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從網絡，還是回歸文字？──從社會運動時期的一幅油畫說起

古兆申先生過世後，他的老朋友整理了他近年的文章，打算編輯成書，其中一篇名為〈雨傘運動與手機世代〉的文章勾起了我的懷念和思考。該文寫於2014年，其時「雨傘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古先生對社交媒體和手機世代深有感觸，寫下此文。

重看這篇文章，令我聯想起社會運動時期，出現在臉書（Facebook）上的一幅油畫──《珍·葛雷的死刑》（The Execution of Lady Jane Grey）。透過對這幅油畫的理性分析，有助理解社交網絡之諸般弊端，以及盲從畫面的無知荒謬。如果言之成理，本文也可作為古先生鴻文的一個新註腳。

3年前社會運動最嚴峻之時，沈旭暉副教授在Facebook上貼出一幅油畫，畫作地點是500年前倫敦塔的一個地下室，正中是一位身穿純白衣裙的妙齡少女，雙眼被蒙，神情惶恐，正走上受刑台。手持斧頭的劊子手目無表情，一旁的女僕神情哀傷，偏過頭去，不忍卒視。青年導師將儈子手比擬為香港政府和警察，而那位悲慘少女，則代表了被政府逮捕和指控的青年們。該帖文一出，相當煽情，引來萬人熱烈留言，群情洶湧。

網絡時代，往往一張相片，一張油畫，甚至區區一個標題，就能泛起滔天巨浪，撥動情緒，左右「民意」。但最終我們還是要回到現實，認清真相。

這幅油畫說的是什麽呢？它描述的是16世紀中葉，發生在英國的一場充滿血腥的王位爭奪事件。英王亨利八世有二女一子，他去世後，將王位傳給年僅8歲的愛德華王子。愛德華自小多病，7年後就病逝了。在他死前，想將王位交給同樣宗教立場（聖公會）的二姐伊莉莎伯，以免落入信奉天主教的大姐瑪麗之手。但諸般限制下，他最終將王位交給了自己的童年玩伴──表妹珍妮（Lady Jane Grey）手上。

年僅15歲的珍妮毫無野心，性好讀書，而且剛剛新婚，卻無緣無故成了英國國王。

愛德華一死，野心勃勃的大姐瑪麗（即「血腥瑪麗」）發動政變，成功奪取權位。她將珍尼夫婦囚於倫敦塔，旋即以叛國罪予以斬頭死刑，其親人全被處決。珍妮由登基到被殺，不過短短9天，就成為無辜的政治犧牲品。珍妮之登位，是被幕後勢力捧上去的，包括想借此獨攬大權的攝政王諾森伯蘭公爵，更包括不諳世故，不懂政治為何物的表弟愛德華。這幅畫所描繪的，就是15歲的珍妮在倫敦塔被斬首的場景。

沈副教授的引用有何不妥呢？我們可以從歷史事實和創作背景兩方面去「解構」。

不符歷史事實的引用

首先，他將珍妮比擬為那些充滿理想，為「革命」抛頭顱、灑熱血的有為青年。但現實中珍妮卻是一個不懂世事，被無端捲入成人政治鬥爭的未成年少女，如此類比，毫不相關；此外，這並非由上至下的暴政欺壓事件，而是上層宮廷權力爭奪，並無平民被迫害的元素，青年導師將之類比於「暴政」政府，也是張冠李戴，亂扣帽子，用心相當險惡。

如果真要將壞人揪出，那些壞人就是該次政治鬥爭中的每一位成年人，包括利用珍妮的攝政王諾森伯蘭公爵和奪取權位的瑪麗公主，也包括那些不顧珍妮死活，見風使舵的王公大臣。就是這些人，把無辜無助的少女珍妮推向死亡深淵。這裏面並沒有熱血青年，只有身不由己，思想單純的無辜少女。故此，將該油畫來類比香港政局，毫無關聯，且極不妥當，但用來煽動情緒和挑起仇恨，卻絕對成功，無需成本。

無視創作背景的引用

珍妮死後300多年，法國畫家保羅·德拉羅什（Hippolyte-Paul Delaroche）創作了此畫，但他並非爲了重現歷史場景，而是刻意布局，希冀在沙龍比賽中獲獎，從而名利雙收。根據英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的專家研究，此畫有三大「創作」特徵：一，地點和場景不符歷史事實；二，内容迎合觀衆偏好；三，構圖和主題刻意撩起法國人對法國大革命的記憶，以冀達到「吸睛」效果。

不出所料，這幅精心布局的油畫在展出時極受歡迎，德拉羅什也爆得大名。但他死後，聲望迅速下降，輿論如此評價，「繪畫在他手中變成了說故事的工具，成爲文學的幽靈和傀儡」。

德拉羅什生前在事業上刻意布局，用心經營，卻沒有想到，自己的聲望在他死後會如此沉寂；他更沒想到，200年後在1萬公里外的東方小島，竟然有位香港「知音」利用自己的名作，挑起了煽情，鼓動了激憤，左右了判斷，雖然很多人連自己的名字也從未聽過。

古兆申的擔憂

古先生認爲，只有文字和閲讀，才能發揮頭腦中的想象力，帶領我們進入認真深入的思考。影像和圖片直白簡單，卻是支離破碎和相當片面，很容易弱化我們的理解與判斷力。可是在「雨傘運動」中，資訊科技所營造的虛擬力量，成爲這場運動的主要特色和動力，

「……煽情、造假、抹黑，變成此次運動最重要的手段。手機的方便與迅速，更把這類負面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幾秒之間，假象變為事實、偏見變為正確、意識形態變為真理」。

「如果我們的青年人一直停留在『雨傘運動』這一批手機族的水平，香港的前景令人十分擔憂。」

4年後，香港爆發了那一場以年輕人爲生力軍，比雨傘運動規模更大，影響更深，直接影響香港前途及命運的社會運動。層出不窮的圖片和影像在網上肆意散發，不斷傳播，影響着人們的思維，包括這幅200年前的油畫。

盲信網絡、知識貧乏的新時代

美國語言學教授Naomi S. Baron的著作《數字世界中閱讀的命運》中，揭示了網絡世界對書寫的巨大衝擊，瀏覽代替了閲讀，從而降低了人類思維、反省和表達的能力；Mark Bauerlein在《最愚笨的一代》指出，美國大學生整體素質下降，語言能力減弱，專注力喪失和知識貧乏，「卻以爲一機在手，萬事皆曉，自信心爆棚」。

著名作家Susan Jacoby在《美國的無理性時代》一書中，指出當今美國的反智主義是史無前例的嚴重，體現在對於無知的「毫無羞恥感」，並漠視理性和客觀真理，而網絡就是背後的強大黑手。

無獨有偶，2021年內地官媒《新華每日電訊》發表了評論文章，稱「文字失語」（失去自如地用文字表達想法的能力）已成為嚴重社會問題。在問卷調查中，近八成受訪者覺得自己的語言愈趨貧乏，評論直指這是「重視頻/畫面，輕文字」所帶來「停思、無思、文字斷片」的惡果。文章呼籲戒除對網語和表情包的依賴，多用完整文字表達。

我們的香港又是如何的呢？古兆申先生有以下觀察：

「香港是世界上最不喜歡讀書的城市之一……熱衷上網的人，都是圖個方便，沒有時間去全面瀏覽，更無意去識別和認證真偽。他們只挑最簡短的看，甚至只看大標題和圖片。這種『方便法門』已成為大多數人獲得資訊、了解事實、進行判斷、決定立場和行動的唯一辦法及習慣……」

「在這場運動中，許多人看到的都是網上亂發的資訊，然後挑選符合自己立場的口號或宣傳圖片，深信不疑。而且還熱心地不斷轉發，以擴大其影響力。於是大部分討論都失去了實事求是的理性，爭議都變成了感情用事的立場表達。」

他的預測是：「雨傘運動中青年人的偏狹、狂妄、非理性和破壞法紀，預示了類似的災難。本港青年如果不了解自己的問題所在，他們能爭取到的，只能是民主遊戲下災難性的後果。」

文章最後，他有如斯建議：

「手機世代多半會想，Google一下答案就出來了，又何必花時間去讀書呢？但資訊並不等於學問、思想和智慧。後者包涵了道德、理念和哲學，以及對個體生命和人類整體有益的重要價值。這些元素，可以塑造我們的人格和精神，加深我們觀察及思考事物的廣度和深度。如果我們缺乏這樣的基本功，我們就無從分辨互聯網信息的好壞真偽，更枉論對社會、政治現實的正確觀察。」

執筆至此，我不禁想起了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的文學大家王鼎鈞的一段沉痛話語：

「大時代的青年是資本，是工具。我們振翅時，空中多少羅網；我們奔馳時，路標上多少錯字；我們睡眠時，棉絮裏多少蒺藜；我們受表揚時，玫瑰裏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時，早有人為你準備好墓誌銘。天曉得，因為熱血，多麼狹隘的視界，多麼簡單的思考，多了麼僵硬的性情，多麼殘酷的判斷，多麼大的反挫，多麼苦的果報。」（《關山奪路》，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