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支敦士登的繁榮之道

2016年2月在華盛頓舉行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or Liberty Conference，邀請了列支敦士登君主漢斯．亞當二世（Hans-Adam II）作演講嘉賓。於是我上網查他的資料，赫然發現普林斯頓大學有一個「列支敦士登自決研究所」（Liechtenstein Institute on Self-Determination），正是由漢斯．亞當二世牽頭成立。這個研究所並非研究列支敦士登的自決（該國本身就是獨立的），而是研究世界上的各個自決問題。

 

漢斯．亞當二世是支持個人自由的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而我們自由意志主義者認為「多數決」（majority rule）沒有任何權威性──如果有一個人在深山劈柴，突然有人走來跟他說：「喂，我們剛才投了票，多數人決定把你的柴充公！」這顯然是荒謬的。然而，漢斯．亞當二世卻經常把「民主」二字掛在口邊，為什麼呢？

 

 

在（且僅在）一個意義上，自由意志主義者是支持民主的，那就是當「民主」是指「自決」（self-determination）。正如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所言：「真正的民主原則，是每一個人的自由意志都不受限制，而非『集體意志』不受限制。」只要不侵犯別人的權利，每個人都有和平行事的自由。如果全世界的多數人無權控制一個國家的人，那麼一個國家的多數人也無權控制一個人。在這個意義上，自由經濟就是最民主的制度。

 

我有時會想，漢斯．亞當二世選擇在普林斯頓大學成立其自決研究所，是否因為普林斯頓前校長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國際上提倡民族自決？當然，沒有人比我更反對威爾遜做的大部分事情，但就像一個壞的時鐘每天也會對兩次，他在民族自決這點上是正確的。遺憾的是，他未能把同一邏輯延展到其他層面，反而在美國國內推行大量中央集權政策，侵犯各州、各地方，以及各人的自治權利，並且影響了全球幾代人的思想。

 

漢斯．亞當二世慨嘆，今天很多人視政府為「半神」（semi-god），什麼問題都要求公權力解決。他的理想則是讓政府成為一個「服務公司」（service company）：政府徵稅以提供防禦、法律等服務，人們可自願加入，所以憲法就像一份大型的保險契約。由於國家成立時並未徵得境內每一個人（注意不只是多數人）同意，故應容許任何人獨立，以確保剩下的人是自願參加這個國家的制度，並自願接受這個政府的經濟干預。

 

 

君主立憲制的列支敦士登，是少數容許各個城市自決獨立的國家。漢斯．亞當二世更提出修憲以容許「個人獨立」（individual secession）。獨立不同於移民，因為一個人可選擇以自己的房子自成一國，不受列支敦士登的法律和警察管轄。相應地，這個人要自己聘請保安，也不得侵略房子四周的列支敦士登領土。可惜，這項修憲建議被民選的議會否決了。

 

弔詭的是，如果各地有權獨立，則中央政府會傾向避免濫權，以防止各地不滿而獨立，而當中央政府不濫權，各地又會沒有獨立的動機。因此，愈容許獨立，獨立的呼聲反而愈少，例如列支敦士登的中央政府輕徭薄賦，從來沒有城市要求獨立。但漢斯．亞當二世認為，較大的國家應先確立法治和自由市場，才逐漸下放獨立之權，會較穩妥，所以他在 The State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一書中說，強制性的政府在第三個千禧（2000至2999年）仍有存在價值，再往後才可讓全世界每個人自由獨立。

 

跟香港、澳門、摩納哥、汶萊、新加坡等地一樣，列支敦士登是個細小而自由的經濟體，無甚自然資源，但憑貿易致富，乃人均 GDP最高的地方之一。列支敦士登為何得以保持自由市場，沒有走入干預主義和福利主義呢？一方面，列支敦士登小國寡民（總人口約35,000），納稅人較易看到自己的錢如何被政府浪費，不會出現佛利民所說的情況：當單一政府管轄太多人時， “you tend to think that you are spending someone else’s money. And you are in a way, but he is spending yours.”

 

 

同時，列支敦士登嚴格控制移民，不會有大量支持並領取福利的移民湧入。有人以為支持自由經濟的人必然支持自由移民，但像我這樣的 “paleolibertarians” 卻有不同的看法。（註1）我們支持商品自由跨越國界，卻不支持人體自由跨越國界。前者是買賣雙方的自願安排，後者卻是移民者單方面採取的行動。

 

自由經濟的基石是私有產權。試想像，如果所有土地皆為私有財產，根本不會存在「移民」的概念，只會有「業主」和「訪客」：如果一塊土地的業主容許某人進入那塊土地，那人便可進入，否則便不可進入。但在現實世界中，每個國家都有很多公有（即政府管有）的街道，讓移民可以站在上面。這些街道所在的土地，當初政府是從誰的手上徵用來的？這些街道是用誰的稅款興建的？是該處原居民的祖先。

 

在純正的自由意志主義社會，這些街道應該全部私有化（註2）。但未私有化前，應怎樣處理這些街道的使用權呢？就是儘量模擬如果某塊土地是由某當地居民私有，推測它最有可能會被怎樣處理。換言之，我們應把移民的決策權儘量下放（localize as far down as possible），在每個極小的地區舉行投票，決定該區容許什麼人進入。

 

反之，如果某國中央政府「一刀切」地容許移民自由進入國家，其實是在侵犯國內各地的居民的私有產權；加上各種「反歧視法例」的存在，客觀上會導致更多其中一方不願意的交易被迫發生。（註3）自由移民不是自由經濟的結論，而是自由經濟的相反，是一種強制融合（forced integration）。綜上所述，列支敦士登一邊實行自由經濟和自由貿易，一邊嚴格限制移民進入，在政治哲學上才是最前後一致的。

 

 

附註：

 

1. 這裏說的 “paleolibertarianism”（可譯為「舊自由意志主義」），即高舉自由意志主義的「不侵略原則」（non-aggression principle），亦結合美國舊保守主義（paleoconservatism）的元素，特別是支持地方分權（decentralization）、在外交上堅持不干預政策，以及推崇並保衛西方文化。關於舊自由意志主義對移民問題的分析，可參見 Hans-Hermann Hoppe 的 On Free Immigration and Forced Integration 一文、Lew Rockwell 的 Open Borders Are an Assault on Private Property一文，以及 Murray Rothbard 臨終前寫的 Nations by Consent: Decomposing the Nation-State 一文。

 

2. 關於街道私有化，可參閱 Walter Block 的 The Privatization of Roads and Highways 一書。除可解決各種爭議外，書中亦提到街道私有化的其他好處，例如促進道路安全，減少車禍傷亡。

 

3. 我反對歧視，但我認為人們應有權在自己的財產上進行歧視（就如我反對你說的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任何交易都應該要雙方同意才可發生。詳見拙作《豈能沒有歧視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