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微信與一位朋友聊天，他問我：對你人生影響最大的幾件事是什麼？ 我幾乎沒有遲疑地說出了：一是恢復高考，有機會上大學改寫了我的命運；二是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讓我能夠走出國門，放眼世界。
而我的第一次出訪經歷就是到香港大學訪學。
那是1996年一個陽光明媚的春日，我正走在北京長安街上，傳呼機上接到簡訊讓我速回電話，我所在大學時任法律系副主任在電話中劈頭就問我：你想不想去香港？ 想不想去香港大學？
就這樣，我得以與香港結緣。
訪學專案是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基金，那一年資助了20多位內地年輕學者，來自五湖四海，所學專業不同。 我有幸得到資助，到港大法學院訪學。
我第一次辦護照、用護照，沒錯！那是1997年7月1日之前，我是用護照來的香港。
訪學初識普通法
香港於我，是打開了一扇窗。
港大法學院當時在梁球鋸樓，記得法學院圖書館在地下，那真是個寶藏啊！之前在大學本科和碩士研究生課堂上，聽老師們授課時如數家珍的普通法典籍，在圖書館裏琳琅滿目。遵循先例是英國的法律傳統，感覺圖書館裏數量最多的是編纂成冊的普通法系案例，就那麼靜靜地矗立在書架上，嘆為觀止。
開眼界的還有圖書和報刊，既有世界聞名的一些大報，也有港澳台的小報，既能第一時間得知全球資訊，也少不了花邊、八卦。
香港訪學，使我初識普通法。在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兩岸四地中，香港是唯一的英國法傳承地區，也是距離內地最近的普通法司法區域。
陪審制和交叉詢問被譽為普通法的兩大貢獻，在香港訪學期間，我有了機會親身體驗。在同學會朋友安排下，我曾到灣仔法院大樓旁聽過一起非法禁錮案件，近距離觀察了陪審團篩選，身臨其境感受了精彩紛呈的交叉詢問。印象深刻的還有法庭上莊重、威嚴的司法禮儀：頭套、袍子、高背皮椅，以及吸引控辯審三方目光的法庭翻譯。
架設內地與香港的橋樑
香港於我，是架設了一座橋。
因為這次訪學，我得以研習香港法，尤其是香港刑事訴訟法和證據法。與內地的大陸法傳統不同，香港刑事訴訟法不是一部單一法典，而是由很多個條例組成。初學時很不適應，頗費了一些力氣。好在當時已經開始了法律雙語化，中英文對照，甚是方便。
結束這次訪學回京後，1997至2000年，我受邀在香港《信報》開設專欄，每周六刊出一期，介紹內地刑事訴訟法。我還將研習香港法的成果先後出版了兩本書，內容是內地與香港刑事訴訟法律制度的比較研究，也是此次訪學的成果。
不僅如此，我還在我任職的大學法學碩士研究生開設了「香港刑事訴訟法」這門課，是內地法學院校中為數不多開設香港部門法的之一。許多年以後，一個已經畢業的碩士學生告訴我，她讀研究生期間收穫最大的就是我開的這門課。我想，主要不是因為我的講授，而是因為普通法的博大精深。
通往世界的道路
香港於我，是鋪設了一條路。
這是一條放眼世界之路。結束了香港訪學之後，開了眼界的我一發不可收拾，連續申請了多個訪學專案。1998年去芬蘭赫爾辛基大學訪學，1999年到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訪學，以至於1997到1999年連續三個春節，我都沒能跟家裏人一起過，不是在歐洲，就是在美洲。
再後來，我有機會多次到很多國家和地區訪學，或者參加國際會議或者進行學術交流：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奧地利、荷蘭、比利時、澳大利亞、紐西蘭、韓國、日本、俄羅斯、澳門、台灣。當然也有機會多次再訪香港。
這條通往世界的道路，起點是香港。
在香港回歸之前，我先回歸了。永遠忘不了那一天：1997年2月20日，返京前一天夜裏，接到大學老班長的電話，告知我鄧小平先生去世的消息，我震驚之餘深感遺憾，對我人生影響最大的幾件事，都是他老人家的決策。改革開放才讓我有機會到香港訪學，但他沒能等到7月1日，沒能親臨香港看一看。20號那天上午，給我送行的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朋友，特地開車載我先去了新華社香港分社，靈堂已經設好，天下着毛毛細雨，有民眾陸陸續續前往吊唁。我默默地在心裏告別鄧公，也默默告別香港，我對自己說：感謝香港！
祝福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