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格局面臨質變

對冲基金公司橋水（Bridgewater）創辦人「鱷王」達利奧（Ray Dalio）近日接受訪問，認為「中國現時存在真正問題」，尤其是內房問題所帶來的挑戰，較日本上世紀90年代時更具挑戰；並強調其資產組合中，只有一小部分在中國。這些說法，非常不符合他過去一貫的「中國大好友」形象，似乎已暗暗投降，或至少已改變對中國的看法。

「鱷王」也轉軚

達利奧的論調之所以具有重要意義，是由於疫情期間他曾發表題為〈過去500年的大周期〉（The Big Cycles Over the Last 500 Years）的文章，認為中國的相對實力近年大幅上升，而美國自二戰後則逐步下跌，兩者相對實力目前非常接近，與內地倡議的「東升西降」之說相呼應，也是少數認同中國官方論調的美資基金界人物。但預期中的「東升西降」至今仍未出現，「鱷王」亦放棄原有立場，似乎本身就是一個信號。

事實上，即使「鱷王」不表態，我們也清楚絕大部分經濟數據均顯示內地經濟非常疲弱，而且通縮壓力持續，工業產能過剩，民眾的消費意欲及企業的投資意欲一路下沉。在樓市和股市雙雙受挫下，資本一窩蜂搶購國債，紛紛尋求避風港。近幾個月內地降薪裁員消息不斷，一些與工作相關的報銷及其他福利也被暫停，國有大型金融機構亦不例外。這些指標所反映的經濟現狀，絕對不容忽視。

面對經濟環境惡化，中國一方面展開經濟外交，領導人積極與外界重啟對話，以及拓展經貿合作，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口徑與態度跟年初有明顯分別。另一方面， 中國企業也認識到僅靠內循環拉動經濟並不足夠，要依靠內外循環共同發展，因此企業加速「出海」，紛紛在外地打造平台，致力擴大出口與境外市場，尋找出路。

在這形勢下，中國雖未至於會爆發經濟危機，未來亦尚存在很多機會，但誰都知道，中國經濟不會像過去30年那樣。以目前內房問題及經濟狀况，悲觀一點來說，內地經濟至少10年也難有重大起色，此或至少會是個長期趨勢。這一點是香港需要深刻認識，並做好最壞打算的。

香港大格局 偏離原本軸線

筆者想指出的是，在目前內地經濟狀况及香港地緣政治環境惡化的前提下，香港特區過往一貫在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格局，可能已經出現了質變──沒錯，香港仍然聯通世界，但近年把外資「引進來」已變得相當困難。內地經濟環境基本上令外資及港資對投資內地卻步，如此恐怕難以讓香港及港企繼續以過往模式「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至於幫助中國內地企業「走出去」，香港無疑是內地企業「走出去」和國際資本進出內地的重要通道，可成為內企「走出去」的樞紐及跳板；但畢竟只有少數公司和人員有機會及條件助內企「出海」。而且，助內企「走出去」之後，亦不見得香港可保有什麼角色，且不說大部分港企的規模都不夠大，根本不具備條件在新一輪「出海」浪潮中分一杯羹，令這一輪「走出去」浪潮可能淪為一次過及曇花一現的機會。

在最壞的情况下，香港的大格局已經偏離了原本的軸線與設計。未來前景很可能遠比我們之前想像的嚴峻，已不再是一個只計較外界對香港看法的程度，亦超越當前各界熱議的發展與改革的範疇。我們必須設想在難以吸收外資及取得國家助力，特區政府自身又財困之下，香港如何走下去。

儘管目前國家的對策可能只屬見步行步，但總算意識到必須作出「經濟續命」之舉。相反，香港政界仍空有自信，每天反覆重複着空泛的政治口號，對眼下危機視若無睹，與現實完全脫節，情况令人擔憂。

第二次產業空心化

長久以來，特區政府缺乏明確與積極的產業政策，令過去30多年香港經濟及產業結構逐漸單一化；今天才硬着頭皮發展新產業，為時已晚。此外，產業結構失衡，也造成了產業空心化（hollowing out）──以前製造業北移，令本港出現了第一次產業空心化；而疫後港人北上消費及旅遊業不振，令不少本地餐飲業和零售業者一蹶不振，甚至出現結業潮，長此下去可導致本地餐飲業、零售業，以至其他低端服務業式微，令香港出現「第二次產業空心化」。

最新公布的本港就業數據顯示，零售業今年6月職位空缺按年跌四成，就業人數減至23.9萬，5年間就業人數及職位空缺皆下跌；零售業最新失業率為4.3%，比整體失業率3%顯著為高，是2022年底以來高位。

上述數據顯示，第二次產業空心化的危機可能已經開始浮現。假如行業持續萎縮，將對本港就業市場──特別是低技術勞動人口──造成很大衝擊，可導致管治危機。

本港高端服務業的情况也好不到哪裏。隨着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下降、IPO（首次公開招股）數量大減，現在已不止是iBanker（投資銀行家）失業那麼簡單，連帶與金融行業相關的專業人士也面臨失業潮；一些工作以至工種，可能永遠也不會恢復和重現，前景相當嚴峻。而其後果基本上與產業空心化無異，包括中產階級萎縮、貧富懸殊加劇、經濟增長放緩等。當局不能以失業率低、市場充分就業為由，對這些新常態、新現實置若罔聞。

香港勢暴露於「紅海」中

以上種種現象，相信也是香港大格局面臨質變的反映。這次轉折的近因，固然是內地經濟環境惡化，但更根本的原因恐怕是今後內地難以再一次為香港提供如過往的機遇。相反，香港被內地經濟體量蠶食、擠壓及「內捲」的機會，卻愈來愈大，已難以寄望再受惠於內地的支持，而這很大程度正是幾十年來香港的韌性（resilience）所在。一旦失去這根本，目前尚未實現產業升級與轉型的香港，勢將暴露在風高浪急的紅海（Red Ocean）之中，面臨更殘酷的現實與競爭。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香港政策研究所中美關係與香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民主思路總幹事及新民黨政策總裁。現主要從事中西戰略思想及其融合、孫子、老子及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美關係及香港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其專欄評論文章定期刊登於香港《明報》筆陣及《a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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