2002年起藉着每年舉辦「香格里拉安全對話」，奠定其雖為小國卻能發揮讓亞太地區不同陣營（包括中美兩大國）就安全防務對話的平台作用。環看中國各大城市，目前似唯有香港因其特區獨特性和長期建立的外聯網絡，有利扮演國際第三方平台的中介角色。
這種第三方平台功能，應擴大加強，而且不限於經濟、金融和法律，應包括文化、教育以至研究領域；另應爭取作為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區域總部，推動國際公民社會，促進人類和平發展。一切視乎新時期香港的自由開放創新條件持續強化而非倒退。
在經濟建設的同時，同步提升文化軟實力和國際關係建設，可展現「全球香港」（Global Hong Kong）的視野，推廣思想交匯，深化人文內涵，促進多元兼容，增強國際互信，不隨便設限，展示大都會應有之大氣度。香港軟實力建設做得好，也等於為國家的綜合軟實力增值，充實國家的安全。
香港命運與國家命運扣連一起。中央堅持「一國兩制」初心不變，不過大環境有了變化，無論政治、地緣、經濟、財政、社會與人口結構今不若昔。舊路終結，新路再出發，需擺脫迷惘、掌握未來。2047年不再是死線，但相信也會是一分水嶺。未來22年何去何從、如何變革，會決定更長遠的將來。
註：
1： 那時國家面對嚴峻考驗，1992年親歷鄧小平南巡並陪同他視察廣東的陳開枝講得很白，「『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已經講了十幾年，但在這時提出兩個中心，主張反和平演變也是中心，真是令人眼花繚亂、莫衷一是。可以這樣說，在小平同志巡視南方前的一段時間裏，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經濟方面，確實籠罩着一種沉悶、困惑、無所適從的氣氛。我想，這就是江澤民總書記在十五大報告中所指出的『在國際國內政治風波嚴峻考驗的重大歷史關頭』」（見〈鄧小平：「左」也能葬送社會主義，主要防「左」〉，源自「人民網」，2012年1月13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指中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4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2： 以2024年計，新加坡處理的爭端個案數目稍多，但香港的個案平均爭議額較高（4800萬美元）；個案當中，41.5%不涉香港爭端方，14.5%不涉亞洲，比較國際化。香港自2009年起，已推動有爭端「先調解」。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