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回歸勢走新加坡路線
北京是在去年11月香港社會運動期間，決定要把國安法拿到香港實施的。這象徵着第一階段回歸的結束，非另闢途徑不可。原因是97後的頭22年裏，北京對香港所作的折衷，不但沒有換到港人認祖歸宗，反而被反對派利用來散播分離主義；以致新一代的香港人，不但反共，而且抗中。他們不但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全面排斥中國。連內地人來港購物，這類非政治性的行為也不接受。若香港朝這個方向發展下去，香港勢將從中國的母體撕裂出去。北京不可能容許香港沿着這個方向走下去。這導致北京非搞第二次回歸不可。
北京之所以容許香港在回歸後行一套完全不一樣的制度是有前提的：第一是想讓長期習慣在西方社會生活的香港人可以回歸得平順一些；第二是想香港繼續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補內地體制上的不足。然而，回歸以來，反對派所做的，都是在令這兩個前提難以立足。那反對派成功之時，亦將是香港原有一國兩制失去根基之時。香港的回歸模式勢將變質。
幸好，北京並沒有完全放棄一國兩制，只是要在香港行國安法，以補首次回歸在建制上的不足。這樣，北京才可以做更多之前做不到的事情。既然，反對派視北京提供的讓步為假民主，那我估計北京就只好仿照新加坡行真集權。
《基本法》是八十年代初制訂的，當時中國還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共領導人對中國將來可行的模式仍未看得很清楚，仍願意仿照西方的制度在香港作點嘗試。現在他們應該更清楚，當初李光耀給他們的意見是正確的。
新加坡在建國初期，李光耀就態度鮮明地堅決不行西方的民主制度。他封殺反對黨，不許公民力量冒頭，把教育與傳媒都嚴控在政府手裏。他清理公務員隊伍，包括司法系統裏面的人，以確保政府的一切行徑都與李光耀理念一致。李光耀認為，一個新的政治體系，在建設自己的制度初期，是不得不這樣做的。如果不這樣做是風險很大的。新加坡沒有條件冒這樣的風險，所以他非這樣做不可。
中共的領導人當年為了順應西方的標準，亦為了向民主派招安，於是讓香港去冒這種風險，結果證明後果嚴重，所以不得不借國安法回頭行新加坡路線。
我曾與金融界的朋友談起這件事，他們也意識到中共會行李光耀的路線；但他們不想慢慢變，而是想一次過把二次回歸的方案說清楚。這樣就一次過動盪完畢，而不是一路變，一路幻想還會怎樣變。他們認為一次過公布整套方案，反可避免悲觀情緒過度蔓延。
他們認為，新加坡雖然中央集權，但是仍有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制度，仍行普通法，以及有一定的人身自由與外匯流通，所以新加坡的經濟一樣有得發展，大部分人都生活得不錯。他們最擔心的，是香港的反對派反應過劇，結果逼習近平學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那般進行更嚴厲的整頓。
二次回歸將不容公務員與政府對立
香港的傳媒較關注的是，法案的具體條文將會怎樣寫，而我則更關注法案通過的象徵意義。
我認為這次立法象徵着，香港回歸已進入第二階段，北京對港將推行與回歸第一階段完全不一樣的治港策略。
在北京看來，既然回歸第一階段所作的實質讓步（譬如：容許外籍人士當法官，讓香港有自己的終審庭，以及讓香港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等），都一一被反對派視作假法治、假民主，而換不到順利回歸；那就不如學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國初期那樣搞真集權。
因此，我認為，北京今次立法目的，除了想懲處那些出賣國家利益的違法分子之外，更在於要為回歸第二階段即將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提供法律依據。政府第一步會做的，我認為將會是清理公務員隊伍。
任何一個政府，都需要一支聽從指揮的公務員隊伍，以推行政府制訂的政策。但回歸以來，反對派都以公務員要嚴守中立為名，引導公務員拒絕執行帶有政治色彩的政府政策。這等同廢了政府的施政能力。
其實，西方政府一樣不會容許公務員不效忠政府，以及違背上級的指令。所謂公務員中立，只是指在出現政黨輪替的時候，公務員並不需要集體辭職，而是可以繼續留任，服務不同的政黨。這是因為，這類政黨輪替是在同一部憲法下產生；無論由哪個政黨執政，社會都不會出現根本性的變化。所以，公務員只需效忠憲法，就可以同時效忠按憲法產生的新一屆政府。
不過，一旦出現革命或政變，新掌權者變成是以違憲方式上台的，原有的公務員就失去了效忠的對象，導致新掌權者非另立新憲法不可，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當然不會把英國留下的公務員照單全收，而是會在原有的公務員隊伍裏安插自己的親信，並把不認同自己治國理念的公務員徹底清洗出去。即使是在基層工作的公務員，李光耀亦要求他們旗幟鮮明地擁護新加坡政府。誰想維持中立，誰就不容留在公務員系統。
我相信，回歸進入第二階段後，特區政府也只能行這一套。這不妨礙香港人可以有不同的政治取態，代價是若要持與特區政府相反的政治立場的話，特區政府就不會聘用你。情況就有如一個人如果想入壹傳媒工作的話，就不宜讓公司知道你是一個忠實的建制派。
香港的反對派很天真，他們會說不認同這種理念；但世界有自己運行的規律，強如美國，亦不是什麼都由美國說了算。香港人如果想留下來生活，就得客觀地評估真實的形勢，而不是聽從反對派的主觀瞎猜；事實證明，反對派之前的很多預期都是失誤的。
回歸第二階段北京角色更重
港版國安法的推出，標誌着香港回歸進入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的一個特色，是北京會對香港事務有更多的參與。用反對派的說法，是「京人治港」的比重會增加。
有人或許不喜歡我引用反對派這種說法，但我認為北京在港扮演的角色，在回歸第二階段一定會加重；這已是不可改變的現實。香港人如果不樂意看到這種情況繼續的話，應好好檢討一下，出現這種情況的前因後果，才可以避免同類情況繼續發生。
其實，在回歸初期，中央曾盡量不干預特區政府運作的。然而，中央的某些做法一樣常被反對派說成是「京人治港」、「西環治港」。現實是「京人治港」與「港人治港」在一國兩制下必然同時存在，只是比重如何罷了。
香港的特區政府是中央政府授權成立的，在有需要的時候，中央亦有權收回他之前賦予特區的權力。港人想特區政府持續擁有這些權力，唯一的途徑是令中央相信，特區政府是會善於利用這些權力，並有能力令香港發揮中央想香港發揮的特殊功能。中央如果對此感到滿意，才會放心讓香港繼續保有這些權力。
然而，香港的反對派都從回歸一開始，就以與中央抗爭作策略定位。他們試圖透過群眾運動，逼中央交出更多權力，以讓他們可以用西方的那套理念來管治香港。當中央不認同他們做法的時候，他們竟去外國，遊說外國政府向中央施壓，威脅中央政府若不順從反對派的要求的話，外國就會收回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
反對派這種做法不但沒法令中央就範，反激起中央的猜疑，認為反對派在勾結外國勢力，謀求令香港獨立於中央政府的管轄之外。這是中央政府絕對不會容忍的。
中央發覺，特區政府在制約反對勢力方面的工作遲遲做不出成績，於是只好自己出手，由人大為香港制訂港版國安法。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外國把香港從中國分離出去。
反對派說他們並沒有這個意思，但現在的問題已不是他們怎樣作辯解了，而是在於中央自己如何作判斷了。反對派最失敗的是，至今仍未弄清楚，誰對香港的發展有最終話語權。他們想借西方政府的力量去為港人爭取利益是不會有實質作用的，而且可能會有反效果。
美國再強，也只能以間接的方法來影響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但中國卻可以直接向香港落行政命令。港人的命運，誰才有更大的主導能力，我們看看國安法如何立法就知道了。
香港如果想北京將來會留更多的自主空間給香港，應設法使北京安心，而不是沿用反對派的鬥爭策略，這只會把問題愈弄愈僵。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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