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哄」或美其名曰的包容，與縱容亦只是一步之遙。而從年輕人的角度看：他們難道會輕易受「哄」嗎？這是全社會，包括北京也應該搞清楚的，否則，所謂的後佔中青年政策只會淪為新瓶舊酒。特區政府新成立的這個專責小組在協助年輕人的同時，如何避免以「哄」為出發點，這其中的政治技巧一點不能少。
行政長官普選辦法須保障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這就是8.31決定對普選辦法所作的限制。如果提名委員會的運作有充分的透明度，它是不可能任意把中央政府不喜歡的人篩掉的。一個切實可行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向所有不同派別包括泛民主派的人開門，同時又要有效防止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成為候選人。這樣的方案，完全可以在8.31決定的框架內制訂。
未來的香港，全看當政者是否有愛民如子、胸襟廣闊的道德修為與管治智慧。而迷亂的港人，更要明白今天的一粥一飯，得來不易，需時刻警惕，生活在喜悅豐盛、感恩和知足裏，學懂「活在當下，展望未來」的幸福之道。無論未來路向如何，要脫出今天香港的多難困境，不是盲目的抗爭與權柄的揮舞，而是需要齊心協力的勇氣、智慧、寬容與合作、更重要的，是一顆仁愛之心。
現實世界可有別於理想世界，它是殘酷的，不會因為你年輕，就可以讓你不依循天道，也可以不用自食其果的。
年輕人選擇了偏離傳統、拒絕妥協的抗爭，與傳統民主派的抗爭方式大相逕庭。他們是土生土長的一代，摒棄了傳統民主派的民主回歸大中華情懷，以濃烈的本土意識一併主張民主與獨立，吶喊「香港民主獨立」。當有如港大學生民調所顯示高達四成的年輕學生贊同這種主張的時候，對於整個社會，這將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訊號。
經過一年多的準備，全面深化改革的需求更加迫切，條件也更加成熟。2015年，財稅、金融、社保、土地和國企等領域的改革有望加快。倘若能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在一些關鍵領域取得突破，將顯着糾正要素價格扭曲、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社會公平。
自甲午928風雲始，至今歷時兩個多月，香港掀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敲響了沒落的喪鐘！悲劇的誕生，其來有因。 任何壯烈的運動，終有落幕的一天。就在這起伏的瞬間，正是人們需要認真沉思、檢討與反省的時刻。
文明的進步都是在開放狀態下取得的。在全球化時代，誰最終能贏得國家間競爭的勝利，並不取決於誰最民族主義，而是誰最開放。今天的中國已經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制度建設，這需要更大的開放，向其他國家學習他們的制度細節，尤其是技術層面的制度細節。
佔領運動是一場大規模的博弈，對弈的一方是雙學（學聯、學民思潮）及背後一大堆意見並不統一的策劃者及來路不明的其他參與者，另一方是特區政府及後面的中央政府。要分析此種爭鬥性的博弈，讀讀《孫子》這一天下奇書，必有宏效。《孫子》中的冷靜思維顯然是從第一手的生死存亡鬥爭中總結出來的智慧，比西方的博弈論更見深刻。
2014年台灣的「九合一」大選，無論是在縣市長、縣市議員、區長、里長的地方政府選舉，國民黨都告慘敗，敗到被媒體說成崩潰，甚至還有新聞說是自1949年有地方選舉以來所未有過的慘敗。為什麼會輸得這麽慘？第一個說法是選民要教訓馬英九；第二個說法是新公民力量崛起，對國民黨不利；第三個說法是馬英九用人不當。
香港潛在的動力，是大亂之後必有大治。香港因政改而出現的意見分歧甚至社會撕裂，本來是負面效應，但其未來將產生最大的正面效果，那就是過去所謂的「深層次矛盾」，現在充分亮相，長期以來掩蓋在繁榮下面的虛怯，現在徹底袒露。
歷史上，有兩件「到民間去」的事，都非常有名，而結果大相逕庭。俄國的年輕人和印度的甘地，都有理想，可是態度和行為截然不同。前者以為真理在我，要喚醒人民，後者謙虛地自稱在體驗真理，於是去理解人民。這兩個到民間去的行動，於是得到全然迥異的結果。
不少人說，爭取真普選運動展開，原先只打算佔領中環，多了佔領旺角，是一場意外。佔領之下的旺角，其錯綜複雜，超現實的情景，不同文化的碰撞，比一般電影情節為之荒誕；更重要的是，這段歷史印記將繼續引發人們反思：民主的路應該怎樣走？
政黨輪替已成為台灣內部政治發展的新常態。2016台灣政治輪替趨勢及可能結果已初見端倪，如無意外，綠重新執政可期。
兩岸關係發展，不至於因台灣內部選舉結果發生根本性逆轉，誰執政都不敢讓兩岸關係倒退，兩岸仍可維持現狀，最終政治整合仍是遙遠的目標，北京對香港的關注和重視程度，現階段超過台灣。
有學者認為，近年來台灣貧富差距加劇，失業率高，年輕人找不到工作、薪資停滯，生活艱難，台灣不少年輕人對執政黨、對所謂權貴極其不滿，求變心切。網上甚至出現「用選票教訓馬英九」的口號。在此背景下，有資深媒體人分析，與對手柯文哲的平民背景相比，台北連戰之子、連勝文身份更不利。而國民黨在選舉最後兩個星期，選戰策略更像病急亂投醫，又找來商人郭台銘叫罵民進黨，此招本就上屆馬英九大選時用過，這一次效果更是大打折扣。
明報集團總裁古玉樑到總編輯室，告訴邱立本總編輯，陳平做封面，一定會被馬來西亞政府禁止發行，集團將因為收不到廣告費而損失幾萬美元。我被叫進去，一看到母公司的最高領導人，就知道百密一疏，出了紕漏，所以長話短說，告訴古總裁，社長說過，《亞洲週刊》即使損失廣告費，也要推出陳平專訪。
社長就是《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我從1987年初次見到他就稱他爲社長。
經驗表明，法治政府有助於解決空轉政府和官員不作為的問題。有關部門已經提出要以法來治理官員的不作為現象。但法治和有作為政府之間並不能劃等號。在民主國家，很多政府的確是法治政府，但空轉政府大行其道。在中國，如果要在法治基礎上建立有作為政府，仍然面臨很多挑戰。
反對派不理性，泛民派是否追求民主令人愈來愈懷疑。他們尋求的是自己政治正確，愈完美、高超愈好。例如：公民提名，明顯是《基本法》所不容。他們其實可要求在提名委員會模式上改良，但偏要中共達成不可能達到的目標，以致現在進退兩難。再說，他們在追求憲政上改革，講民主亦要大多數認同；但他們在社會尚未達一致意見時採取佔中行動，導致社會分裂多於達到目的。以癱瘓交通的方式爭取理想，是以少數激進派挾持大多數人。
上星期筆者拜訪施永青，跟他聊了兩小時，細談他當年為什麼是左傾分子？怎樣從「左傾」變成「極左」，由托派又為何變成資本家。他不只是一個資本家，還是一位政治思想者。經過多年細嚼政治理論與經濟運行，施永青怎樣看政治改革？怎樣看佔中？
香港所面對的也是西方國家的社會積弊，即富裕而又發達社會所遇到的問題。當前部分佔領者及泛民主派政客把社會積弊歸咎於尚未完成的民主政策改革，如此論斷難以令人信服。事實上，即使其他地區的民主政體亦未能解決同樣的社會積弊，要解決香港的社會問題，單靠政治方案根本無濟於事。
綜觀近代世情，所謂普世價值，實已墮落為西方社會強行推行自己的文化、價值觀的工具。它們把自己置於道德的制高點上，排斥一切異質文化為異端、邪惡、妖魔。弱小者只能逆來順受，無法抗拒。有一位在國內的傳道者曾如此懺悔：「我的任務，就是每天致力如何使中國人信奉上帝。不管他們原來的文化和信仰。」這儼然是一種不民主、不平等的強權政治與文化。
如何破解軍中貪腐，一直是世界各國當局面對的難題。放眼海外，各國軍隊遠非「弊絕風清」、一塵不染的樂土，軍中弊案時有所聞。在北京 APEC 會議上，軍隊反貪腐、發展中國家的「國防貪腐」、各國反腐合作網絡等，是熱點話題之一。
11月7日，中國企業業已中標的墨西哥高鐵項目推倒重來。國內輿論紛紛為中國企業叫屈。墨方出爾反爾，難辭其咎。但是，中國企業「走出去」不能再繼續輕視風險。
不同的文化代表着人類不同的生活方式、宇宙和價值觀等複雜的思維。文化是一個隨手拈來的普通術語，但卻沒有一個能得到普遍認同的確定涵義。西漢劉向編的《說苑・指武篇》：「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當中的文化，意思是文德教化，源出《周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指文治與教化。這裏也帶出一個理念，就是先禮後兵，教而不化，就要用武力征服。因為歷史與政經形勢，中港關係錯綜複雜，回歸後，中央對香港呵護備至，如今發生佔中運動，是明顯的不服。這不能怪中央與國人會感到香港人「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其後將採取的策略和態度，順理成章，路人皆見！
11月北京 APEC（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幾個堪稱「經典」的鏡頭，令人久留記憶之中，難以忘卻；這些鏡頭展示的中國和美、俄、日元首和首腦們的互動，恰恰反映了中國和這些國家之間的微妙關係，而中美卻是要角。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任何民主運動都不是一次抗爭便成功。爭取民心較藉長期堵塞道路向政府施壓，孰輕孰重，只要冷靜思考，結論顯而易見。保住佔領成果，主動走出佔領區向市民大眾講解何謂真普選，就影響部分市民的生計及權益道歉，以至分析民主與民生的關係等，可能少了一份佔領的激情和浪漫，卻多了一層細水長流的踏實和責任。
根據人口普查與其他數據得出的對香港生產函數估算，上市公司3500億元的損失可算出總體經濟大約會有超過1.1 萬億元的損失。假設香港的 GDP 未來30年的實質年增長率由政府預計的平均2.8%跌至2.7%，即下降0.1個百分點，而實質折現率是2%的話（香港 i-Bonds 顯示，實質折現率可以是零），未來30年累積的 GDP 跌幅的折現值便正好稍超過1.1萬億元。這數字從3500億元的佔領運動造成的損失下限中推算出來，我也只能把 GDP 增長率0.1% 的跌幅視作下限。0.1% 看似很小，很多人都會認為太過樂觀，但這已是佔領運動者所不知道又完全無法承擔的損失了。
2007年時中央為什麼同意香港在2017年可以有普選？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驚人，中產階級大量增加，將來對民主的訴求必會強烈。但什麼形式的民主適合中國？答案卻無先例可援。按照中國近30多年發展策略的思維，搞特區、摸着石頭過河的路徑，會被認為較為可行。容許香港出現普選，對其中出現的問題加以觀察並想出對應之道，並把可能浮現出來的弊病局限在一小塊地方，不致影響全國，一發不可收拾，而若普選帶來良好效果的話，則其他地方可逐漸推廣，這些盤算，符合中國的利益。現在香港出現的亂局，正可被視為需要總結的經驗。
通過三中和四中全會，中國改革的頂層設計已經到位。但如果解決不了官員不作為的問題，頂層設計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如果改革方案實行不下去，不能為社會提供實在的改革成果，社會對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會降得更低，政府的壓力也會更大。可以說，改革方案能否實施下去，也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重在執行，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硬道理。
這一次佔中，大陸民眾也極為反感，也成了學生的對立面和反對者。原因有三：一是大陸正實行習近平新政，內懲國賊敗類，外抗美日戰略打壓，深受民眾理解支持；二是中國經濟政治日益進步，所有民眾都不同程度享受到改革紅利；三是近年香港的街頭運動摻雜了反華厭中的不良元素，而香港社會又明顯得益於大陸的經濟發展。大陸民眾感覺到佔中運動帶有挑戰中央，疏離大陸，親近英美，類似顏色革命的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