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香港佔領運動期間所進行兩項民調均顯示,市民對「香港人」身份認同感上升。當前中國經濟及外交愈來愈強盛,但沒有增加港人的自豪感,反而對「中國人」身份認同跌至最低點,甚至比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之時更差。北京對港實施「一國兩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央官員有必要「先檢討」,而不能只僵化的向港人「再啟蒙」。

比起未來更為重大、更具突破性的改革,今年仍只是牛刀小試。經過一年多的準備醞釀,全面深化改革的需求更加迫切,條件也更加成熟。倘若新一年能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在一些關鍵領域取得突破,將顯着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社會公平。

2014年下半年,香港發生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佔領運動,震驚全球。學生的犠牲與承擔精神,俘虜了到場觀察市民的心。年輕人抱着「不可為而為之」,要求廢除人大常委特首普選框架,滿腔理想與期待;但在散發悲壯與浪漫之後,也是時候走回現實,檢視得失。如果只懂採取激進路線,有勇無謀,恐怕香港未來民主之路將布滿更多荊棘。

無論從中國外交的實際行為還是話語看,從十八大到今天,中國的大外交戰略基本形成。人們已經把2014年視為是中國的「大國外交年」,但這不僅是指亞太經合組織會議、領袖外交等這類日常外交,更是指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其大外交思路和戰略等的籌劃。新的外交思路就是「兩條腿走路」的大外交:一方面是與美、歐、俄等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另一方面是面向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的新絲綢之路;連接這兩個方面外交的則是周邊外交。這個大外交戰略的核心話語就是和平與發展,在維持和平的基礎上求發展,在發展的基礎上爭取和平。

這場雨傘運動仍未嘗不可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契機,能爲社會的進步帶來一定的推動力,但一切很視乎這團火會怎樣燒,以及沿着甚麼軌跡去燒。不過,這種發展顯然未非必然,而現實一點來説,踏上最佳情況的可能性並不是太高;而從種種跡像看來,眼前面對的凶險實在不少,甚至愈來愈真實……因此我們大膽在此再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收到拋磚引玉之效。

青年人缺乏向上流動機會,是不是導致這場運動的主要矛盾呢?認真觀察運動情況的人會發現,留守在佔領區的「激進分子」,不乏已有事業基礎的專業人士;參加運動的許多學生,包括當中的領頭人物,學業成績大都足以保證他們有很好的出路,起碼他們不是教育體制裏的失敗者。說他們是因為個人沒有出路而造反,恐怕不是準確的判斷。要找出主要矛盾,須要更深入的分析。

香港能否在《基本法》框架中找到出路,提升以行政主導的政府的代表性、獲廣泛民意支持的問責性以及認受性?若能成功,則香港經驗堪足為中國甚或世界各地提供借鏡。香港人雖然未必具備足以解決目前困境的智慧,但事已至此,實也別無選擇,但願改革之需終能激發創意。

香港公務員的素質高,這是全世界公認的。就拿許仕仁來說,出身名門,港大畢業,哈佛碩士鍍金,他的履歷可以甩出內地大部分公務員好幾條街。他喜歡聽歌劇,是黑膠唱片的發燒友,曾經還為香港電影節場刊撰文贈言,這樣文藝的官員,在內地更是少有。但即便個人學識修為如許仕仁,當制度失效,仍然會輕而易舉就滑向腐敗那一邊。

香港警察一直受港人尊重,經此一役,市民對警方大打折扣,未來如何展開警民合作,警隊須要重建形象。據港大上月底民調顯示,警隊民望急跌至回歸以來新低,評分只有61分,滿意率僅29%,明顯與佔領運動的處理相關;值得注意的是,警隊的聲望比駐港解放軍為低,其評分為63.1,滿意率有35%。

現在社會上有些人,經常批評別人不懂得獨立思考,其實他們只是對別人意見看不順眼,為了貶低相反的意見,就給人扣帽子,說人家不懂得獨立思考,實質上是想別人放棄自己的思想,改為順從他們的思想,懂得獨立思想的人一定不會輕易順從別人的思想。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明確宣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經得起法律的檢驗。這實際上是對過去「以偵查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撥亂反正。

歐美制裁下俄羅斯致力於給貿易去美元化,中俄貨幣互換協議可以大力推進人民幣在歐亞路橋的國際化,以擺脫美元掣肘;患難見真情,儘管這句話很虛偽,但我相信,盧布的悲劇將是中俄的喜劇,中國一定會在普京最需要的時候伸出溫暖肥厚的援手⋯⋯

澳門「再造」之議,極可能由習近平今次到訪澳門,得以高端承諾,甚至以「送大禮」的方式端出。再造一個澳門之議,早前由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提出。他當時的說法是「到內地再打造一個澳門」,以作為澳門繁榮穩定的保障;今天,在香港變局之下,澳門對香港的影響再度被納入政策思維…

過關帶雨傘、下雨撐黃傘、網絡上談雨傘、拍電影有傘子⋯⋯中共及港府未來如何看待黃傘?讓人憂慮的是,運動中舉過黃傘的學生,他們的前途會否受損?市民會否被秋後算賬?

塑造國家形象不是容易的事,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這些工程不是說沒有任何效用,但一些工程經常是適得其反。中國愈推動,外界的反彈就愈大;中國的投入愈大,外界的阻力也愈大;中國的愈努力,國家形象就愈差。

佔領運動結束後本地政治生態面貌如何,目前固然未可預料;有謂北京政府將進一步收緊對香港的政治操控,而本地各方則會加緊尋求化解社會深層矛盾之道。大部分人則認為,在政治僵局足以癱瘓政府的形勢下,香港公共決策質素恐怕會從此走下坡,也有人預測本地民主運動將使社會更形分化,讓民粹主義乘勢而起。香港的民主政制或已陷於前路茫茫的險境,今後何去何從更堪憂慮。未來發展是自由民主制抑或民粹式民主?

應付政治運動宜先軟後硬,未到非不得已的最後關頭不動武。但警隊卻來個先硬後軟,給人進退失據的感覺。每名警員都需要建立防禦性的心態,在處理政治事件中配備公關的警覺,牢記每一名警察的個別行動,都會影響整體的形象,任何動作都有機會被記錄、攝錄、瘋傳。

《所羅門的審判》是很多人熟悉的《聖經》故事。故事說兩個婦人帶着一個嬰兒來到所羅門王面前,兩人都自認是嬰兒的母親。所羅門要決定應該把孩子交給那一個婦人。他沉思了一會,叫人拿來一把刀,命令身邊的人說:「將孩子劈成兩半,一半給那婦人,一半給這婦人。」

結束「一國兩制」後,爭拗多時的二十三條不用再安排立法,因為任何對國家不利的言論皆可透過「尋釁滋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甚至「分裂國家」等罪名入罪,就像高耀潔、劉曉波、高智晟、譚作人、陳光誠、胡佳、趙連海等人一樣。事實上,香港回歸祖國後仍然沿用英國的普通法,令中國本身的法律無法在香港實施,乃是一種喪權辱國的「治外法權」的情況。「一國兩制」結束後,香港的同胞終於可以和13億同胞一樣享受祖國法律的澤披了。

有人把金鐘、旺角、銅鑼灣佔領區,比喻為三國時代的蜀國英雄。金鐘恍如劉備率領大軍,旺角有如粗豪的張飛,銅鑼灣溢着關雲長的情義與正氣。據最新消息,銅鑼灣被清場當天,將約有10人自願被捕,其忠於信念、義作抗爭,令人聯想起關公不願投降的精神。

樓宇是不動產,不動產必然會受所在地的政治局勢影響。有政治動亂的地方,樓價一定下跌。六七年暴動,半山豪宅也只能賣十餘萬一個單位。八二年戴卓爾夫人訪京談判未果,亦拖累香港樓價大幅滑落。烏克蘭內亂,海外投資者都因而卻步。佔中的後遺症現在還未充分展現,不應太早就認定佔中對樓市不會有影響。

我們這個社會從幼稚園就開始教育說待人接物,以禮相待,為什麼我們面對政治這樣的國家大事,卻用相反標準?很多人才,都有報效社會之心,但是只要想到必須進立法院,就心涼了。在這樣以「傷害」為首要目標的環境裏,一流人才,還願意獻身台灣嗎?

要想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給香港青年人找到較好的發展機會,讓香港有序地和珠江流域、華南地區甚至全國在經濟和社會上逐漸融合,是一個必須考慮的選項。如果大批有技能、有創意、有志向的香港青年人能夠在中國內地找到個人的事業和人生志趣,而在這個過程中既能有助於國家的現代化,又加強了香港自身的競爭力,這就是國家、香港和個人的三贏。

新的一年即將來臨,普京剛登上克里姆林宮寶座時的豪言壯語:「給我20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仍在耳邊。如今20年快到了,普京總統本屆任期還有三、四年也將結束,他開給俄羅斯人的支票,是否將近兌現呢?

練乙錚提出佔領者未來三個方向:總結運動正反經驗、傳播民主護港訊息、動員新興力量進行體制內的選舉工作。

幾十年下來,香港人和內地人本來存在的親緣關係逐漸淡薄了。那些具有民族感情或是認同中國的人時常被標籤為「左仔」;很多「番書仔」(英文學校出身的人)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不甚了了,對中華民族兩百年來所遭受的苦難感受不深。此外,今日香港年輕人對當今的中國還有很強烈的疏離感,甚至是反感。

中共為壓制佔中,不但打擊具影響力的支持者,連普通佔中人也有被拒入境。人們害怕北京要對佔中示威者秋後算賬,感受到那股壓迫感,誠惶誠恐,很不舒暢。香港正彌漫着一股「白色恐怖」。除了港人,全球支持佔中者不計其數,北京要是採用報復,一旦突如其來註銷回鄉證或拒發簽證,將對人們添來很大的麻煩,可招致失去一種自由,無法到內地探親、旅遊、唸書。在中港經貿密切關係的情況下,不能入境也意味着不能到內地就業或隨時出差;已在內地買樓的,更為糟糕。人們很少想到:在中國投資房地產及其他項目,一旦無法返回內地,將導致損失慘重。投資者向中國追求經濟利益,也需考慮政治風險。

雖然香港人通過努力保持了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地位,但是這兩年來香港社會喧嚷不休的普選爭論和最近幾周的佔中亂局卻說明,有相當比例的香港人(包括回歸前後才出生的年輕人)內心還沒有接受「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事實。

爭取民主發展的力量從來都存在,過去亦一直催促政府放權,隨着社會發展相信所有港人對「更民主」都有所期望;當運動參與者去衝擊政府時,可曾認真想過這種由暴力引領的運動將帶出什麼後果。平常心去想都可預知到,這種手法並不能達到預期目標,最多只能把矛盾突顯出來而已。

亞太地區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這個地位在今後數十年不會有甚麼大的變化。世界經濟重心在那裏,一個國家的戰略也會走向那裏。在很多年里,美國愈來愈像一個亞太國家。美國實際上在希拉莉宣布重返亞洲之前,就已經開始把其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如果回溯歷史,不難發現,美國一直在亞太地區,從來就沒有離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