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估計，李光耀走後，新加坡會走向自由化。事實上，近年反對黨的勢力已日增，上屆選舉，人民行動黨只拿到六成議席。今後，反對黨發聲的機會一定更多，那社會上的矛盾，包括我上文所講的外勞矛盾，一定會有人提出不同的處理方法，勢必引起社會上更多的紛爭。
李光耀的逝世，即使並不突然，也足以震動世界。世界各大媒體都發表了相關的文章報道，也有不少紀念回顧的專題。 各國各地區的政要們也紛紛發來吊唁信。一如奧巴馬的文中所述，李光耀是一個歷史上真正的巨人，作為新加坡開國之父和亞洲事務上偉大的戰略家，他將會被世世代代記住。
「三跑」應否興建完全可以是個擺事實、講道理的議題。政府錯在急於求成，企圖蒙混過關。在解決空域問題上，政府必須取得中央的明確支持，否則只是浪費千億公帑，得物無所用。本着尊重《基本法》的規定和立法會的憲制權責所反映的法治精神，政府不應濫用行政權力，藉此繞過立法會的審批程序。
弔詭地，是生於國恥的香港率先成功走向世界。香港像坐直通車，免除中國各階段的冤枉和反覆折騰。香港經驗給全國用，一邊用，一邊罵。更弔詭地，是香港率先走向世界的成功，幾經內內外外顛倒和顛覆之下，現在成為香港的問題，為香港帶來困厄。
是否要「袋住先」取決於市民的支持度，但過去多月在香港發生的風風雨雨已重創社會和諧。如果要市民「袋住先」，不如「傾掂先」……
近些年來，反腐敗一直是每年3月全國人大政協兩會的高熱話題，今年2015年不僅如是，更有高層採取新方式予以加熱……
記得我進入南洋大學的第一年，我所就讀的政治學系的政治學會請來李光耀演講，他剛好當上新加坡自治政府的總理，學生要他講從政的心得。他在演講中講了一件事，叫我歷經55年仍牢記於心……
我無意於討論李光耀或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我只是說，不存在所謂的新加坡模式。因為，那是冷戰的產物，那不是簡單的個人奇跡。我還想說，別人可以在馬六甲海峽釘下一枚閃閃發光的圖釘，我們為甚麼不可以？我們也需要一些新的個人傳奇！
最考驗李光耀的頭十年的最根本問題是如何為新加坡建國定位，要成為一個共產國家，正如馬共所要的嗎？要成為一個華人國家？要成為一個種族優先權的國家？要繼承英國遺留下來的自由經濟資本主義國家？
如果說漫無目的地亂闖比朝着堅定方向前進更容易找到出路，肯定沒有多少人會同意。不過，「蜜蜂和蒼蠅」的寓言提醒我們，對某種信念的堅持，有時也會使我們陷入盲目性……
1985年2月，李光耀以人民行動黨秘書長身份，寫了一封《致行動黨新議員》的信。他勸新議員要尊敬老議員，實踐儒家敬老尊賢的精神。重讀這封信，讓我備受感動。
如果不計地產和金融公司，香港可以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李錦記了，幾乎半個中國的老百姓都要吃香港牌子的醬油。然而也無法太樂觀，貴州的一個老農婦可以創辦年產幾十億元的老乾媽辣椒醬企業，李錦記家族擁有幾百億資金可以陸續「生錢」，卻不一定過一代二代還可以賣醬油。
我們身處在一個政治化得離譜的時代，每個人都被人貼標籤，也習慣貼他人標籤。左右紅橙黃藍綠：似乎除了顏色，其他是非黑白都是次要。
做「大當家」的政治考量，也許不是很多老百姓能了解。如今新加坡人身處國泰民安的舒適環境裏，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會同意李光耀說：「我承認這是損失，但這是無法不付出的代價，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為了阻止個別的獨裁者，把他們的取捨加諸社會身上，人類發明了民主制度。然而，以一人一票去為社會作決定的機制，自身亦存在着結構上的矛盾……
默克爾是德國的總理，德國法西斯在二戰時期與日本法西斯是同盟國，又同是二戰戰敗國。對日本來說，默克爾的話最能敲打以安倍為首的日本右派的神經。德國目前是歐洲第一大國，一言九鼎，在世界上威信也很高，但是該國既沒有核武，甚至取消核發電站。默克爾對日本說的這一番話，是現在最誠懇的、沒有火藥味的、最可能聽得進和深思的外國發言。
李光耀至今整整一個甲子的歲月中，堪稱為黨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對他的黨、國家和人民的奉獻和貢獻，將永載新加坡史冊。李光耀至今整整一個甲子的歲月中，堪稱為黨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對他的黨、國家和人民的奉獻和貢獻，將永載新加坡史冊。……然而，世易時移，大家長「大棒政治」的統治，新加坡人是否始終甘之如飴，繼續接受下去？這是個大問題。
假如政府的方案被立法會否決，2017年沒有普選，情況是否會壞到香港不能管治？可以預計的壞後果是，爭取真普選的聲音和行動會增加，激進分子的違法的行為會變本加厲，泛民議員在立法會的不合作運動會持續等。上述種種後果表示香港施政依然不會暢順，但這不等於香港到了不能管治的地步。
香港獨樹一幟，可能是歷史上最少衝突和磨合、最低代價和最高成效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模式。歷史上可能沒有另一個地方這麼長時間內，西方在東方土地上劃出一個完整的司法管轄權範疇，配套的體制完整運作和累積而成一個「類現代化和現代性」社會和文化。
民主化與去全球化是我國的真正出路，但超過三分之一世紀的改革開放已經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要現政權改弦更張真可說是緣木求魚甚至與虎謀皮…
如果說抵制任何形式的民主的發生在政治上並不可行，甚至會導致政治的失敗，不加選擇地引入西方式民主，也會導向同樣的結局。如果說民主不可避免，民主也不可避免是多元的。未來的歷史會告訴人們，贏得最終勝利的，是那些能夠找到符合自己國情的民主模式的社會。
相比美國主流社會在處理敏感問題的做法與態度，香港的泛民實在有值得檢討的地方……人家在處理奧克拉荷馬大學種族主義事件的例子，值得參考。泛民總不能左手爭取民主、右手鼓勵反民主。
即使泛民又一次聯名反對8‧31決定，絕不等於他們當中沒有人願意與中央官員溝通，也不等於溝通一定起不了作用。擺在面前的困難，人人看到，但既然中央負責官員說了使政改方案獲得通過是「硬任務」，那就應該迎難而上，不應放棄任何機會，不管多麼渺茫。
無可否認，大陸與香港兩地關係已亮起了「紅燈」。但，不能被局部現象所迷惑和誤導，這畢竟不是主流。一國的統一與二制的磨合，是大格局、大趨勢。我們最重視的是北京執政當局，真正制定了什麼基本政策和對策，而香港第一管治力量、第二管治力量和其他社會正面力量是如何執行，如何落實。
即使中共轉性，肯讓泛民行他們主張的民主制度，香港亦難免進入多事之秋。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制度，無可避免會導致民粹主義當道。香港原先的那套以尊重私有產權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一定無以為繼；經濟發展的速度必會放緩，港人生活改善的速度，亦會停滯不前，令社會內部的矛盾更容易激化。
「點讚」的新現象，顯示民眾對習近平主導的中共新高層治國理政戰略的認同和支持。中共新高層執政僅兩年多一點就能獲得這樣良好的反響，是十分罕見的，難怪令海內外人士刮目相看。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幕式上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我坐在漢堡家中的電視機前，邊聽邊思想起伏。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不知聽過多少次政府工作報告，把它們都拿來回顧比較一下，無論從內容上和數字上都會使你大大吃驚，這變化「太太太」大了。
去年11月，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於北京召開會議，當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合照上，習近平板起臉孔，安倍亦顯得相當尷尬，這意味着什麼？「他們都要注意自己國家的民眾反應，因為中國人對日本有相當大的成見……即使他們身在同一場合、同一張照片中，始終仍是分別面對自己的國民。」
有經濟學家曾指出，八十年代香港的GDP佔中國的兩成半，今日卻只是約3%，顯示香港的重要性下降，有機會被中央「撇賬」，傅高義如何看？「我不認為這有可能，香港卻始終是個重要的區域重鎮，與世界有特別的連繫，有比中國好的法律制度、大量跨國企業和國企願意投資在這裏，因此，說香港會被放棄是荒謬的。」
我們必須盡量認真思考聯合執政的可能空間，其中相對多數和關鍵少數的共融共治觀念，可以提供探討此一話題的切入點。換言之，相對大黨不能以政治優勢自居，畢竟需要聯合其他政黨，才可取得較廣泛的民間支持；小黨亦不以自身力弱，放棄參與政治的母體，循共議途徑最終仍可逐步實現政黨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