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30年後，一國兩制已經融合成一國一制，中國、包括香港、澳門、台灣都一起真正實現民主憲政，歷史會記住700萬香港人，記住香港知識分子，記住愛國泛民人士的功績。
香港人必須面對一國兩制的現實，在中共執政下，中央政府是一定不容許香港出現一個與中央對着幹的特區政府，除非香港人有能力推翻中共在中國的執政地位。如果這並不可能，那香港人只能接受這種局限。未來香港的特首候選人只能是中央接受的A、中央接受的B及中央接受的C，然後由香港人一人一票再選。
「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這一無中生有的「九二共識」是蘇起個人所發明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他於親筆撰述《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書內記載：「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這八字「確實不曾出現在1992年所代表的兩岸函電往返文字中。
事實上，今屆特府把所有反對意見全部算在泛民身上，只是取巧的卸責行為。以佔領及反水貨客等大規模抗議行為例，連最激進的泛民黨派都是靠邊站。泛民政黨不能代表社會上大多數反對中央和特區的人士，是香港政治困局難以解決的其中一個原因。
當局於2015年對報告制度的新安排，為進一步實現將這個制度從「報告」走向「公開」（公示）的準備條件……
亞投行對中國來說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中國主導成立的第一個多邊國際金融組織，折射了中國崛起的時代意義。這次的亞非領導會議的中國，強調亞非國家合作共贏、和平共處，對世界來說，又是一次大震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香港人要學習的是李光耀的政治腦袋，而不是經濟腦袋；說新加坡拋離香港，我們亦不應該妄自菲薄。
高瑜案等一系列「洩密」案，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黨國不分，黨大於國，黨權高於法律，家長意志高於法意。在高度集權的家長制下，所謂法治，只是美麗的口號；法律往往只是政治的丫環，任由家長意志擺布。新聞自由和評論自由，仍是民眾遙遠的「中國夢」。
路人乙：泛民有些人收到「權威消息」，說只要他們繼續捆綁，北京最終一定讓步。說不定這是有人故意放出來的「流料」，目的是令泛民不去考慮捆綁以外的策略，一味反對8‧31，直至一拍兩散。玩政治，泛民哪裏是中共的對手？差很多班哩！
2015年初，竑策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陳寶明、中原集團及《am730》創辦人施永青、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講座教授李思名及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假樹仁大學舉行圓桌會議2015，探討香港房地產問題。在第一部分，四位講者首先講及他們認為樓價高企的原因。
美國選舉我無投票權，只有遠距離的精神支持票。但一想到選舉的精彩，我不禁替美國選民感到興奮莫明，心跳加速。美國總統大選於2016年11月舉行，較香港2017年3月的特首選舉只早四個月。到時香港會怎樣？我有無得投票？如果我無得投票，我會失望和憤怒。我要投票！
按照不同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多數市民支持先拿了「一人一票選特首」的主體方式，以後才作進一步爭取，但泛民議員決定不跟隨民意，而堅持自己的信念。有人批評泛民這種取態，但我覺得沒有問題。議員應該忠於自己的良知，而非跟隨民意去投票；然而，如果泛民真是支持人應該按自己的良知來投票，那就不應捆綁自己的成員。
我認為當前急務，是中央和特區政府必須重新肯定港人認同自己的特別身份是正常而非反常，以及承認內地與香港的關係是互利而非施受；中央政府重新建立內地與香港的正常及平等關係，是香港找到出路的契機。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鄧小平提出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五十年不變」。轉眼間，時間已過了將近一半，香港經歷三屆特首管治，是真的沒變，還是停滯不前？不同的人或許有不同的看法，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身為民建聯前主席，見盡回歸前後香港政界事，他又如何看回歸後的香港？
中國粗淺認識香港，唯心主觀為香港定性為「經濟城市、不是政治城市、沒社會實體性、只有專業功能性」，認為英人治港只是全民「唯利是圖」、環繞着商業利益任由由上而下的專制式「行政主導」。
民主的核心內容是人民的意見得到表達和尊重。選票是公民表達其政見的最方便的工具（相對於上街、佔領等活動）。有了選票，市民才能夠通過投票行為（包括投白票或不投票）來表達其對候選人的支持或反對的意見。
曾鈺成於上兩篇文章跟我們討論香港的管治問題，他認為問題主要在於兩個方面——體制漏洞和人才不足，更指出，在未解決普選問題的情況下，這些問題「沒得做」。但是，在今日政界不論建制、泛民都缺乏領軍人物、行政立法關係緊張到極點的情況下，要吸引政治人才談何容易？
市場衝垮了家庭和地方社區的功能，但本身又不能承擔社會福利功能，因此就把所有家庭和地方社區的功能移交給了國家。誠如馬克思所言，市場把一切社會關係貨幣化。社會和國家的關係也變成了一種貨幣關係。「一人一票」的制度又使得社會個體擁有政治權利，向國家要求社會福利。這樣，市場所產生的貨幣關係，和「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互相強化，不僅使得國家的福利功能愈來愈得到強化，而且也使得國家這一制度設置不可重負，難以持續。
4月15日是胡耀邦（左）逝世26周年，北京等地的思考型文人，近來發表文章紀念他，稱他是「改寫歷史的偉人」……
本地公共政策既不應聽天由命，亦不能讓不理性者任意妄為，變得毫無協商餘地。困局若此，只會對喜以政治為鬥爭工具之徒有利。
我們在學校要推行的，與其說是國情教育，不如說是環球視野教育；要追求樹立冷靜客觀的大歷史目光和跨地域的眼界，這樣才能掌握全局，建立批判思維，不會被政客欺騙走到極端做人家的馬前卒。
中共新高層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首次把「美麗中國」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目標，修訂頒布「史上最嚴」的《環保法》……
上文曾鈺成主席與我們談論了對佔中運動（又名雨傘運動）的評價。他指出，香港管治問題由來已久，佔中不是管治問題之因，而是管治問題之果。他所說的管治問題究竟是什麼？本文將有深入探討。
在一間公司、社團、學校或私人朋友中，找50人提名絕不難，若有富商贊助或外國勢力支持，100以上也輕而易舉，結果可能有百多人參選。試問哪一個國家，不是有所限制，貴精不貴多嗎？美國總統選舉，只有民主、共和兩黨各有一代表，其餘的參選者只是陪太子讀書。
去年9月，香港爆發了佔中運動（又名雨傘運動），是繼2003年七一大遊行和2012反國教運動後最大規模的政治動員。經濟學家曾預言會於佔中後浮現的經濟倒退似乎未見蹤影，反而近日恒指屢創新高，更一度升破28,000點。佔中過後，有人會認為是香港由盛轉衰的轉捩點，也有人覺得一代人已經覺醒，在政治動蕩的今日，我們應該如何審時度勢？本社最近專訪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分析這次重大事件的意義。
要記得國家管治的最終目的是民生。政制只是一個手段。不論是普羅民主、精英民主、一黨治國、白貓或黑貓，總之會帶來一個豐衣足食、平安快樂的民生，那便是一個好政制……我國步向民主是必然之路，但不要一步登天，不能立刻就實行一人一票的普羅民主。
智者無意大悲大喜，企業不願大起大落，國運更忌大風大浪。正像香港回歸前後，有過反反覆覆的「唱衰香港」一樣，最近關於中國，有「大崩潰」和「大繁榮」一起現身，倒成了極富爭議性的話題。
眾人都知道，選擇傢具木材，應該去找木匠（不應去找醫生）；選擇裁衣布料，應該去找裁縫（不應去找律師）：那麼選擇政權的領導人，應該去找誰呢？俗語說：「慧眼識英雄｣，精英就是慧眼，國家領導人便是英雄。精英民主是堂堂正正的民主，每人都有選票，只是精英們的比重較大而已，重視一點精英們的慧眼。
當前一些政府官員中出現不思工作、不願攬事等消極現象，可統稱為「怠政」；許多人將此誇大歸因，進而質疑反腐的正當性。我們以為，執政黨既然已痛下決心「全面從嚴治黨」，就絕不可為怠政所懼。惟堅定不移地持續反腐、深化改革和推進法治，為德才兼備的勤政者開闢施展抱負的空間，中國未來才有希望。
香港華資普遍患上「人文概念真空及文化策略觀貧乏症」，只注重日常會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具體的解決技巧可供選擇；入大陸只問什麼部門台前與台後有什麼不同，怎樣走門路，少鑽研行業、市場和社會的知識，以及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和世界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