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人工智慧（AI）技術的快速發展，教育領域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革。AI技術已廣泛應用於教學內容開發、學生學習輔助及教育評估中。這些技術不僅改變了傳統的教學模式，也對教材出版機制帶來深遠影響。
香港教育出版專業協會7月17日舉辦「AI教育應用對教材出版機制影響」座談會，教育出版專業協會會長黃旌表示，面對轉型時期，教育界不但要推進人才建設，還需要落實中央政府定下的「科教興國」策略，香港須藉以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推動科技與教育相結合，為新興學子鋪成康莊大道。
呂大樂：開發電子教材 成本壓力大
香港教育大學客席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博士點出，教育出版並非單純印刷課本，核心價值在於為教師和學生提供專業的教材和支援，所以其出版流程與一般書籍不同，最大的差異在於其增值過程：除基本的策劃、編輯外，還有送審、售後跟進等工作。同時，教科書從策劃到出版需要長達三年，期間出版社的編輯和營銷人員需要不斷探訪學校，了解最新的教學趨勢和需求，改進出版物以協助學校提升教學效益。
呂大樂表示，今天學校和家長是以課本內容及素質選書，因此教科書的價值高低不只在於價格，還要配合全方位多元化教學。業界除了出版中、英文印刷及電子課本外，更要從老師和學生的角度出發，去編輯輔助教材，除了紙張、印刷費用外，開發電子書、學習和教學平台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壓力不少。
他認為，政府近十年來大力推動發展電子教學，可是學界仍然在摸索如何掌握電子及紙本教學，本地學校依然非常倚賴紙本教材。外界一般認為推動電子教學有助環保和降低教材售價，但事實上電子教材的開發成本龐大，出版社需要跨界發展、大幅增加成本引入技術，同時製作紙本和電子教學資源。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結構和制度的挑戰，包括學生人口下降、生產周期和送檢制度所帶來的壓力，以及運用AI技術衍生的版權問題，都為教育出版業帶來巨大挑戰。
他舉例，幾年前對學生而言，寫作3000至5000字的文章是十分艱難的，現如今卻成了最為簡單的事，借助AI的能力往往能給出一些合乎邏輯，但自己看不懂的學術內容；在引用了他人的文獻時，或許存在捏造的成分。他坦言，筆試成為了目前分辨學生高下最為有效的方法。呂教授呼籲，社會正視教材製作的隱性成本同時，也需要注意如何培養好學生使用AI時正確的版權意識。
鄧飛：AI宜作輔助 但不要迷信
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會長鄧飛指出，自2023年ChatGPT面世後，高校教育借助AI的例子愈來愈多，內地個別高校也研究出給教學使用的AI程式，確實十分先進，有助因材施教。但是他也強調，使用AI也有風險，呼籲大家「不要迷信AI」。
他舉例，對標課程綱要上AI實際運作並不容易，面對多人數、高輸入的需求時，一些個人AI帳戶進行學情分析的能力有限；AI也常常出現「討好型人格」，即順着提問者的立場來立論和堆砌論述，其中引用的資料可能存在大量編造的成分，因此生成錯誤或片面的資訊；而專業出版機構提供的教材經過嚴謹審核，內容具權威，品質更有保障。他強調AI應作為輔助工具，而非用來取代傳統教材。
鄧飛也認為，AI在香港高等教育界的輔助技術尚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也希望在未來可以打通香港與內地的教育資源交流渠道，推動雙方更多的交流，達致「內聯外通、多項並進」，推動AI工具能夠形成更為嚴謹的邏輯，變得更為高效、精準，做到「對症下藥」。
戴希立：面臨人才、成本壓力 須官產學研協作
田家炳基金會副主席、資深校長戴希立也同意，學生數量持續減少致使市場規模收縮，直接削弱了製作環節的規模效應，每當開發新教科書時，單元成本難以通過規模化生產分攤，進而產生價格上漲壓力。長此以往，出版社須更嚴格管控成本，卻可能導致研發投入縮減。
其次，疫情叠加科技發展影響下，學與教的進一步電子化乃大勢所趨，然而，本港教育出版業現有的生態與結構，卻不利於出版社全面投入參與拓展教科書出版的電子化，當下需要應對的，不僅是行業發展的難題，更是圍繞中小學教材、學材體系的整體變革。此外，當前出版行業正面臨嚴峻的人才短缺，已對行業中長遠發展構成顯著威脅，招聘人才的難度更呈加劇之勢。
他提出，官、產、學、研四方要協作，建議政府主導建立新機制，促進各方合作，提升教材素質，同時須加強版權保護與AI素養教育。同時，政府應調撥資源支持出版界，建立平台供學校選擇優質教材，從而減輕家長的負擔。
戴希立強調，AI的應用雖然豐富了教學資源、便利教學，但也為保障知識產權帶來了挑戰，政府需要制定有關法例，保證各方充分協商且堅守出版界的共同原則：一是保證優質出版，保護學習環境；二是更為深入地推動科學化研究；三是保證良性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