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是近年香港的熱門詞──政府政策出現爭議,輿論多會認為是政府管治出了問題;冰球隊出賽播國歌時出錯,政府認為是機構管治失當,下令要冰協檢討;中文大學近年頻頻出現風波,出任中大校董的立法會議員指中大管治有嚴重問題,校董會需要改革。中大於是在去年12月成立「檢討大學校董會規模及成員組織專責小組」,並在今年4月17日提交報告。
一家機構如果平日運作正常,管治就應該算是有效;只有當危機突然發生,管治的強弱才真正受到考驗。
有評論指中大管治出現問題,源於2019年反修例風波期間,校長段崇智被指處理學生鬧事手法不當,政圈有聲音要求段崇智引咎辭職。到去年遴選校長,中大又被指程序草率、欠缺透明度,匆匆通過續聘段崇智任校長。其後,中大又繞過校董會改校徽,結果引來更大爭議。這次不但在政圈,中大校內外都有不滿呼聲,認為改校徽是「大件事」,不能「黑箱操作」。幾場風波接連發生,令中大一再陷入危機,中大管治問題於是成為眾矢之的。
關於香港高等教育管治制度的檢討,回歸之後先後有兩份報告:第一份是2002年發表的「宋達能報告」(Sutherland Report),第二份是2016年公布的「Howard Newby 報告」。兩份報告前後相隔14年,其間高等教育在各方面都出現急劇變化,而香港的政局和社會就變得更加複雜。正如Newby報告中所言:「院校面對的世界,轉趨競爭為尚、市場主導、不擇手段及牟取暴利。院校須在一切保證不再、前景難料的情况下,掙扎求存,向前邁進……在競爭日熾的環境下,院校風險及信譽風險實際上有增無減。」(頁3)
應付政治風波 不是考核大學管治的標準
競爭雖然激烈,但本地大學在面對全球化、知識爆炸,以及新科技急速發展、傳統價值觀動搖等挑戰下,8家本地政府資助大學的表現都十分出色,無論在國際排名,或各家大學在各自專精的領域內居世界前列位置。這些成就都絕不簡單。
大學的管治水平,考核標準主要是學術成就、教學素質、知識轉移、培養人才,而不是應付政治風波。如果以教育上的實際表現作指標,香港的大學管治成績絕對是在及格以上。
以最近引起連番爭議的中文大學為例,在世界大學排名及本地學生報讀方面,中大近幾年的表現都非常理想,並沒有受到過去幾場風波影響。
至於收生,本地及外來(包括內地)學生都沒有受所謂「暴大」之名的影響,報讀中大的情况非常踴躍。
雖然世界排名並不代表一切,但多少反映了國際機構對中大的評核結果。至於報讀情况,就更直接反映一家大學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如果像某些評論所指中大管治水平不濟,那麼它的成績從何而來?難道管治差劣都可以取得如此佳績?
不見任何院校管理層是搞事分子
不少評論指本地大學出現管治問題,箇中原因其實都跟政治大氣候有關。政治衝擊令大學生變得激進,特別是2019年修例觸發的政治大風暴,連特區政府都方寸大亂、進退失據,大學管理層又怎能應付得來?
環顧本地各家專上學府,我們看不出有任何一家的高層管理人員是政治搞事分子,或故意跟政府對着幹;相反,在風暴逐漸平息後,大學都表現出處處跟政府合作,無論在國安法教育、認識國情、收緊對學生組織的規管等等,大學都跟政府全面配合。這方面的管治,試問還有什麼好批評!
內地對香港高等院校的評價,比本地政界人士明顯要高得多。香港的大學近20年往內地開辦分校,蔚然成風。而開啟此風氣的先行者,是香港浸會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在珠海合辦的聯合國際學院(UIC)。其後中文大學在深圳辦分校,短短10年之間,深圳中大在廣東省內已經成為名校。香港大學則在深圳開辦醫院,也取得可觀成績。此外,港大跟其他幾家香港的受資助大學都已紛紛「落戶」,在深圳覓地建分校。
香港的大學「北向發展」,都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全力支持,原因是內地認可香港的專上教育水準高、科研實力強、管治水平好。在國家銳意推動高等教育現代化、多元化發展,要培養更多國際化人才時,香港的經驗和成績都成為內地借鑑的對象(一篇很好的參考文章:〈港大、港中大、港浸大、港科大紛紛佈局內地──港校北上,將如何影響高等教育格局?〉,2023 年1 月10日《羊城晚報》)。
國家建設一流大學 香港經驗彌足珍貴
國家要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就需要建立一流的大學、培養一流的人才。在現代科技文明下,大學是「三新」的泉源──新觀念、新知識、新型人才。現代社會科技化程度愈高,大學在這3方面發揮的作用就愈大。香港的大學教育源自西方,最初是英國(香港大學就是按英國高教體制而建立),後來是美國(中文大學的制度主要是美式,如學分制、4年制),而且在學術發展上,香港一直跟西方國家保持密切連繫,令本地大學保持着國際化、西化及現代化特色。國家要發展一流大學,香港這些經驗彌足珍貴。
內地對引進人才及選派學生往外國學習,香港高等學府都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改革開放初期,內地跟外國斷絕了交往數十年,高等教育對外交流,主要就是通過香港的大學。中大在國家開放初期,就安排了不少內地年輕學者先到香港,習慣了跟內地不同的生活方式之後,就啟程赴外國留學。香港在這過程中,儼然成為內地與國際開展人才、知識交流的窗口和橋樑。
隨着內地對外開放程度日高,香港的作用不復當年;然而有一點內地大學仍未趕上的,是招聘國際人才。內地受體制所限,不容易招聘外國學者和研究人員。現在中國跟西方國家關係緊張,美歐的高教界跟中國交往都格外小心,害怕惹上政治麻煩。相比之下,美歐學術界人士仍然願意來港,香港的大學因此仍然能夠維持高度的國際化特色。
在大學管治風波的爭拗過程中,內地不論官員和媒體輿論都一直保持低調,不予置評;風波主角、中大校長段崇智也並未成為內地媒體的批判對象,愛國媒體反而不時報道他回內地參觀交流。國家重視人才、重視高級知識分子的貢獻,到底是學者還是政客對國家的發展作用更大,大家心知肚明!政治風暴已經過去,窮追猛打的「責任追究」,應該告一段落了!
勿因政治風暴毁香港高教支柱
正如Newby報告所言,「現今世界,良好管治就是各院校賴以長期持續向前和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頁32)。中大要改革校董會是勢所必然、無可迴避。中大校董會在4月17日公開表示,贊同專責小組報告,得出的結論是「2016年重組校董會的方案仍然合適」;報告建議校董會成員總數減少四至五成,收縮到25至34人,並大幅增加校外成員比例,以作制衡。
該報告書另一個關注點是校長任命,報告建議校長任命由「多數校董」通過,門檻提高到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現在香港要搶人才,四分之三的通過任命門檻,顯然偏高。以香港今時今日的政治氣候,任命門檻太高,不利於國際級學者來港當大學校長。
多少年來我們都相信,專家治校、院校自主、自由開放是本地高等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不能因為一場政治風暴,就把香港高等教育賴以成功的支柱毁於一旦。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