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生活是屬於自己，不屬於別人的──「文學自由談」座談錄

中國著名作家余華，生於1960年，1983年開始發表小說，代表作有《十八歲出門遠行》、《兄弟》、《許三觀賣血記》、《活着》、《在細雨中呼喊》等。當中《活着》和《許三觀賣血記》獲選為90年代最有影響的10部作品。《兄弟》被《瑞士時報》評選為2000年至2010年全球最重要的15部小說之一，作品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在歐美和亞洲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他於7月22日（周六）來港參與書展講座，受到熱烈歡迎，逾1萬人報名，大會臨時安排了兩場講座。本社整理了余華兩場演講及與觀眾答問的完整內容，以饗讀者。

余：余華施：施志咏（主持，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師）

寫作永遠不知道下一步

施：今天的主題叫「文學自由談」，文學源於生活，我們就多談談余華老師個人。今天這個場面，我認為你絕對堪稱一名文學明星，此刻心情如何？

余：謝謝你們，我感覺黑壓壓一片，自己成了查爾斯·狄更斯了。據說，當年狄更斯在英國報紙上連載的小說完結後，他坐船回到波士頓，結果碼頭上有好幾千人等着他，然後異口同聲地問「小奈兒死了沒有」，就是這種感覺，太幽默了。

施：余華老師曾經說，自己的創作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成名階段，《十八歲出遠門》是你的成名作，當初創作這部小說時，有什麼念想嗎？

余：寫作其實跟一個人的經歷是一樣的，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當年11月我要去北京參加筆會。那時候我還沒出名，天天想出名，但是還沒出名，就想帶一篇小說去，希望趁機發表。當時坐在書桌前不知道寫什麼，然後看到杭州的《錢江晚報》裏有一條新聞，說嵊縣附近有一輛裝滿蘋果的貨車出了車禍，車上的蘋果都被人搶光了，一下子找到感覺了，開頭第一句話就寫成「柏油馬路起伏不止，馬路像是貼在海浪上」，印象很深，很順利的寫完了。拿到北京以後，遇到了我的一個貴人──李陀。他看完之後對我鼓勵說，「你現在已經走在中國文學最前面了」。從那刻開始，我突然發現自己走在最前面。現在回過頭一看，我確實不能說最前面，也是最前面之一，所以叫「先鋒文學」。

每天都有靈感關鍵在於準備

施：可以說文學源於生活，因為一則新聞，就出了你的《十八歲出遠門》。到了第二階段，大家最熟悉的莫過於被拍成影視劇的《活着》，創作過程好像也有一些瓶頸，可否分享一下？

余：《活着》已經準備很長時間了。我一直想寫一個人和其命運的關係，但不知道從何入手。來港前，有記者問靈感是怎麼產生的，我說靈感其實每天都會出現，但問題是否準備好了。如果沒有準備好的話，靈感出現以後，它又會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但是準備好了，靈感才真的算是靈感。當時，我一直在想《活着》的內容，甚至部分細節都有了，卻不知道從何入手。結果，一天中午睡個午覺醒來以後，突然腦子裏面出現「活着」兩個字，馬上就來了感覺，就很順利地在北京寫完。然後我跳上火車，直接送到《收穫》編輯部。

《收穫》是我年輕時接觸過的文學雜誌裏最大方的，無論著名與否，收到作品以後都是一視同仁的。要是我在其他雜誌發小說的話，每簽字可能是10元人民幣，王某的話就是30元，但在《收穫》一律都是30元。而且我住旅館的費用可以報銷。當時陳永新是我的編輯，他帶着我吃遍了《收穫》周邊的小餐館，吃了一次又一次，都是可以報銷的。他很歡迎我跟蘇童到上海去。

施：大家有沒有發現，余華老師說的每一句話都非常淺白，當他調侃自己識字不多，卻能製造優美的意向和比喻，包括描寫死亡。例如《活着》裏有一幕，主角的兒子死了，他看着兒子每天上學經過的那條小路。你是怎樣形容那條路的？

余：《活着》的語言是最樸實的，有兩個原因。一是主角雖然上過3年私塾，但他還是一個農民，講述自己的故事時不能用深奧的詞匯。當時我記得先鋒文學時期的一些中短篇裏有過一個比喻，我就想偷換概念來形容月光下的道路，像一條河流一樣，泛着蒼白的光芒。但這用在一個剛剛失去兒子的父親上是不負責任、不恰當的。

然後又找到「鹽」這個意象。因為鹽是白色的，而且鹽對一個農民來說肯定很熟悉。另外，鹽和傷口的關係大家也是知道的。讀過《活着》的朋友肯定知道，主角兒子有慶每天都要割羊草，時間來不及了就要跑步去學校，母親給他縫的布鞋跑沒幾次就跑壞了。後來被父親、主角福貴罵了後，每次都會赤腳往學校跑。前面這樣一個鋪墊，所以當福貴把兒子埋了以後，他再看那條小路時，我覺得一定要形容月光照下來像是灑滿了鹽的這種感覺。

《兄弟》是命運的安排

施：你的第三個創作階段的代表作是《兄弟》，分成上、下兩部。《兄弟》的時代背景濃縮了從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這個很重要的時代。談談當初為什麼寫這個時代？

余：1997年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動手寫《兄弟》，因為當時我已經感覺到中國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我當時沒寫完，我覺得是命運對我的安排。

一直到了2003年，我重新開始寫《兄弟》，上部和下部分別在2005年和2006年完成，因為到了2004年、2005年的時候，就覺得1997年的變化根本不大。所以我覺得我命好，讓我在2003年才開始真正去寫它，而不是1997年就完成了。

施：其實你的一部作品，有時候由構思到完成也拖了很長的時間，例如近期的《文城》也拖了21年。我記得你有一個很精彩的比喻，說莫言寫小說就像打籃球投籃，轉眼就中了。你則像踢足球，一個多小時還是0:0，《文城》算是0:0的成果嗎？

余：莫言的一場籃球比賽下來，就像NBA比賽48分鐘，兩隊加起來200多分。我是一場足球比賽，時間比他長，常常0:0。確實莫言寫作非常快，他經常背個包回高密，兩個月後回來，包裏面塞了很厚的稿子，讓人很羨慕。這是寫作方法不一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寫的慢，斷斷續續的在寫。寫完《許三關賣血記》以後準備想寫《文城》，後來變成寫《兄弟》了，寫完又回來寫《文城》，寫着寫着又放棄了。因為新冠疫情來了，要隔離，所以一咬牙終於把它寫完了。封城的時候，我當時以為會有一堆作家都能產出長篇小說，結果沒有。

施：你把創作作品分成三個階段，《文城》跟你之前的作品風格不一樣，會不會代表你第四個階段？

余：我對寫作的要求其實很簡單，第一是不要重複自己的作品。第二，我給自己的長篇小說拉出一個質量平均線，自我感覺達到水平才可以出版，如果達不到的話繼續擱在那裏，所以21年才完成《文城》。

時代奠定風格

施：余華老師心目中的男性形象好像特別完美，《兄弟》裏那位繼父宋凡平是其中之一。你可以介紹他有些什麼功績做一個好男人？《文城》裏的主角也有一個好男人形象，你是不是刻意想美化男性？

余：我可能是無意之間美化。宋凡平跟林祥福還是不一樣，他剛好出現在小說裏那個時間段，將人性美好的一面顯示出來，我沒有篇幅或者機會去寫他的缺點。他不可能沒有毛病的。其實，福貴、林祥福、許三觀也是很完美的男人。

施：宋凡平對繼子和兒子一視同仁，尤其是在文革的時候，宋還樂觀的告訴孩子沒事。另外，當他被關在倉庫裏拷打時，仍每天寫信給在上海治病的妻子李蘭，請她安心養病，這太偉大了吧。你說沒有時間寫他的缺點，真的嗎？

余：從技術上來說確實沒有。另外必須要說清楚，文革的時代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樣，由於外部環境很壓抑，家庭內部團結是非常關鍵。從小直到文革結束，我就沒聽說過鎮上有人離婚的。但十多年前開始，我絕對不問幾年沒見的朋友，對方配偶的關係，以免對方離了婚而感到尷尬，這是我一個經驗。

當時《活着》和《許三觀》兩部小說要推銷到美國時，在不同出版社兜兜轉轉，常遇到沒有理由的退稿，只有一位編輯提出質疑，為什麼小說裏面的人物只承擔家庭的責任，而不承擔社會的責任？我覺得這是文化差異，回答說，中國3000年以來都是一個封建社會，大部分人在社會生活中沒有地位的，他只有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屬找到位置。中國長期以來的社會紐帶在家庭和家庭之間，不像美國，在個人和個人之間。當然，中國在90年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你不敢輕易問一個人的配偶最近好不好的時候，那就意味着我們變成個人和個人連接了。寫作也必須與時並進。

人物描寫套入個人經驗

讀者：請問余華老師的作品中有多少靈感來自於個人生活體驗？

余：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比如說《兄弟》出版以後，他們說那個余拔牙是我。我說不是，要是的話我肯定把他寫成英雄人物了。但確實我擁有拔牙技術，當年我是赤腳醫生（按：鄉村中沒有納入國家編制的非正式醫生），中學畢業後直接被分配到牙科醫院，上班第一天就要拔牙，拔了5年。後來讓我去衛校學了一下，讀人體解剖學，真的要我命了。

當時寫到最後，余拔牙沒有病人，躺在椅子上背誦肌肉、血管、神經，孩子說「真他媽的缺德啊，長那麼多肌肉血管神經幹嘛，背都背不過來」，也是因為現實中文革已經過去，進入改革開放了。江湖上的中醫、牙醫都要參加考試，合格才給你發行醫執照。

我們的生活不屬於別人

讀者：請問在創作《活着》的過程中，刻畫主人公悲慘的遭遇，更多是源於自身生活還是來自想像？

余：因為我經歷過那個極其貧困的時代，知道貧窮是什麼滋味。《活着》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一方面是寫作的轉型，另一方面就是讓我對人物理解更多。

我最早寫《活着》的時候是用第三人稱、旁觀者的視角，延續了《在細雨中呼喊》比較優美的語言方式。《在細雨中》的孫廣才、孫光林都是農民，要是用第三人稱就寫不下去，後來用了第一人稱之後就很順利地就寫完了。你要是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看福貴的話，他除了苦難沒有別的，但讓他來講述自己的生活時，他認為自己是很幸福的。

很多人說是福貴是一個悲劇人物，我就一直不同意。他覺得自己有過世界上最好的妻子，有過兩個最好的孩子，有過最好的父母。最後在晚年回憶起來，覺得自己一生無悔，沒有任何責任。即使是家珍死的時候，村裏沒有一個人說他壞話的。我覺得，生活是屬於自己感受的，不屬於別人的看法。

福貴的母親安慰他說，「只要活得快樂，窮也沒關係」，這是我寫出來的，但我覺得這個福貴母親說的，這是她的名言。

作者也是讀者

讀者：你會因為自己筆下人物悲慘的遭遇而難過嗎？

余：《活着》也好，《兄弟》也好，我在寫初稿的時候感覺不那麼強烈。為什麼呢？因為那一段讓我很難受的，不是一口氣寫完的，可能是分成好幾天寫完的。最難過的是修改的時候，你是整段看下來的。印象中《兄弟》上部寫到最後的時候，一把鼻涕一把淚，桌子邊上擦眼淚的紙，堆成一個小山。

施：我也很同意，哭的最厲害的情節就是宋凡平從倉庫逃出去，要去車站接他的妻子李蘭，結果被人用棍子毒打至死。你當初是怎麼設想的？要賺我們的眼淚嗎？

余：沒有。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是沒法考慮讀者。在座的朋友經歷有相似之處，但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凡是有寫作經驗的人，都擁有作者和讀者的雙重身份，往前寫的時候是作者，覺得有地方要修改的時候就是讀者，寫作是兩種身份的工作。

讀者：請問你如何看待百度說，你是一名優秀的牙醫，蘇童是一名出色的作家？你又認為文學成就是可以比較的嗎？

余：我和蘇童旗鼓相當，但她有一點不如我，就是不會拔牙。但她會當編輯，這一點我不如他。有一次我們要給自己的一本書寫一個簡介，去法國出版。我不知道怎麼寫，卻發現蘇童寫得很好。那是因為當年小說要三審通過以後，才有可能在雜誌上發表。當蘇童發現一個無名作家的一篇好小說時，就要把介紹寫得很好，才能吸引上司閱讀那篇小說。所以編輯很重要，相當於作家的伯樂了。

讀者：余華老師如何看待「把痛苦留給讀者，快樂留給自己」的說法？

余：這個我今年在澳門就已經更正了，我沒那麼缺德，我說是把痛苦留給虛構，把快樂留給現實。把痛苦的情感，全部在虛構的世界裏邊表現出來以後，在現實裏，只剩下歡樂了。

余華文學自由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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