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有意參選特首者而言，門檻不能過高，確保不會造成寡頭「選舉」……而在競選期間，政府須委託獨立、不依附任何政黨利益的民意調查機構，進行定期民調，既讓1,200個提名委員參考，亦同時向全港市民初現參選人的真本事。
與其中央和特區政府為落實一個可能對施政無助的普選安排費神，不如兩個政府首先解決內地客迫爆香港的問題，藉此顯示在一國兩制的政策下，無論有沒有普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依然有效。這樣做肯定受到大多數港人的歡迎，並有助提升中央和特區政府在港人心中的聲望。
在同台灣本省的幾代人的交談中，我得到的回應是：「日本人統治台灣50年，也做了不少的民生改善事業，台灣社會的開發進步是實實在在的」。到了日本殖民主義尾期，台灣省的綜合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在當時全中國各省份裏面，名列前茅。台灣各界人士對上述柯文哲有關殖民主義的評價，雖然多有批評，但並沒有全盤否定日本佔領期間台灣近代化（即中國大陸所言現代化）的多種成果。
在國際場合，習近平的外交手腕強硬，他能像鄧一樣向世界學習嗎？傅高義摸摸頸項，思考了一下然後說：「當習近平來到美國的時候，我的朋友見過他。我們都感到意外的是，他問及美國的政治系統，表示很好奇，想知道是如何構築起來的。我認為他確實有所嘗試，但他實在沒辦法有鄧的經歷……
從正面和反面看，沒有香港就沒有開放改革。香港在中國歷史框架中創出第五個奇跡——一個中國人在外人治下以最低代價換取最大成效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試驗場，無意間走上歷史正確、平順的路，並引入內地，為中國人指示一條走向世界的路向；香港十足一種跨越香港和內地的「文明變壓站」，幾次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香港儼如一種新的「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原型。
自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以降，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內地革命家，都充分利用英國殖民主義下的香港，從事他們理想的事業。中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很多都得益於當時香港寬容進步的大環境。這個名單實在太長，不勝枚舉，我們只能選極少數：蔡和森、周恩來、鄧小平、鄧中夏、廖承志、喬冠華、潘漢年、夏衍、劉曉。當然還包括此前的孫中山。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協力是克服逆境的必要條件。 因此，百人一匯呼籲港人要冷靜，和衷共濟！衷，就是要大家誠心誠意；共濟，就是大家一條心，共渡時艱。
我建議在決定選舉結果時，用「排序複選制」來決定誰當選……如果投白票的選民的人數佔所有投票的選民的過半數，則選舉無效，需要安排重選（即重頭來過，包括提委會進行推薦、提名等活動）。
反抗理性秩序的思想，源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德國浪漫思潮。當時他們全盤否定人類行為及普世均有合理秩序的理念，認為真理乃是相對而非絕對、各種思想無須協調、矛盾與爭拗永遠存在、理性不能帶來希望……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談及港澳的一段說：「我們將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這裏的「我們」，是中央政府；所以，「嚴格依照憲法」辦事，不是對港人提出的要求，而是中央政府公開作出的承諾。
我提出的方案的着墨點在於提名委員會產生候選人的「兩階段」程序的投票機制，以及市民普選時的投票機制。此外，對於為了實現特首普選而須對《基本法》附件一進行修改的修正案的內容，我也會提出一個建議。
可喜的是，如火如荼的反腐必將持續下去，已成社會共識。當初曾一度彌漫的「運動式反腐」、「選擇性反腐」的懷疑一掃而空。治腐如同治霾，雖任重道遠，但決心已下，目標已明，惟須有路前行，無路開路，堅定不移向前走。
毫無疑問，「四個全面」是習近平任總書記兩年多來，經醞釀、深思熟慮形成的。這「四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
【施永青觀點】談到羊群心理，想起德國的政治學者——伊莉莎白・諾爾-紐曼在傳播學上的貢獻。1974年她發表的那篇 "The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輿論的沉默螺旋〉），對現代傳媒的作用有深刻的描述。
2015年1月，中國國民黨產生了遷台以來最年輕的黨主席……就任黨主席的當日，有傳媒帶有挑釁的語氣問他「有人說你是最弱的黨主席，你如何看待」，他的回答讓人激賞「主席最弱，但黨要最強」，同時也反映了他「內造化」和「內閣制」的戰略思想，來因應台灣政治未來的挑戰。
曾司長在立法會上回應梁家傑將他與梁特首比較的提問，說他一向尊重特首觀點，各人有表達意見的自由，香港是個多元社會，最重要是彼此尊重，包容對方。相對其他有賴香港原有社會制度和核心價值庇護而能夠今天名成利就的政界人士，曾司長維護香港價值，拒絕事事政治正確的表現值得我們讚賞之餘，其實有點悲哀。
香港學，是百多年香港中國人率先跨越中西方斷層、出入千百年異同而生的獨特社會和文化。這些層層疊疊的內容和意義，形成完整而豐富的體系，虛實互濟互應、正反共存並行和轉化，堪稱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人類歷史中的奇葩。香港和香港學實可以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習近平主政兩年來，相繼在各種場合和通過政治局對各級領導幹部提出新要求，令人耳目一新……國家的政令、法令無不通過縣得到具體貫徹落實，因此，從整體與局部關係看，縣一級工作好壞，關係國家的興衰安危。
學者從政呈現的新現象是本輪人事調整最大亮點，正是「為師自需技高一籌，為官更需博學富勇」。中國政壇目前呈現的學者從政有望成為高官輪崗新常態。
從宏觀層面看，宣揚文化「走出去」並沒有什麼錯誤。問題出在文化如何「走出去」？文化必須「走出去」，但「走出去」的方式很重要。
當佔中亦無法令北京讓步時，泛民若繼續口號式地指責北京無理及強硬，其實於事無補，不如反思及檢討自身對國情及北京領導層有多深入的認識，以調整下一步策略。
兩會年年有，今年特殊否？說特殊也特殊，說不特殊也不特殊。易言之，說有熱點就有，說無熱點就無。一切取決於你怎麼看。官方定調之外，大眾媒體（新媒體）的議程設置得以影響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柴靜的《穹頂之下》是個難得的樣板。
港獨是香港社會的偽命題，我們無需杞人憂天，自亂陣腳，但它卻又成了一個令年輕一代迷惑的問題……童子無忌，這卻令我這長輩和師長深感不安，也認識到自己的責任重大。
香港政府沒有風險意識，對美元轉強和中國經濟放緩並無預案，對即將到來的資本淨流出沒有應對措施，一旦遭遇重大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將束手無策。守夜人，至少要守夜啊！自由，並不等於懈怠啊！
跨入羊年，已近3月。將臨的人大、政協3月兩會，是中國一年一度的政治大事。兩會期中，除了中國的舉國大事，港澳台經常輪值焦點。香港角色不僅吃重，分量稍後還要加碼。
李嘉誠先生私人擁有的維港投資在投資新科技項目上成績超人。我留意帶領香港學生到以色列考察其創新及科技情況的維港投資創辦人周凱旋，認為香港「缺少某種元素」，窒礙了科技發展。我相信以色列沒有的創科局不是必不可缺的元素之一。
根據習近平的指引和劉雲山的要求，一個以「法治素養」為準的選人用人的新局面將會出現。它給各級黨政官員的壓力是很大的，它結合中國官場帶來的新變化是空前的！
兩起「以左壓左」，鄧力群知不知道用意？久經考驗的戰士難道會不知道？倒是要問，他為什麼願意幫忙？
張君勱先生的憲政思想和他從事憲政事業的態度、取向和策略，為今天有志於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各方人士，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學有一定認同的人士，提供了一個典範。
1993年4月，香港演藝界在北京人民大會黨舉辦「減災扶貧創明天」義演，幾十名藝人浩浩蕩蕩上京，星光熠熠，場面空前，還現場向全球直播，觀眾估計有10億人。一般不知道的，是背後原來還要鄧力群發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