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父母喜不喜歡，少女都比以前更愛化妝。根據市場研究公司英敏特（Mintel）去年的一項研究，80%的9至11歲美國兒童，都是美妝和個人護理產品使用者。
余兆鈺亦屬於對這種想法較為寬容的家長。「我妻子年輕時不常用太多化妝品，但千禧一代不同，她們接觸到很多資訊，精於使用各樣科技產品，品牌忠誠度不高，總想嘗試新事物，如果她們的朋友熱衷於某樣東西，她們也會想嘗試一下。」資生堂香港的財務總監、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余兆鈺說。「我的大女兒今年17歲，她總是要求取得免費化妝品，並開始少量使用。因為我們家裏到處都是護膚品，所以她也拿來試用。她知道我們用的所有品牌。」
資生堂是全球最大的化妝品公司之一，1872年於東京銀座開業，最初是一家西式藥店。該公司於1931年開始，向東南亞出口玫瑰化妝品，此後業務擴展至約120個國家。實際上，最近資生堂集團決定，為支持該集團在2018年10月實現國際化，整個集團（包括東京總部）的官方語言將採用英語。余兆鈺透露，儘管該公司源自日本，但其香港子公司的900名員工中沒有一個日本人。
推動這項舉措的是該公司正在努力解決的品牌印象問題。「當亞洲以外地區的人，尤其是美國人和歐洲人聽到資生堂的名字時，會立即將品牌聯想到與汽車或科技產品有關，但我們不是做這些的。而對於某些人來說，即使你喜歡日本食物，也不會每天都吃。對於使用日本化妝品也是同一理論。」余兆鈺說，該公司正面臨歐萊雅（L’Oreal）和雅詩蘭黛（Estee Lauder）等西方跨國公司的激烈競爭，因此在過去五年專注於招募更多國際人才。
中國內地遊客的購買能力減退，是化妝品行業正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使香港作為最受歡迎購物城市的地位受到挑戰。「現在他們開始轉往亞洲其他地區，如南韓、泰國和日本。我認為來港遊客的人數基本上一樣，但他們的消費相對下降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表現稍好，因為與競爭對手相比，我們過去並不那麼依賴內地遊客，但我們仍看到了消費下降的趨勢，因此我們必須更著重於本地顧客和其他國家的顧客。」余兆鈺說。
研究成果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2016年化妝品（包括護膚品及彩妝產品）零售額上升了8.3%，達到人民幣2,222億元（約320億美元）。
男士的美容意識也在提升。市場情報集團歐睿國際（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預計於未來兩年，中國內地男士護膚品和化妝品市場的年均增長率將為13.5%，超過5.8%的全球平均水平。同時，根據尼爾森消費者化妝品研究（Nielsen Cosmetic Consumer Panel）今年6月發布的結果，96%的香港女性消費者每年平均花費4,021港元購買護膚品或化妝品。
余兆鈺說，為了跟上消費者需求，創新產品、服務和客戶體驗對品牌而言至關重要。資生堂擁有多個為研發而設計的創新中心。這些中心進行的創新和研究會用於研製產品。「我記得總部向我展示過關於人類不同類型笑容的研究，以及顧客更容易接受哪類笑容。顧客可以看出美容顧問是真心誠意地微笑，還是僅僅出於禮貌。」他說。該公司的創新實驗室對不同的「微笑程度」進行了量化。
實驗室的另一項成果是找到動物實驗的替代方案。資生堂開發出了一種名為人體細胞株活化實驗（h-CLAT）的替代性皮膚致敏實驗，因此資生堂得以取消2013年4月以後研發的所有化妝品的動物實驗。儘管某些地區（例如歐洲）禁止所有化妝品進行動物實驗，但某些國家仍然強制要求對進口護膚品和化妝品進行動物實驗，之後監管機構才能批准它們在這些國家銷售。「我們已經開發出一種和動物實驗一樣好的技術。我們甚至將它開放予我們的競爭對手。如果將來這些國家接受使用這種新實驗，代替動物實驗，我們就能將美國市場上的某些品牌引入這些市場。」余兆鈺說。
數碼化改革
成本控制是余兆鈺的團隊一直進行的工作。例如，儘管自從他2000年加入該公司以來，公司銷售規模增長了數倍，但財務團隊規模只翻了一倍。他說，這是由於自動化的緣故。
儘管如此，余兆鈺並不認為自動化是對會計師的威脅，而是會計師的有力工具。他說：「我看到的趨勢是，如今需要更多高技能會計師。」他並指出資生堂香港的專業會計師已經從17年前的2人增加到現在的6人。「數據輸入等較初級的工作幾乎消失了，因為我們不再在會計核算中輸入數據，尤其是銷售數據，它可以從銷售點終端系統（POS）傳送到企業資源計劃系統。每條信息都來自其他來源，因此我認為未來不會再有『簿記員』這個詞。」
他補充道，如今，會計師具備強大的分析能力至關重要。「現在，重要的是確保編製出具意義的報告，為公司不同部門的使用者提供幫助，使他們能憑此作出明智的決策。重要的是根據記錄和結果，你能向工作夥伴提供多少分析意見。」
「當然，我們有所有銷售點的損益數據，所以我們不得不適時關閉效益低下的門店。我們需要分析這些數字，以便做出這種策略性的決定。」
作為財務總監，余兆鈺負責的工作亦包括資訊及通訊技術（ICT）、供應鏈管理以及法律與合規事務。「我的主要挑戰始終是如何在公司持續擴展的同時，管理和降低風險。」他並指這個行業與其他行業類似，正在經歷巨大的數碼化轉型，因此他在資訊及通訊技術方面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這很令人興奮。我們正在擺脫銷售產品與服務的傳統業務模式，轉向在顧客下決定的每一步過程中的銷售體驗。」 他說。
作為一個例子，余兆鈺提到了商店中日漸過時的POS系統，它們用於收集收銀台的銷售和顧客資料。「現在，POS系統的用戶介面有很多改善空間，該系統亦不可以直接應用於與客戶溝通，所以我們正在對其進行重新設計，並轉而採用統一的流動商務POS系統。很快，你就不會在店內看到這類固定設施了。」他說。
應對危機
余兆鈺曾在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攻讀商業課程，並一直設想自己將成為會計師。「我很擅長數字，當時特許會計師（Chartered Accountant）是最難拿到的銜頭之一，而我喜歡挑戰。」他未來的妻子和他選了相同的課程，他們有兩個女兒。「Pauline和我走了同一條路，我們都成為了加拿大的特許會計師和香港的會計師。」
畢業後，余兆鈺在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and Young，現在名為EY）的卡爾加里（Calgary）分支機構擔任審計師，由此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後來，他加入了一家位於艾伯塔（Alberta）省鄉下小鎮韋格勒維爾（Vegreville）的小型當地公司，這座小鎮的人口約為5,500人。「我以留學生身份去了加拿大。畢業後持有限工作許可證在加拿大工作了兩年，我真的很想留在加拿大生活。我有會計和電腦學背景，並發現憑藉這種雙重技能和願意在農村地區工作，較容易申請移民。此外，我還喜歡住在小社區。加拿大多數人都是這樣認為的。」他說。
1997年，余兆鈺離開加拿大和會計師事務所，回到香港，加入製造業。同年，他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當時，令我大開眼界。11月到12月，股市大瀉，樓市大跌，銀行陷入危機，我在香港工作的第一家公司過度擴張。我忙於處理多宗併購，當時我們需要銀行貸款。忽然之間，我們發現自己處於現金短缺的境況，同時還要應對經濟衰退。」在這種情況下，余兆鈺培養出寶貴的生存技能。「1997年至2000年，我真的學到了許多，如何為公司實現目標，如何每月努力經營向員工發薪水，如何與銀行打交道，如何為了經營下去而賣出我們並不需要的資產。」
加入資生堂之前，是他妻子說服他，儘管香港經濟尚未完全復蘇，他有能力在高端化妝品行業生存下來。「老實說，我一點也不懂化妝品，但我妻子懂。她認為化妝品和護膚品前景遠大。」他很幸運，她是對的。
（本文首發於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雜誌《A Plus》 2017年第10期，本刊經授權編譯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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