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凶險是天災假手於人禍的危局；而戰爭，發動者滿懷自信，一旦失去理智，永遠只能釀成勝負雙方的悲劇。
幾年來我們置身於疫症的生死邊緣，失去了生活常態。新年伊始，一個和平較量的運動會剛完結，歐洲兩國之間的戰火陰霾就籠罩全球。解決天災人禍仍未見曙光，實在令人氣餒，不過沉著反思，或可視為人間倫理的考驗。
疫癘猖獗 人我無別
在平常的日子裏，我們走過醫院附近，可以憑着路人的衣裝神態辨識誰是求診者，誰是醫護人員，誰是後勤職工，誰是探病親友，誰是過客。雖然身處醫院旁邊，大家總會放心，因為覺得不幸者都得到專業團隊的照顧，他們的病患不會飄移到路人的身上。
至於社區的貧困戶，只有媒體的偶然報道，或者讓他們在籌款晚會亮相表達感恩之情，只要我們在慈善團體的賣旗日慷慨解囊，就可以天下太平，問心無愧地追星，或者追夢。
可是在疫癘猖獗無差別肆虐之際，任何人都可能是病人，任何人也可以是病人身旁的支援者。路過醫院，除了感到恐慌無奈，就是足以令人回歸現實的覺醒。
當族群的整體危機降臨，首先要保護的，應該是生命狀態無可選擇的老弱婦孺，和人生難免的鰥寡孤獨。而擔當者，論權責，是在上位的達官貴人；論專業，是受過訓練的醫護員工和知識分子；論身分，是父母兄長成年之輩。
後者的慈愛之心是前二者的底蘊──當權者須愛民如子，禮賢下士，以戒慎恐懼之心籌謀調度，化解危機；各界專業須以「老吾老，幼吾幼」一視同仁的初心踐行職務，建言極諫──這是庶民身陷絕境的唯一盼望。而身為社會的一分子，任何人除了保護自身利益，更要關顧社會福祉，在個人與群體之間有所折衷，共同渡過難關，徐圖後計。
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下同舟共濟並不涉及冒犯或歧視。當然，在上位者的誠信與能力、各行各業的操守和質素，不是少數人說了算的。政府必須在恆常的日子奠定民望，確立規範，接受持份者的監察與制衡，否則剛愎自用，進退失據，必然落得眾叛親離、人心渙散、民憤滔天的下場。
天災人禍 誰能倖免
關於戰爭，我們大多數都是倖存者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只憑他人的記述或虛擬的創作有所知聞，與路過醫院的觀察和感受截然不同。縱使戰爭的災難發生於同一世代，身處現場與隔岸觀火完全是兩回事。我們要了解戰事的緣起和感受戰場的血腥，只能靠傳媒的報道。
不過現代社會媒體氾濫而我們的時間有限，參戰國各有各的說法，甚至以「語言藝術」掩飾侵略的本質，以戲劇性的文藝宣傳號召天下（註1），或以假新聞凝聚參戰的民心士氣（註2），而網絡紅人各有各的論述，我們怎樣才可以理解真相，對侵略者作出準確的批判，對被侵略者作出適切的支援，並在危局中看到調解的希望，是這個紛亂時代的大難題。
曾聽過一種類似「演化論」的說法──「有破壞才有建設」。這是回顧歷史、接受現實的事後因果判斷。對於戰爭，或可視為經歷悲慘局面療癒創傷的安慰。不過，「有A才有B」的判詞公道嗎？而且「破壞」可以是理性而取得廣泛認同的過渡規劃，也可以是任性而獨斷的卑劣行為。而所謂「建設」，對後世的收成者來說，或可額手稱慶，但傷物而且殺人的「建設計劃」是誰通過的？勝負雙方的犧牲者有選擇嗎？
在傳媒上看到當代難民的衣裝打扮，與二戰期間的難民相比，時代真的進步了。不過戰地逃亡只有原始的惶恐掙扎，任何裝扮都不能沖淡兵連禍結的慘況。至於戰場上的犧牲者，更只留下傳媒不忍發布的肖像。
戰爭的荒謬在於發動者以自身的安全發展為藉口，為你欺凌的敵人提供殺害你的理由。而更荒謬的是，那個「你」原來是分等級的──就參戰國而言，豪氣干雲的政客高高在上，衝鋒陷陣的勇士戰死沙場。神聖任務的犧牲者留下英雄的碑記；苟存性命的，穿着榮譽的獨腳鞋拐步餘生（註3）。
就地緣政治而言，遠隔重洋的大國出謀劃策，提供物力，「你」出盡男女子弟兵，「我」只關心能源供應與股價調整，甚至連接收難民的數量也與國力不成比例……
在天災與人禍之間，我們上的每一課都付出沉重的代價。究竟什麼時候才可以畢業，放一個沒有病毒和硝煙，名副其實的暑假？
註釋：
1. 〈轟炸巴黎！烏克蘭發佈合成影片 再次要求北約設立「禁飛區」〉（2022年3月14日網版《香港01》）
2. 〈與俄大打假資訊戰 專家：烏冀塑英雄振軍心〉（2022年3月6日《明報》）
3. 1979年中越戰爭後，有內地新聞報導，上海有鞋店出售單腳鞋，為失去一條腿的傷兵提供方便。因為當年只有實體報紙，今天在網絡上很難翻查這些訊息，只能靠當年人寫回憶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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