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油消費稅每提高一次，對其爭論就是一番沸騰。時至今日，我們以為，更值得關注的是加稅的程序本身。惟稅收及早遵循法定原則，有程序正義也有民意基礎，才能確保納稅人利益，使國家治理真正進入良性軌道。
湯家驊是泛民中唯一沒參與佔領行動的一員，他提出沉默大多數的政改聲音；他說他在立法會舉目無親，心灰意冷；他說現在香港的最大問題，是怎樣去修補中央政府和香港的關係，而不僅是政改。
中國2015年，有人認為應該用狄更斯的一段話來預測：「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代，這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絕望之冬……」這種預測引用是否貼切先不討論，但不論從經濟、從政治還是從社會發展去看，中國的2015年，絕對是一個大變之年。
這原是一本寫給日本人看的書，內容闡述了在領土爭議上，中國、美國、前蘇聯（及今俄羅斯）、日本等國家的行動背後的思維。作為外交現場的見證者，作者在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時於莫斯科在職留學、1986年兩伊戰爭時為駐巴格達大使館公使，以及於90年代末任國際情報局長時，與德國大使交流德法領土爭議的處理方法。他以日本人的身份，嘗試向日本人展示日本邏輯的盲點；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讀者同樣可以從側面反思中國思考的盲點。
2017年普選特首只是香港人爭取民主的開始，而不是終結。如美國非洲裔人爭取沒有限制的投票權一樣，那是漫長的路途。而在這漫長民主路邁步啟程，需要的是一次在香港發生的「偉大的妥協」。
中國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須尋求一條和發展中國家尊重與發展、合作與共贏的道路。尊重與發展、合作與共贏應當是絲綢之路的主題。
如今經歷眾多政治波折、人心撕裂的香港，是否還對高素質的人才以及富豪們具有吸引力？以上提及的政策，是否能夠有效助香港青年發展及開拓眼界、事業，加深兩地文化的融合？你為這份報告打幾分？
面對兩難的困局，究竟香港應否接受「袋住先」的建議，在真正普選之路上踏出新一步？抑或任由原有建制崩壞至無可救藥？市民又能否以爭取提名委員會及立法會選舉將持續改革的可信承諾的大前題下，從而構思出未來發展的可行之道？為香港打破困境？
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日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題為「重法治 掌機遇 作抉擇」。他首先提及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指特區政府會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推動於2017年讓500萬合資格選民普選行政長官。他又指，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而《中英聯合聲明》亦不是落實普選特首的依據。
生成2015的三個素數中，13和31都是幸運素數和快樂素數，而5是好素數和安全素數。有這麼吉利的「基因」，2015不會是很壞的年份吧？
石永泰：很多一向對法治問題鮮有發聲的人士，突然興致勃勃地對法治這課題侃侃而談。此時此刻，獨立的大律師公會實有必要對這課題作出持平的論述，以正視聽。
搞民主便要相信人民。我與鄭赤琰教授曾建議使用強制性投票或鼓勵性全民投票，以增加投票率。香港有500多萬合資格選民，但只有300多萬有登記，而在立法會選舉中有真正投票的不足200萬，投票率只及有資格者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此低的投票率問題叢生，其中一樣便是只要小量的人選用策略性投票，選舉結果也會大受影響。投票人若足夠多，例如接近全民投票，操控便更難出現。
教師群體利益與政治訴求存在衝突時，議員會將何者置於優先位置。功能界別代表以反映/維護該社群意見/利益放於首位，抑或選擇優先爭取一己的政治訴求？作為教師工會，當政治、專業與權益有衝突時，如何面對與取捨。
法治，不容妥協。法治，不能有半分偏移，亦不能討價還價。法治，必須奉行無間，不能有片刻鬆懈。法治本身即為目的，亦自成一重要制度，不但促成香港的成功，更對香港居民整體和未來的福祉深具影響。
也門的基地組織究竟是直接策劃了這次恐怖襲擊，還是只是單純對 Saïd Kouachi 進行了訓練？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證據將這次的恐怖襲擊直接指向某個特定的組織。有分析人士指出，ISIS的支持者此前曾說最近「會給歐洲的兄弟們一點好消息」，從這個組織的行事風格來看，他們似乎不曾食言過，不過大家也別急着草下結論。
人天生雖然不平等，但出生後，上天都會予以扭轉命運的機會；關鍵是機會來的時候有沒有作好準備。不相信會有機會的人，不會去準備，自暴自棄，怎會有好結果？只有那些珍惜自己生命，不想碌碌無成過一生的人，才會及早作好準備，不失機會來臨的一刻。
香港第一諜案的主角、前高級警官曾昭科日前在廣州以91歲高齡去世，連習近平也送來花圈。曾 Sir 在60年代是香港警隊的明日之星，深受港英政府重用。 因為他的及時情報，令周恩來總理當年外訪時，避過一場國民黨策劃的空難。
我認為由20多位泛民立法會議員否決政改方案，從而否決和剝奪香港500多萬合資格選民本來可以根據人大8.31決定可享有的普選投票權，這是不民主和不公平的，我實在看不到他們有什麼好的理由去剝奪我們的投票權。為什麼不給我們多一條路走，給我們（除原地踏步以外）多一個選擇？為什麼要抹殺實現普選的所有可能性（包括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出很受市民歡迎而高票當選的候選人的可能性）？
今天的中國正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在實現本身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帶領發展中國家走出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困局，讓全球經濟在激發增量的過程中，平穩達到結構再平衡。在國際責任的構架內，中國能夠避開西方和美國對中國的潛在圍堵，正面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從而實現長期的和平發展、民族復興的目標。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絲綢之路才顯現其不尋常的意義。
書中多處引述的一句話：「地獄最黑暗之處，留給在有道德危機時保持中立的人。」故事結束時，主角從先前的經歷中清楚領悟到這話的意義：「面對危險的時候，無所作為是最大的犯罪。」在道德危機中，誰也不應保持中立，這話值得我們深思；它是不是出自但丁，對我們倒不太重要。
陳弘毅教授認為，名單制有利於處於香港政治光譜中不同位置的人士的參與外，更可讓市民在普選階段（在人大8.31決定的框架下）有最多的選擇。
現實是在現有的政治架構下，人大對《基本法》有解釋權，人大甚至可以頒布哪些中國法例可以在香港推行。在現有的法制下，地方政府的議會根本沒法推翻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而香港的特首最終亦要由中央政府來任命。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特首只能是中央政府可以接受的人。而未來的政制亦得先獲得中央政府首肯。要搞公民提名，要防止中央政府篩選，先得推翻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那就非革命不可。
大多數人一時激情的民意，不一定是最理性的長遠選擇。佔領運動為了追求民主理想而衝擊法治，促使大家思考一個基本的問題：民主大，還是法治大？
政改第二輪諮詢在即，泛民揚言將會杯葛諮詢和在立法會否決任何基於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特首普選方案，香港政制在2017年原地踏步似乎已成定局。雖然如此，我最近仍然提出一個以名單投票和由市民守尾門為要素的普選方案；我希望在本系列文章解釋說明一下：第一，為什麼我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為這次政改尋求出路；第二，為什麼我提出這樣的一個方案。
有記者回顧前夜上海外灘的11時多，在和平飯店樓下附近的觀景台上，上行和下行的人群擁擠成一團，讓前進後退都變得極其困難，空氣中湧動着不祥的氣氛，11點34分，樓梯最低處突然有人被擠倒，但求救聲都被淹沒在人流的嘈雜聲裏，下面更多人被下行的人浪給壓倒，情況失控，一發不可收拾。當時，一邊是倒數迎接新年的狂歡，一邊卻是尖叫聲中尋求救助的慌亂。
人民必須牢記，人民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政府必須真真正正地成為公僕。要讓政府馴服地成為公僕，必須剝奪政府持有的全部的主權和主要的治權。公務員絕對不能擁有立法權，退休公務員絕對不能充當立法者，這是人民民主的基本戒律。同時，司法者也絕對不能擁有立法權，司法者絕對不能充任立法者，這也是人民民主的基本戒律。人民必須勇敢地奪回自己的主權和治權。當人民真正擁有了人民民主，那就是我們希望得到的社會主義社會。
近年來，亞洲地區出現的最重要的思潮變化，概括地說，表現為三大方面，包括政治化和政治激進化、宗教思潮極端化和對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反思。亞洲國家和地區過去成功的經驗，就是通過借鑒西方的經驗來塑造自己的模式。如果要繼續取得成功，仍然需要在繼續學習西方的基礎上，繼續放棄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尋求自己的發展模式。
原油價格近日急跌，從去年6月初高位的每桶102.53美元跌至12月中的57.49 美元，共下挫了44%，不可謂不慘烈。近25年來，只有90年代初海灣戰爭後約四成的跌幅與此相若，但今回尚比不上金融海嘯後67%的跌幅。上兩次急挫的原因與今天的不同。海灣戰爭發生時，油價先因戰亂而短暫急升，美國勝利後隨即回降，油價重復前貌；金融海嘯那次，則是因經濟衰退，原油需求減少，所以油價急劇調整；現在的則與需求無甚關係，主要是供應增加及可能是價格戰所致。
耶穌是不是政治活動家？對於這個問題，神學家們有不同的見解；由於當中涉及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在教會裏也時有辯論。我沒能力也沒意圖對這問題作評論；我只知道，根據《聖經》記載，耶穌具備一流的政治領袖所應有的才能和智慧。
回顧法國大革命第三級議會（Third Estate）中，一名領導人物曾說：「何謂第三級議會？可說是無所不包。在現行政制下至今有何作為？簡直是全無作為。又有何抱負？當然是想有所作為。」對於香港社會中自覺未能一展抱負一群的所思所感，這番話可算是最佳演繹。當務之急，其實不在經濟的向上流動性，而繫於政治的向上流動性，藉以使香港在管治上重拾正軌，並妥善應對經濟增長持續放緩、貧窮及不均日益惡化、中產階級收入漸降、樓價日漲，以及其他各項社經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