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香港的官渡時刻

隨着特首林鄭月娥宣布無限期暫緩修訂《逃犯條例》，香港總算是渡過了最危險的時刻。如今林鄭功敗垂成，人們肯定會以成敗論英雄，說她剛愎自用、百萬人的民意力量勢不可擋云云，認為林鄭的失敗早已注定。但只要細心回想起來，林鄭修例一役就如同官渡之戰，戰後誰都說曹操英明神武，袁紹優柔寡斷，甚至愚蠢，但事實上當時曹操只能勉強守住官渡這最後一道防線，只剩下一個月糧草，情况岌岌可危，袁紹只消攻破這道防線，或等曹軍糧盡，便可席捲許都，一舉消滅曹操；而曹操奇襲烏巢，實際上也是別無良策之下的孤注一擲，最終僥倖成功而已──回到香港的情况，其實林鄭距離成功只差一線，只是中央在最後關頭喝停了她而已，要不然香港勢已淪陷。

香港命運懸於一線

筆者在此只是想指出，史書上所記載的兵謀及勝因，說穿了其實大多是事後揣測的附會之談，不能盡信。正如史家呂思勉所言：「袁紹是曹操的大敵，不但地廣兵強，在社會上聲望很高，勢力極大，即論其才具，在當時群雄中，亦當首屈一指」──這與他在敗亡後被貶得一文不值的歷史形象大相逕庭。儘管如此，歷史卻不可能是一無是處── 一些重大事件的前因後果，總是有迹可尋的，而林鄭於修例一役中失敗的過程，實與官渡之戰的經過與結果暗合，有值得參考的地方。

漢獻帝建安四年（199年），袁紹攻滅公孫瓚，據有幽、冀、青、并四州，黃河以北皆屬袁紹，無後顧之憂，遂挑選精銳步兵10萬、騎兵1萬，另有胡騎8000，於次年2月展開攻勢，討伐曹操。曹操無論在兵力或裝備上皆處劣勢，同時四面受敵，唯獨兵質佔優。

戰前曹操謀臣荀彧與郭嘉分析了曹操和袁紹人品之間的十勝十敗，當中有幾點道出了袁紹與林鄭的一些性格缺點，包括袁紹表面寬容內心狹隘，不相信他所用之人，擔任要職的都是他的親屬；袁紹看見貧窮之人就面露憐憫之色，看不到的就不管，這就是所謂的婦人之仁；袁紹的部下爭權奪利，互相誣陷；袁紹喜歡虛張聲勢，不懂兵法。這些分析不僅堅定了曹操的信念，更在宣傳戰中贏了漂亮的一仗；大家也試想想，假如林鄭的形象與處事作風不是那麼易為人詬病，又怎會惹來200萬人上街，人們對她的憤怒甚至超過反修例本身？

孤軍深入 自絕退路

即使在戰局發展方面，官渡之戰與修例一役也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在袁曹兩軍在官渡對峙之前，在優勢袁紹軍南下的過程中，發生了白馬之戰和延津之戰等一系列戰鬥。熟悉三國的讀者也知道，關羽在白馬與延津斬殺袁軍大將顏良、文醜，令袁軍大為震動。箇中原因除了關羽神勇之外，更重要的是顏良文醜之軍皆渡河並孤軍深入，顏良更是久攻白馬不下、頓兵城下，最後被曹軍逐個擊破。

這就像林鄭政府在修例初期，在還未準備好解說工作的時候，便叫建制派人士用一些似是而非、站不住腳的理由來硬撐修例，這跟命令顏良文醜渡河孤軍深入敵陣無異，最後白白被反對人士逐個擊破，損兵折將，令政府在序盤的宣傳戰中完全處於下風，埋下了6月9日大遊行與修例最後失敗的伏線。

雖然袁軍初戰失利，但兵力仍佔優勢，於是曹操只好放棄前線據點還軍官渡，而袁軍則繼續南下，情况有如林鄭初戰失利，但仍擁有立法會內建制派的大多數票，以及中央及中聯辦的支持，無損其根本優勢。之不過，早在袁紹親率大軍渡河南下之前，謀士沮授曾勸阻他，指大軍渡河南下，萬一失利，大家就沒有退路了，可是出名「不用、不聽、不從」的袁紹不聽他勸告，一意孤行。筆者相信林鄭身邊應該沒有像沮授這樣的一個人物，但林鄭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與袁紹貿然率大軍渡河南下沒有兩樣，完全沒有考慮到兵敗無退路將導致全軍覆滅的危機。

林鄭的「烏巢時刻」

袁曹兩軍在官渡對峙並多次交鋒，但袁軍就是怎樣也攻不下官渡防線，後來許攸投奔曹操，告訴曹操袁軍運糧車1萬餘輛在烏巢，守備不嚴，勸他派輕兵偷襲，焚毁袁軍糧草，袁紹大軍便會自行潰散。

袁紹聽到曹操偷襲烏巢的消息，便迎來了三國歷史中一個最重要的分叉點：究竟應該先援救烏巢，還是趁機攻下曹操官渡大營？最終袁紹決定派輕兵援救烏巢，派重兵進攻曹軍大營。

林鄭的心態與袁紹幾乎如出一轍：她選擇無視100萬人上街，希望在立法會快刀斬亂麻一舉通過修例，可是她沒有顧及她背後的權力基礎已開始出現變化這事實，一心認為只要修例通過，其他一切問題將迎刃而解。然而中央已察覺勢色不對、事態失控，而且建制派一定也在狂打林鄭小報告，令她的「糧草」盡毁，最後落得如袁軍般的下場──既攻不下曹軍大營（修例），烏巢的軍糧也盡為曹操燒毁，軍心震動，全面崩潰，袁紹棄軍北走，袁軍殘部全部投降。

不過林鄭在修例一役中的考量與手法，可能更像三國架空歷史漫畫《火鳳燎原》中，屬袁氏一族的袁方（虛構人物）的計謀：他希望藉火燒烏巢一舉剷除袁氏內部的反對勢力，並一併消滅曹操，實行一石兩鳥，但計謀最後卻被識破，自己更被刺殺身亡。

香港精神的重生

《中國歷代戰爭史》提到官渡之戰中曹操用人謀之力，終於戰勝優其數倍之袁紹，引起南陽在野諸儒生「人定勝天」之信心，遂以其政治興趣而策定三分天下之計劃，此在諸葛亮《隆中對》中可以見之。同樣地，林鄭在《逃犯條例》修例中功敗垂成，也徹底打破了香港長年的政治悶局，讓港人從無力感與絕望中蘇醒過來，重燃起「人定勝天」之信心，為香港注入新的希望與精神──在窮途末路中，又見柳暗花明。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袁彌昌，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博士，現為香港大學政治及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著有Deciphering Sun Tzu: How to Read “The Art of War” （牛津大學出版社），其專欄文章定期於《明報》筆陣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