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香港走出困局的第一步，是打破2017年特首普選安排乃香港生死存亡關鍵的成見…假如這次政改不能通過，也不等於下屆特首毋須做好本分，向市民負責，也不等於香港不能在其他方面，例如管治、經濟、民生上艱奮前進。
新加坡在任的華族部長，都會以流利華語發表演說和辯論，香港的高官有幾個能說流利的國語（普通話）？新、港一比較，立即見高、低。
習近平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系列要求，針對司法現實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建立防止司法干預的「防火牆」和「隔離帶」，為領導幹部干預司法劃出「紅線」，為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提供制度保障，顯示認真回應民眾對司法公正公開、公平正義的關注和期待。
儘管極右派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能否在法國執政，及其執政後會否把它的意識形態轉化成為實際的政策等，還都是未知數，但人們必須對即使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變化給予足夠的重視。在亞洲，意識形態在政黨政治中並不重要，亞洲的政治力量往往是先有利益，再去找意識形態來論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但歐洲則相反。
隨着李光耀時代過去，新加坡將須在夾縫中摸索前進，一方面守護其開國元勛以畢生智慧和毅力所建立的一切，一方面亦須面對受過高深教育、成長於繁榮社會的新一代，正視他們為爭取個人和集體表達自由而訴求日增的趨勢。
李光耀直到臨終前一刻，直接與間接管治新加坡幾十年，為這個年輕的國家留下了一套完整有效的經驗與模式，繼任人即使是蕭規曹隨也有政黨、社會精英和富可敵國的國企龐大資金支持，如果拿新加坡這些條件跟香港比較，或許是一個偽命題，但不妨礙我們看看，新加坡究竟有沒有任何經驗值得香港借鑒。
近期最「熱」的字位誤置詞語，當數「子烏虛有」和「明張目膽」，還有最新出品「食碗底反碗面」。這些詞句到底是無心口誤，還是刻意創造，要問它們的主人了。
到了今天，一國兩制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到達一個關鍵時刻，它要求我們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作出影響深遠的抉擇。理想來說，有三個選項：（A）實現一個比人大8.31決定更民主開放的普選模式；（B）根據8.31決定（「袋住先」）實現普選，以後再謀求進一步改善普選模式；（C）政制的「原地踏步」。
古兆申君的宏文探討了數百年來人類社會的走向，確有發聾振聵的效果。文章以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關於資本的長期收益率要大於生產收益率的觀察為重要依據，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可持續，因而人類社會的發展也不會以標榜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為終點。對於關心中國社會發展的知識分子而言，圍繞兆申君宏文作深入探討，互相啟發，不失為適時之舉。
香港特首的真實人格對一國兩制的磨合和良性互動有正面的作用。反之，必定是造成疏離的原因之一。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北京執政者和全體香港人共同重視和注意。
日前央視通過官方微博已經表示，將「嚴肅處理」畢福劍。看到這些消息，對我來說，如同「烏雲壓城城欲摧」。自從畢福劍主持《星光大道》以來，在民間農村發掘了許多藝術天才，刺激了全民對文化的喜愛，也加強了民族之間的團結，無形中提高了國民的文化素質和愛國情操。貢獻很大。按理國家應該授予他獎狀才是。
一石激起千層浪，黃成智並沒有說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理論，只謂可以考慮政改方案「袋住先」。要鼓起勇氣說出實話，各種與僵固黨性相悖的內部拉力，以及身處尷尬的局面，當亦在黃氏的考慮範圍。
李光耀在香港有四次成功的公開演講……1970年他在獲頒港大榮譽博士時提出新港「雙城記」，因為兩者具有共同優勢──西方文明影響，又有傳統社會價值觀。另外是2000年在中文大學獲頒榮譽博士時致辭，場外示威聲浪不斷。當時他對香港未來做了很多預測，幸或不幸，現在都成了事實。
把「袋住先」方案（袋案） 交予民調或任何以「少數服從多數」方式的表決，以製造所謂「民意」或「主流意見」，再向泛民議員施壓支持袋案，這做法犯了最根本性的謬誤：500萬港人都擁有《基本法》賦予的被選舉權及選舉權，每人均有權放棄自己的雙權，但無人有權贊成別人放棄其雙權。
王振民的「愛語」巧妙地反映了現在部分港人與中央就如何解釋及落實某些《基本法》條文，以至一國兩制政策的矛盾或落差。（部分港人當然不包括緊貼中央口徑，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香港權貴。）借用愛的術言解釋中央與港人的關係，今天的中央認為港人愛（國）意不濃，港人卻認為中央和依附中央的權貴變了心。下面兩則新聞是「變心」的旁證。
香港的走向世界由英人主宰，學點西方的世俗化及個體化，迴避本體性，由下而上，開放自由競爭；東西方形而上和形而下各種資源、思潮和實利功能共存，各有空間和價值，互相淘汰；但香港不自覺這是進入未知和不確定，不注重方法學和知識論，欠自覺意識，只學到西方皮毛，但在東方已創出奇跡。
面對新聞自由的生態變化、新聞自由度的持續下降，港人要有憂患意識，記取漢．劉向《說苑．談叢》言：「江河大潰從蟻穴。」新聞自由如動搖，法治將受到負面影響。港人要有「自力救濟」之心，像參與共和遊行的歐洲人那樣挺身而出，以合法、和平方式護衛新聞自由。
李光耀的管治手法，受西方輿論抨擊最多的，是他經常以誹謗罪控告批評他的傳媒和反對派人物，打壓言論自由……
中國法學權威機構中國社科院法學所2015年《法治藍皮書》（下稱《藍皮書》）和中國法治權威機構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14）》（下稱）《報告》兩份極具分量的法治報告，2015年3月18日同時對外發布，內容均強調中國法治反腐，格外引人注目。
當人們把李光耀和新加坡放到後殖民地時代世界政治變遷的大歷史中去考察的時候，其非凡的意義才顯現出來。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模式，不僅關乎李光耀本人，也不僅僅關乎新加坡本身，而是關乎不同社會所需要追求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選擇和創新。
早期香港民主派元老、前立法局、市政局及區議會「三料議員」文世昌，上周六（4/4）於加拿大多倫多病逝，終年70歲。據其家人發出的訃文透露，文世昌病逝時家人陪伴在側，他的喪禮將於4月18日舉殯。
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後，新權要高舉毛紅旗，重樹毛澤東（1893-1976）的高大形象，大大加強思想意識、言論、新聞的控制，推展批判憲政民主論、民間社會論、普世價值的「亞文革」。在政局左轉之下，官方高喊「強亮劍」反自由化，強調「唱主旋律」，強化網絡傳播監控。這是中國大陸新聞自由度排名倒數第五位的政治背景。
中國的崛起會使亞洲價值成為西方價值的另一個選擇嗎？這涉及199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提出的文明衝突的命題。西方並不認為亞洲價值會取代西方價值，因為作為文明的西方價值根深蒂固，沒有任何其他價值可以取代。西方所擔憂的是，會出現西方之外的價值選擇嗎？
來自最高司法機關負責人在最高議事場合表達的歉意，輿論認為是當局決心推動司法改革的積極訊號，但老百姓卻是冷靜對待，並未怎樣讚賞，實在引人沉思！
因對《基本法》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社會中的對立、分化和撕裂，港人之間不斷內耗，政府管治舉步維艱，情況令人失望、氣餒和擔心。中央和泛民主派互不信任、部分泛民主派人士對中央的敵視或予以「妖魔化」，卻使「一國兩制」的前途蒙上陰影。今天，《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一個關鍵時刻，香港何去何從，願我們三思而行。
李光耀終究不能長生不老；他撒手人寰之後，新加坡的管治會不會出問題呢？香港沒可能出一個李光耀；但即使李光耀復活，用他的管治方法又能不能管好今天的香港呢？
亞視危機由去年尾延續至今，事態突然180度轉變，令不少人大感詫異。外界紛紛揣測，年前政府當局以「循序漸進」為由，否決香港電視免費電視牌照的申請，現在又適逢亞視正進行續牌程序，兩年前的牌照風波，會否因是次股權轉讓而再次上演？我們特訪問時事專欄作家、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與讀者分析當前狀況。
我一直試圖換位思考泛民派和青年學子心態。應該承認一國兩制的構思和實踐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北京執政者、中央和中資駐港機構近二十年來的決策和言行，同樣也有錯失之處……
在出殯前多達144萬多人等候長達十小時排隊去瞻仰其遺容，出殯當天冒雨沿途送別的人群也超過150萬，平均有三分之一的國民抽空向他致敬。外國政要稱他為當代政治偉大領袖的也不乏其人。可見蓋棺論定將他評為功遠大於過，應是中肯的定論。
亞投行是中國主導的第一個有發達國家加入的多邊體系，對其扮演「負責任的大國」角色是一次可貴的試水。它與世行、亞行等傳統多邊開發銀行定位有別，並不以減貧為核心使命，而是通過投資準商業性的基礎設施，實現亞洲地區的互聯互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