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錯的是你，還是大腦？

上周去美國參加認知神經學的年會時，發現到處都有人在談神經犯罪學。我很高興法律跟腦科學終於結合起來了，因為法律是穩定社會最有力的工具，法官需要知道人的行為怎麼來的。

大腦病變會影響行為

過去認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要為自己行為負責，現在發現大腦病變，如長瘤，會影響行為，尤其當認知和情緒在角力時，這內隱的力量會左右人的判斷。范德堡大學最近掃瞄法官的大腦，想了解他們在判決時的大腦情形。

這實驗給受試者看一個道德兩難的問題：你站在鐵軌的轉盤旁邊，有一輛失控的電車朝5個在做工的人衝過去，但另一條軌道上只有1個人在做工。如果你搬動轉盤，電車會轉朝那條軌道駛去，你就救了5個人的命，請問你會搬動轉盤嗎？

另一個情境是你和一個大胖子站在天橋上，下面是軌道，你看到失控電車朝5個正在做工的人衝去。若你把這個大胖子推下去，他的體重可以阻擋電車前進，你就救了那5個人，請問你會推他下去嗎？

實驗發現大部分人不會去推那個胖子下去，因為那是謀殺，但是會去搬轉盤，因為5條命大於一條命。在第一個情境，掌管解決問題和自我控制的前額葉背側皮質活化起來；在第二種情況，大腦的情緒中心活化起來，人們猶豫是否可以故意去殺人。

人的意志受情緒潛在力量控制

這實驗表示人的理智和情緒，常常不自覺在做拉鋸戰。假如人的意志會受到情緒潛在力量的控制，表示人並沒有自由意志，對行為就不應負全責，因此法律的重心應從懲罰（punish）轉移到復健（re-habilitation）。

現在很多律師用大腦長瘤，來替當事人脫罪，1991年紐約富商溫斯坦把太太從12樓丟下去，這分明是謀殺，但律師用他大腦長瘤的理由，使死罪變成誤殺罪，只判7年到21年的刑（幸好他要假釋時，假釋委員也用這理由拒絕：你因腦瘤而殺人，現在這瘤還在，你怎可假釋出獄再害人？他最後關了18年）。所以現代法官的大腦知識很重要，他們如何看待犯罪原因，會嚴重影響社會安定。

台灣法官判太陽花學運的被告都無罪，或許我們也該掃瞄一下他們的大腦，了解一下為什麼會這樣判。

原刊於《天下雜誌》，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洪 蘭

現任中央大學講座教授、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講座教授、台北醫學大學講座教授。1969年台灣大學畢業後，即赴美留學，取得加州大學實驗心理學博士學位。曾在耶魯大學哈斯金實驗室及加州大學爾灣醫學院神經科接受博士後訓練，之後進入聖地牙哥沙克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員，並於加州大學河濱校區擔任研究教授。1992年回台任教於中正大學心理所，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創所所長； 研究、講學之餘，致力科普書籍的譯作，已翻譯50多本生物科技及心理學方面的好書。近年來有感於教育是國家的根本，而閱讀是教育的根本，更致力於閱讀習慣的推廣，足跡遍及台灣近千所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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