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

為學生、老師、家長、校長創造一個穩定關懷、具啟發性、富滿足感的教與學環境

常言政治一天也嫌長。特首提名結束後，在北京兩會期間中央官員的公開發言，與之前在香港盛傳林鄭月娥是中央唯一支持的候選人，以及曾俊華有可能不獲中央委任（假如他當選）等報道並不相稱，例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以「都是謠言」回應有關中聯辦為林鄭月娥拉票的傳聞。 早前南下深圳接見建制派代表的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國務委員兼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楊潔篪、中聯辦主任王光亞，除了重複中央對行政長官的4項標準（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及港人擁護）外，完全不回應中央是否支持或可能不委任哪位候選人的提問。王光亞並補充說，中央希望行政長官選舉依法、依規、順利進行，選出符合中央要求的行政長官。 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在解釋港區人大代表必須聲明擁護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港》時，表示人大代表不會因為在行政長官選舉中，不支持某位（中央屬意的）候選人而被取消資格。 有建制人士認為，上述言論不代表中央改變支持林鄭月娥成為下屆特首的立場，而只是想避免予港人中央已「欽點」她的印象。不過，對港人而言，中央官員的公開表態，比之前的「謠言」來得真實。而對建制選委而言，這些有紀錄的說話、起碼令他們於深思熟慮後，可以安心地改變提名時的決定，例如投曾俊華或胡國興一張暗票。 更重要的訊息是，沒有一位中央官員公開明言或暗示中央有可能不委任在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同期間，根正苗紅的愛國人士、林鄭月娥競選辦資深顧問鄭耀棠聲稱，他看不到在今屆3位候選人當中，任何一位當選，中央會不任命。 當然，即使3位候選人都符合中央對特首的4項標準，這不等於他們在中央心中的份量相同。王光亞稱，中央關注香港特首選舉是情理中事，無可厚非；同理，中央內部討論過哪位候選人最適合當下屆特首，也是正常不過的事。假如討論的結果是林鄭月娥排名第一，這亦不會令人感到意外。 至於中聯辦曾否替林鄭月娥拉票或爭取提名，既然張曉明稱這是謠言，我認為與其爭拗舊事，不如展望未來選情。 我會根據中央對特首的4項標準，逐項分析3位候選人的優次，讓港人，特別是有資格投票的選委參考，期望後者最終作出符合自己良心及大多數港人意願的決定。 一、愛國愛港 籠統而言，這是項百分之九十九的港人都符合資格的標準；而回歸前後，在香港政府工作多年的3位候選人尤其如是。不過，既然「一國」可以分成「兩制」，愛國與愛港兩者的表現也可能有點不同。例如，去年中國與香港爭取世界盃入圍賽的足球賽事之前，傳媒乘機大做文章，追問政府高官支持哪支球隊。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認真回應，表示支持港隊打一場精采的比賽，並相信中港兩隊都會全力而赴；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曾俊華則輕鬆講句：「香港人梗係撐港隊。」 在這件小事上，中央會認為林鄭月娥愛國愛港無分彼此值得嘉許，還是曾俊華率性撐港隊更能體現在「一國兩制」下愛國愛港的真精神嗎？ 再談大事。在為《基本法》23條立法事上，林鄭月娥與曾俊華在各自政綱中表達的立場非常不同，林鄭月娥表明須審慎行事，會嘗試創造有利的社會環境，但沒有提出時間表；曾俊華卻比林鄭月娥進取得多，他表示會草擬「白紙草案」進行公眾諮詢，採取「先易後難」的原則分階段立法，並以2020年完成整件事為目標。在港人普遍憂慮23條立法的情況下，曾俊華建議包含的愛國成分看來比林鄭月娥的多些。 雖然胡國興也建議為23條立法，但他提到的條件包括同時為22條立法，藉此防止中央部門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此舉被基本法委員會內地委員饒戈平質疑為僭越中央權力，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胡國興好像愛港多過愛國！ 總結一句，假如林鄭月娥和曾俊華在愛國愛港上被中央評為不相伯仲，胡國興恐怕要排後了。 二、中央信任 在3位候選人中，從來沒有與中央有公事來往的退休法官胡國興不可能是中央最信任的人。在林鄭月娥與曾俊華之間，建制派內有個說法，中央對司長的要求與對特首的不同。換句話說，中央可以放心讓某人做司長，但中央可能並不完全信任他做特首，或者認為有人的信任度或國家安全指數比他高。曾獲張德江接見的一名反佔中健將便撰文警告，假如獲得反對派支持的曾俊華勝出，他難以得到中央信任。 雖然非權威人士的說話可以不理，但在政制及佔中事上站穩國家立場、寸步不讓的林鄭月娥，在中央心中的信任程度比曾俊華高，是無庸置疑的事實。關鍵是，曾俊華拿到較低的信任分，是否足以影響中央的最後決定而已。 其他兩項我認為是較實在的標準，下文續談。 特首選舉（七）

粵港澳大灣區會否為香港帶來另一次繁榮期？

韓國憲法法院以8票贊成，0票反對，通過總統彈劾案，朴槿惠即時下台。

擔任財政司司長九年以來，所有教育局提出可以執行的措施，我全部有足夠撥款落實。

處此亂局，不但被改造的中東回教國陷入不能自救，連西方社會也告四面楚歌。

中國三十多年來，在鄧小平改革開放與世界接軌路線導引下，銳意發展經濟，憑藉全球化東風的推力把被毛澤東搞得民不聊生，一窮二白的中國迅速發展為一個蒸蒸日上，日益強盛的國家。 中國在這樣背景下的發展成就盡管令人羨艷，但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尤其是到了今天，中國進入一個關鏈的發展節點。內地傳媒用不無盛世危言意味的三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塔西佗陷阱來警示國人，前途多艱，務須加倍努力，庶幾事底於成。 三大陷阱是中國今天面對的挑戰，中國能不能越過陷阱，本文將從特別的視角進行觀察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 中等收入陷阱，本來不是一個非常嚴謹的概念。在香港經歷經濟起飛階段，鮮有人提及與使用。只是大約十年前中國經濟進入最高速發展的時刻，被經濟學者連同諸如劉易斯拐點一類專業術語引入，用於探究中國的經濟前途與發展路徑。從此成為內地傳媒歷久不衰的常用辭。 傳媒在使用這個術語時有諸般不同的演繹。有人把某個人均GDP比如說15000美元作為陷阱的邊界，就是說超過這一界線就算上了岸，否則就是在陷阱中爭紮。這種說法對於解釋一些資源大國，在資源牛市中暴富，旋而再跌陷阱似有些勉強。更多的作者以進入公認的富國集團比如經含組織作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標志。這可能是比較合理的衡量方法。 不管怎樣說，公認越過中等收入陷阱的富國基本都是歐美國家，這也順理成章。畢竟現代社會始於西方。除去歐美之外，現代潮流席捲世界一百多年後（中國與日本這樣的重要國家受現代潮流沖激也就百多年而己），全球只有不過十來個國家包括亞洲的日韓臻於此一行列。我們細檢這些跨越陷阱進入富國行列的國家，可以帶來很大啟示：這些國家其實非常齊一，全部是自由平等，實行民主政制與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無一例外。西班牙與葡萄牙是西歐最後兩個向這種制度轉型的國家，遲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因為佛朗哥將軍去世和發生推翻獨裁政權的政變，這兩個國家改行他們西方鄰國的制度，結果由西方最落伍的國家迅速發展，跨越陷阱，西班牙成為當年第八大工業國；葡萄牙由獨裁政權時期的人均GDP750美元的落後國家迅速發展成富裕國家。 實行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制度為什麼能成為富國呢？這就是本欄一再指出的，它符合現代社會的腦力特點。一方面它有利開發社會的腦力資源，使所有聰明頭腦被發掘與最大限度地發揮功能；與此相聯系是另一方面，國家精英實行角色轉變，由搜刮的統治者轉變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這樣國家就有高效率的經濟，從而有能力跨越陷阱。此二端在相當程度上是互為因果關係的。 那麼中國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如果中國只是一個人口規模較為普通的大國，比如說與美國相去不遠（你可以理解為如果美國有十億上下的人口），以中國今天實行的制度，也就是精英繼續擔當搜刮的統治者角色，我會作出否定的回答。中國精英應該感謝以人倫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使炎黃衍繁了世界最多的人口。在全球化下，中國精英充當一種管工角色，在傳統帝制外加列寧主義的增益下，把十多億臣民管得服服貼貼：沒有工會，沒有有組織的罷工，自然有能力控制工薪使之極具竟爭力，中國精英的這些能力使世界很多的經濟活動尤其是製造業的經濟活動轉移到了中國。這樣下去最終將使富國變窮。中國可能就是這樣實現跨越陷阱的。這種消長趨勢是否繼續下去值得注意。   中國不可能步入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歷史學家。根據伯羅奔尼撤戰爭雅典與斯巴達爭戰的經驗，認為新晉強權會挑戰原有強權而發生戰爭。認定新強權對舊強權的挑戰是無法避免，是謂之曰修昔底德陷阱。 那些戰略家們所說的中國面對著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隨著中國的崛起成為強權，勢必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世界格局。這樣中美終有一戰。 本欄曾經討論過美國國家人格，認為這種國家人格的國際維度是國內維度的延伸。美國己經轉換了角色的精英放棄了通過壟斷國家權力，使用國家暴力搶奪兼併他國。在中國非常弱勢的時候，美國尚且沒有動強食之念。反而一力支持中國發展。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生產基地，在相當程度上符合美國精英的利益。看不到美國有侵略中國與中國一戰的誘因。中國的緊張更多的是，美國一些對中國執政黨奉行的那套意識形態的不認同。 在現代確實有國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當年的德國就是意圖挑戰英國主導的世界秩序與格局；後來蘇聯在冷戰中與美國的對抗都有這種況味。但不是處於第二都必然意圖挑戰老大。美日之居第一第二四十有餘年，日本甘做小弟弟而相安無事。 德國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在於當年的德國精英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民族優越感。務必帶領日爾曼民族統治世界；蘇聯精英則是要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代替美國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總之是理想沖昏了頭腦。 今天的中國精英只關心一件事：永續保有他們的權力。這是和中國歷朝歷代所共有的特性。中國政權提倡民族主義是與當年德國人的民族主義截然不同的。中國精英不會像德國精英般冒著失去政權的危險帶領國人對外擴張。相反中國精英提倡的民族主義只是為了奪權與固權，從抗戰到今天都是這樣。至於蘇聯式的英特納雄奈尓，時至於今說說而己也不過是一種增加合法性的意思罷了。 因此中國幾乎肯定會規避這一陷阱的了。看看特朗普來勢洶洶馬上陪笑臉就可以推斷此言不差的了。   中國其實己墜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是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陷阱指的是一個組織包括政府當其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說假話，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會被公眾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 中國從鴉片戰爭開始的現代轉型因為傳統的包袱太過沉重，國人嗜痂有癖，精英又不願效法西方日本同儕實行角色轉變。因此現代轉型走了大彎路，付出巨大代價。尤其是四分之一世紀的毛氏窳政，在鬥爭專政這些赤裸裸血斑斑的暴力包括語言暴力，制度暴力和真的動刀槍的暴力之下，釋放了所有人性惡。中國社會在相當程度上不再存在誠信，不再存在道德。有的只是強權，有的只是鎮壓即古人所說的以力服人者。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中國的組織哪些有公信力？啇業組織造假牟利不惜坑害消費者。食物領域的國產奶粉，地溝油。而蘇丹紅，孔雀石綠之類即便一般國家大學化學系學生也未必十分在行的化學名辭居然登堂入室，成為大眾傳媒的常用辭。政府機關或與公權力相聯系的諸如紅十字會以及國立文教衛生機構，無不以權謀利者。大家知道所有這些組織都是由沒有轉變角色的精英掌握與控制的。所以說中國精英是搜刮的統治者。 中國今天根本深深陷進塔西佗陷阱之中，其所以沒有被淹沒，中國精英其實應該感謝西方精英。他們送來技術，送來資金，送來市場，總之送來陷阱的方舟才使中國精英不致被淹沒。   結論：中國精英必須轉變角色 中國今天面對的三大陷阱歸根結柢，都是中國現代轉型未進入最關鍵的層面：精英繼續擔當搜刮的統治者角色，而沒有成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這樣中國沒有最強大的創新能力與高效率的經濟體系，因為最聰明的頭腦不在這兩個領域而被吸引去了治人的官場。因此中等收入陷阱能否越過頔有疑問。即使因為人多而得到規模與聚合效應的好處，也如本文分析可能在富國因工序轉移到中國而變窮下才實現跨越，這對於人類而言並非好事。至於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中國精英實現如西方精英般的角色轉變，則中國的國家人格將與西方契合，修昔底德陷阱自然消於無形。即便今天已深陷其中的塔西佗陷阱，中國精英如果放棄搜刮專政的統治者角色，轉變為高效的創新者與經營者角色，將惠澤所有社會成員：中國的、外國的。這樣社會將變得和穆。塔西佗陷阱將自動升上地面而不再存在。 實際上，不止三大陷阱，中國這個歷史攸久人口眾多的古國在現代遇到的很多問題，都會隨精英的角色轉變而得到化解。中國的前途乃至人類的前途在於精英角色的轉變！中國的精英們應該開始逐步轉變的了。

中國這65年來，脫貧世界之冠，壽命長了，薪金增了，海外遊客亦成為世界之最。

南韓的出路或許是擺脫美日，與中國合作。

有人說，2016年是全球化倒退的一年。若以行車比喻，全球化這輛列車高速前進數十年，近年漸漸慢了下來，甚或停止不前，更有開倒車的趨勢。

香港記者協會於今天（2017年3月10日）在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舉行特首候選人座談會。

從近一兩年中央政策的轉向，應是對香港有所期望，有所著力。

全球恐怖主義與宗教極端活動在近年內進入活躍期，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恐怖活動的興起，與世界政治經濟周期演變密不可分。尤其是全球化的逆向效應，世界範圍不平等的縱向加深，「失敗國家」的增加， 或以民粹保守主義的面目，或以宗教極端的憤怒情緒，為激進力量乃至恐怖活動，提供了燃料。 「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 或ISIS）應劫而生，舉世震怖，這個一時風頭無兩的極端組織，其實遠非造成危害最大，也非基礎最為深厚的恐怖團體，以行動能力和組織嚴密而論，比之於成功導演「911」事件的「基地」（Al-Qaeda）組織，甚至可以說難望其項背。然而在傳播效率上，ISIS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究其原因，除了熟諳互聯網傳播的手法，用盡心理戰的不對等優勢之外，還有令人不得不駭異的「核心競爭力」——製造事件的能力。美國馬里蘭大學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記錄了從1970年以來的恐怖襲擊事件，活躍不到四年的「伊斯蘭國」竟然以2922次事件記錄，遠超活躍二十年的「基地」組織（1950次）。   金融市場捕捉事件的工具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鴻雁已經飛走，雪中卻有痕跡，有敏感與經驗的觀察者仍然能尋找到時節的先兆。 對事件信息的接受與反饋最敏感的「雪地」，莫過於金融市場。金融市場處理信息的絕妙之處，在於風險和收益抽象法，將天下紛紜萬事，化繁為簡。無論是北極溫度上升、南海島嶼爭議，還是倫敦地鐵罷工、美國大選爆冷，作為投資者只關心兩個後果：此事件對資產預期收益，以及資產價格波動的影響（風險）。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套建立在現代金融理論、統計學和實證計量基礎上的成熟方法，量化測度收益與風險。雖然這套方法也飽受挑戰，比如盡人皆知的「黑天鵝」（突發系統性風險），但總體而言，仍然無可替代。 「事件研究」（Event Study）方法，就是其中一種經典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假設某類事件發生前後的時間段中，與其相關的資產因為價格波動，出現了「超常」收益，並且累積起來在統計意義上是顯著的，那麼我們可以認為該類事件對資產收益有特定方向與程度之影響。「事件研究」廣泛用於預測。業績公佈、分紅派息、高層更換、評級變動之類的事件影響個別資產，「喬幫主」辭世對APPLE固然是沉痛損失，但對於同行並無負面影響，所以投資者合理分散投資組合就能完美規避。然而一旦面臨宏觀事件，則是覆蓋全市場的系統風險，無遠弗屆，只有影響大小之別。最極端的、可以令系統風險短時間急劇膨脹的事件，像2008年的金融海嘯或今年新鮮出爐的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就是所謂「黑天鵝」了。不過，用事件方法研究政治經濟，無法捕捉「黑天鵝」，只能在看不清「天鵝」的羽毛顏色之時，基於過往數據在統計基礎上最佳估計。   「灰天鵝」大行其道 基於金融市場數據的事件研究，可否用於「伊斯蘭國」 恐怖襲擊以及類似事件呢？ 首爾國立大學的Byung-Yeon Kim教授 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Gérard Roland教授在2014年發布了一篇非常有趣的研究。他們用宏觀事件研究的方法，研究了金融市場對2000年到2008年朝鮮半島發生的20個重要敏感事件的反應，包括朝鮮核試驗、反艦導彈測試、金正日非正式訪華、布什宣布朝鮮為邪惡軸心國家、韓朝兩次領導人會晤、首輪六方會談。研究者使用了韓國股票市場KOSPI指數作為事件窗口，用美國和日本的市場指數作為基準市場，結論發現：包括核威脅在內的事件樣本，其窗口累積超常回報率，並沒有通過統計顯著性要求。也就是說，韓國金融市場並不真正相信朝鮮言之鑿鑿的威脅，也不相信對方的信誓旦旦的姿態——市場不怕金正日！ 以投資者集體智慧，判斷威脅的真實與虛假，本質上是倚賴大樣本匯集信息，以大數定律形成統計推斷。任何隨機人群中都有過度反應和反應不足的觀察者，但是經過互相抵消，市場最終表現出來的，是此威脅信息成為事實的最可能概率之風險定價。 恐怖襲擊事件與一般政經事件相比，因信息高度不對稱，具有更大的不可預測性。一隻真正「純黑」的天鵝，與混沌複雜系統的非線性演化特徵有關，有絕對的不可預測性，比如廣為人知的「一隻蝴蝶扇動翅膀引起颶風」。恐怖襲擊事件介於「純黑」和高度可期待的「純白」之間，是一群隱約於水天暮色中的「灰天鵝」。 實際上，多數宏觀政經事件都是此類灰天鵝，所不同者，無非深灰和淺灰之別。   市場怕不怕ISIS？ 筆者帶領的量化金融學習小組，最近針對發生在2013年到2015年之間237宗公開報導並證實與「伊斯蘭國」有關的恐怖活動事件，以土耳其、以色列、德國、英國四國的主要股票指數收益的波動為對象，以與上文類似的事件研究方法，研究了不同地緣環境的金融市場所受伊斯蘭國活動影響的模式。 研究結果顯示，投資者對恐襲威脅的真實性反應，與刻板印象大相逕庭。市場的反饋模式，並非一般想像中的地緣越接近受影響越大。 在伊斯蘭國活動發生最多的中東與近東地區，距離伊斯蘭國大本營敘利亞與伊拉克地緣上最接近的土耳其市場，其兩個主要股票指數BIST 30和BIST 100，在全部窗口、事前窗口和事後窗口中的異常收益率都沒有統計顯著性；同樣，被視為中東地區最敏感的國家以色列，其股票指數TA25和TA100回報率也沒有對「伊斯蘭國」的活動有明顯反應。然而，在歐洲市場，德國DAX指數和英國的FTSE100指數，卻對恐怖襲擊有顯著為負的異常回報率。 更細緻來看，如果進一步區分地區性事件（發生在中東）與區域外事件（發生在中東以外），以色列、德國和英國市場對區外事件反應敏感，土耳其市場則無。 不同地緣市場也對於恐怖事件中有無致死受害者反應不同。德國市場對致死事件的負面反應最強，其次是英國和以色列，而土耳其市場仍舊沒有顯著反應。   弔詭的地緣與行為金融學 實證研究的結果顛覆了我們對投資者行為的常識性假設，處於「伊斯蘭國」活躍地域中心的土耳其市場和以色列市場，投資者遠遠比千里之外的歐洲投資者反應冷​​淡。而且有趣的是，以色列投資者甚至對發生在遠方的事件比發生在身邊的威脅更加敏感。 對於這種結果，一個影響因素是中心市場的投資者，比邊緣市場更容易吸收信息和便於對沖風險，所以單獨資產的風險影響可以更有效地擴散到市場指數波動裡。信息的全球化程度讓金融市場比實體經濟更加受到中心的影響，信息的擴散方式是從歐美中心市場向新興市場，即使事件發生在本地，信息的生產與處理卻在中心市場。互聯網傳媒的分散化節點，只是讓信息更快速有效地向中心市場流動，造成了中心市場比邊緣市場信息更充分，容易對系統風險進行反應。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更加有趣，如前文所舉例，韓國投資者傾向於拒絕相信金正日的威脅。 「伊斯蘭國」活躍地區的投資者，有可能整體傾向於低估恐怖襲擊的威脅，而區外投資者傾向於高估威脅。這是由於地域、宗教、語言、文化越接近，人們做判斷時，對私人信息的信賴程度就越高於公開信息，比如華人經濟活動中對「關係」的迷思與高估。這種自信會引誘人們依賴有限和自動篩選的信息做決策，激發整體上的「倖存者偏差」。 依賴宏觀事件（包括恐怖襲擊）來構建策略的投資基金並不少見。然而，反其道而行之，利用金融市場的數據優勢預測政治地緣風險，甚至精確預測重大恐怖活動，卻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方向。   涉及引文： Kim, Byung-Yeon and Roland, Gerard （2014） “How […]

從2010年至2015年底，由於貿易壁壘措施，二十國集團損失了8,000億美元的總貿易量。

脆弱的台灣再經不起內耗，家不和萬事衰，我再也不會有惡夢。

「揭穿」這陰謀的人，大概沒有看過開票點票是怎樣進行的。

現屆政府一直提倡研究發展郊野公園綠化帶，即位於郊野公園邊陲、生態價值較低的地段，但每次觸及有關議題，便遭到反對人士群起攻之，要落實發展郊野公園邊陲地，可說是寸步難行。 事關當政府在沒有提出一個完整的長期土地發展策略，對不同增加發展用地的方案提出客觀理據，以供社會各界作出理性討論，只提發展郊野公園綠化帶，反對者一定不會接受，更會事事反對，自然招來反對聲音。當今其中兩位特首候選人都有提出大規模填海作為其中一項重要的選項。其實過往政府已經研究過在交椅洲填海擴展為大型人工島作為解決土地短缺的主要方案。 政府若認為長遠方案不能遠水救近火，須輔以短期發展郊野公園綠化帶的方案，便應先做好正式研究，包括安排各相關部門整理有關郊野公園和綠化帶的資料，並派員作實地視察，記錄各個地點的周邊狀況，例如交通、人流和生態狀況等。然後撰寫資料完備的報告，客觀分析全港郊野公園綠化帶的發展潛力，有多少幅綠化帶土地適合改劃作發展之用。 政府有了全盤數據分析在手，才提出有關建議，公眾容易理解之餘，遇到反對聲音亦有客觀數據，理直氣壯反駁和解釋。 當年政府為郊野公園劃界時，為了土地的完整性，或順應河溪和道路有明顯分界，便將當時無人發展的地段一併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未必是因為該處具生態價值。所以，現時政府應該因時制宜，作出改劃，發展沒有生態價值的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只要有理據，有勇氣，便能理直氣壯！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葉劉淑儀最後因為拿不到150個提名，再次無緣參加行政長官選舉。上一屆唐梁之爭，唐英年到後段敗象已露，葉劉淑儀搶閘希望入場，結果無功而還；但當年太過倉卒、籌備時間不足，是未能入閘其中一個主因。汲取教訓，葉劉今屆很早就開始部署，政圈內人人皆知她會捲土重來，結果仍然無法入閘，更敗給「政壇新手」胡國興，相信連她自己都始料不及。   葉劉遭遇 對建制派有很大啓示   塵埃落定之後，葉劉淑儀接受電台訪問，對3名候選人曾俊華、林鄭月娥及胡國興「評頭品足」，指出3人都有缺陷（但沒有提優點），言下之意，他們都「未夠斤両」當行政長官。在葉劉眼中，她應該認為自己是最適合人選，無論政綱和履歷，她都應在3名候選人之上。最有條件的人選最終出局，是「劣幣驅逐良幣」，反映制度出了問題。對此，葉劉淑儀在訪問中也有談及，她說泛民陣營今屆手握300多票，送3人入閘「啲票唔夠分」。 經過2003年23條立法一役，葉劉和民主派種下了極深的嫌隙；參加特首選舉，葉劉斷無理由會寄望泛民會以提名票送她入閘。葉劉爭取提名票的對象，肯定是800多名建制派選委，他們的票數足以支持她晉身為候選人。換言之，葉劉之敗不在泛民，而是敗在建制派手上。 她在訪問中是這樣說的：「今次中央很早表態，很罕見，變相在提名階段篩選。」中央表態，建制派歸邊，提名票「高度集中」、滴水不漏，是葉劉再次落敗的主要原因。有部分建制派和主流傳媒讚賞葉劉淑儀的政綱出色、會見選委時表現進取，比其他參選人都優勝。既然如此，為何建制派不願支持葉劉？很明顯，政綱在建制陣營中的作用，其實無關宏旨，主要是看中央的意向。 葉劉淑儀的遭遇，對建制派有很大啓示：即使過去有良好的公職紀錄、跟中央保持友好關係、在重大政治問題站穩建制派的立場，但在管治權力的分配上，仍然未必符合資格。那麼，未來特區政府對管治人才的要求，到底要符合哪些標準？   管治聯盟納政黨代表 危機反更大   劉兆佳教授一直倡議的管治聯盟，是指由香港社會的一些精英人士尤其是建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和親中政治勢力的組合，而中央政府會在此聯盟的組成上扮演重要角色，令可能不會合作的精英聯成一線。管治聯盟在董建華政府中曾經試驗過，董先生吸納了不同政黨、建制精英「共冶一爐」，結果到23條立法最後階段自由黨「造反」，管治聯盟宣告瓦解。說到底，政黨的生命線在選票、民意，特區政府的權力基礎則在中央支持，兩者不時會有衝突。政黨要生存，往住都寧取群眾，而不願緊跟中央。換言之，管治聯盟納入政黨代表，得到的往往不是政局穩定，反而是更大的危機。 葉劉淑儀為她領導的新民黨定位，說特首選舉之後，新民黨會重新考慮，可能「無咁建制」，會更獨立，可能要更敢言。如果成事，可以預見新民黨與建制核心只會愈走愈遠，葉劉想5年後再次角逐特首，機會只會更微！ 如果要為建制派劃一個範圍，這個範圍應該很闊很廣。鄧小平在香港回歸前談到港人治港時，說治港的人應以愛國者為主體，即擁護中國收回主權，支持北京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基本方針。用這條線去劃界，香港政治中的建制派應該是主流派、大多數。   「一左二窄」現象似又重臨   然而，事實是另一回事：過去20年愛國愛港陣營未能團結大多數，反而把圈子愈收愈窄，排擠「異見者」多，拉攏同路人少。當年「香港工作」的「一左二窄」現象，如今好像又再重臨。反映在今屆特首選舉上，是不斷有傳聞說「中央只支持一個參選人」、有人「勝出也不會獲中央委任」，甚至說得到泛民提名是「勾結外國勢力」……有些人替葉劉淑儀不值，是眼見她緊跟中央立場（對直選議員來說這是「高危」行為）、配合國家政策（很快就成立了「一帶一路」的研究機構），盡心盡力，是建制派的模範；可是在特首選舉中仍然受到封殺，連入場機會也沒有。試問對建制陣營來說，「廣納英才」是否有一套不為外界所知的潛規則？ 內地學者程東金撰寫的文章〈香港管治的出路何在？〉，有以下一段分析：「中共的基本原則非常明確，它是包括香港在內的全國的執政黨。但中共在香港卻不但不直接管治，而且不公開活動，也不參加香港的各項選舉……到目前為止，中央還沒有明確搞清楚作為國家的執政黨與參與管治香港的建制力量的關係。如果這些力量不受中共節制，則中共確保執政黨的地位就成一疑問。在諸多根本問題沒有釐清之前，中央對政黨政治只能是禁止，對於管治聯盟的組成也只能是處於兩難之局。而在中央未有明確表態之前，特首能夠整合建制勢力的空間亦有限。」（《文化縱橫》，2014 年7月28日）   如何促進和諧 仍是大問號   有不少政圈中人和學者曾建議香港應該行政黨政治、有執政黨，但上引內地學者的分析說得很清楚，北京不會容許中國境內有另一個執政黨，連類近執政黨的管治聯盟都沒有存在空間。 未來不管誰做特首，要建立一個廣納各界（更闊政治光譜）人才的管治班子，看來絕不容易。如何促進穩定和諧，仍然會是一個大問號。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今次特首選舉，有3名參選人拿到超過門檻要求的150張提名票，成為有資格角逐特首寶座的候選人。取到最多有效提名票的是林鄭月娥，一共是580票。曾俊華和胡國興則分別取得165票及180票。 分析各人取得的提名票，胡國興的票是百分百來自泛民陣營，而林鄭月娥卻連一張泛民選委的提名票也拿不到。曾俊華算是成功突破這個兩極化局面，取得40張建制或非泛民的提名票。 既生葉劉、何生林鄭 提名期結束時，建制陣營還有200多名選委沒有提名任何人，而這批選委絕大部分卻堅決拒絕提名被中央百分百肯定是愛國愛港的葉劉淑儀。這位從2003年推銷《基本法》23條立法開始、替中央打拚多年的悍將，繼上屆特首選舉後再度望門興嘆。一般市民看在眼中，對這位高票當選的直選議員的遭遇同情之餘，難免對特首選舉的公平性增添疑慮。雖然葉劉淑儀沒有公開埋怨中聯辦，但她心中恐怕有「既生葉劉、何生林鄭」的感慨。 有力人士狠心地不讓葉劉淑儀角逐特首的原因是避免曾俊華可能從中得益，影響林鄭月娥的勝算。正如我在前文分析，我相信林鄭月娥是中央至今唯一支持的參選人（見〈「中央支持」有何玄機？「港人擁護」有多重要？〉，刊於2017年2月15日《信報》）。 影響所及，部分要看中央臉色做人的建制人士近日紛紛加碼，出口或撰文，把曾俊華拿不到足夠入閘的建制提名票的困局變成他投誠泛民陣營的罪證。一名由中央委任，做了10多年的主要官員（包括9年財政司司長的建制中人），就這樣遭釘上反對派代表的十字架上。這種見風駛?，愈左愈對的行徑，凸顯今次提名過程的荒謬和離奇。 有評論認為林鄭月娥提交的提名票不足700張，甚至少於半數的580張提名票是顯示她當選的機會有暗湧。這個說法不值一哂。提名林鄭月娥的包括絕大部分的工商界選委，而沒有提名她的則包括逾百張屬勞工、中企背景、港九區議會界別的建制鐵票，以及20多張原本支持葉劉淑儀的提名票。 換言之，林鄭月娥交出略少於半數的提名票是刻意為之的策略，目的是避免加深外界對中央先欽點後投票的批評。美中不足的是，早前香港首富李嘉誠宣布不提名任何參選人時，爆出上次特首選舉時，他兩個星期前原來已知唐英年不能當選的情節。 我維持之前的看法：假如中央不改變主意，林鄭月娥肯定當選成為下屆特首。她能否拿到多過上次梁振英的689票，其實只有炒作而無實質的意義。在小圈子的選舉上，勝出票數的多少，不能按比例反映當選者公信力的高低；較為客觀的評估是當選者的民望。 在其他條件相差不是太大的情況下，中央自然希望其委任的特首是在選舉時民望最高的一個。這是曾俊華絕地翻生的唯一機會，這也解釋了為何有傳媒聘請某個之前從未做過本地民意調查的機構做今次選舉民調的原因。結果自然是該項民調得出林鄭月娥的民望與曾俊華不相上下的異常現象。 現在距離投票日還有十多天，與其猜測中央或習核心會否改變其「唯一」的選擇，不如讓我們從至今近兩個月，不少人戲稱「一人一票」的遊戲中，嘗試找出一些有利香港和港人的好處。 無忘一國兩制的初心 我認為今次選舉最令香港人受惠的成果是，這3名候選人都不約而同建議把《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及第8條的適用範圍擴展至行政長官。胡國興，甚至是曾俊華提出這項政綱完全正常。 令人「驚喜」的是近5年來一直協助特首梁振英把來自李國能委員會的防賄建議拖延不做，又不作解釋的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終於打倒昨天的我。我相信她此舉於事前是得到中央有關方面的默許，以期提升她的民望。無論如何。這個遲來的撥亂反正，實在有助香港保持廉潔及防止未來特首其身不正，傷風敗俗。 獲中央支持的林鄭月娥無須像曾俊華般，要以《基本法》23條立法為投名狀；相反，她可以明確表示，23條立法須審慎行事，而她當上特首後會首先創造有利的社會環境，也沒有立法的時間表。這對香港未來5年的穩定和法治是件好事。 林鄭月娥認為，同樣須審慎行事及沒有時間表的事項是重啟政改。她明確表示會在「8．31」框架下推動社會上的討論。從泛民的角度看，「8．31」框架不改、政改重啟無期不是好事。 不過，實事求是，看到中央在今次特首選舉中的積極動作，我們有什麼理由相信重啟有關普選特首的政改會改變中央要求「先知結果，才可普選」這個不言而喻的立場。 要改變中央的想法，即使有可能，起碼也需要一段長時間。這是我建議先爭取在立法會選舉安排上增加民主成分的原因（見〈突破迴避或重啟政改兩難之局的建議〉，刊於2017年2月1日《信報》）。 無論中央最終是維持撐林，還是轉軚撐曾，我希望有關官員明白，在今天極不穩定的國際政經環境中，「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是香港能夠繼續為國家作出重大貢獻的基礎。香港繼續撕裂，甚至近期有組織借七警案衝擊法治和司法機關，不是「一國兩制」的初心，反而會損害香港及中國在國際上的聲譽。這是下屆特首須成功駕馭的內外形勢。中央期望這次特首選舉可以團結港人，但在提名階段，中央在背後發揮的巨大影響，令泛民再次變成反對派，甚至連建制也要分敵我，這個發展與團結港人背道而馳。港人的合理期望是，中央在選委會投票前全面評估各候選人的信任度、管治能力和團結港人的能量，然後作出一個有利香港和國家的決定。 特首選舉（六）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香港的法官有無政治立場？他們的政治立場有無影響裁決？

法治精神、三權分立這一類討論，反映了那個地方的政治體制。

無論投票機制如何設計，只要有多於兩位候選人，那麼投票者便必定有誘因進行策略性投票。

排斥TPP的特朗普，對美國是禍是福？

特朗普從出馬競選到入主白宮履行總統職責，因為言辭，行事作風乃至推行的政策與社會習慣了的政治觀念或稱政治正確大相徑庭而受到傳媒的奚落，諷剌乃至圍攻。傳媒對特朗普這樣的政治人物抱持這種態度有很多原因，包括黨派的成見與傳媒的責任。言論自由受到保護的美國既是常態也具價值。 因為特朗普與傳媒尤其是建制傳媒的惡劣關係，傳媒一直以面譜化的言辭描繪這位新科美國總統。最常見諸媒體的描述辭匯非狂人與民粹主義莫屬。狂人說的是一個主體：特朗普；民粹主義則說的是這位新總統的政治主張或說政治取向。很明顯，狂人一詞帶有侮辱性，有些感情用事的咒駡觀感，非理性分析所合用。民粹主義則是一個有一定判別標準可以衡量的政治人物分際歸屬。本文從普遍被接受的民粹主義概念，臧否特氐是否民粹主義。   一、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作為一個政治術語很早就出現。在紅色國度生活過的知識分子更是熟耳能詳。因為在列寧的經典著作，乃至被作為紅色國家意識形態金科玉律的《聯共（布）黨史教程》中都有關於民粹主義的述說。只是民粹主義更多的是如《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前的共產黨般只是一個幽靈或稱一個暗影（早版的共產黨宣言譯者稱為暗影），很少政治人物或政治組織自稱或承認自己是民粹主義者。迄今也沒有人效法馬克思作民粹主義黨宣言。在現實世界民粹主義作為政治術語更多的是用來攻擊政治對手的。 民粹主義在相當程度上說有很多種的涵義。在不同政治環境下，專制的，民主的制度下會有不同的民粹主義。但是總體而言，民粹主義實際上是一種精英與民眾之間利益分配向民眾顯著傾斜的主張。民粹主義更主要的原因的是一種觀察問題的視角：是以精萸的角度還是民眾的角度觀察問題，得出結論。 在傳統社會精英以暴力壟斷國家權力，利益向精英傾斜，實行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人之道。當精英過分攫取利益或自然災害嚴重即所謂荒年失政時，社會必有要求利益重新均衡的呼聲。在中國就是有人揭杆而起以平均為號召，帶領民眾推翻原來的統治精英。但在這過程中的平均為號召你說是民粹固然沒錯，但這種民粹主義不外是那種懷抱「彼可取而代之」思想的新帝王及其從龍團隊的工具罷了。到了政權到手，平均利益只會棄如敞履。在相當程度上說民粹主義難以在傳統社會長久維持。 馬克思與他的傳人倡導與實行的工人運動，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號召，要得到全世界，可以說是最民粹主義的了。翻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洋洋大觀三十九卷，近三千萬言。不說那些尋常的時事評論（這位共產主義祖師爺是一家報館編輯），單看最傳世的從《共產黨宣言》到《資本論》的經典著作，馬恩以一種憤世忌俗的情感，從所謂被壓迫的無產階級的視角去看現代社會。因為憤世疾俗這種情感非出自人類理性。所以馬恩沒有看到現代社會的腦力性質，自然不明白現代社會首務在於開發腦力資源，更看不到自由平等和市場經濟是開發腦力資源最有效的制度，漠視企業家之間的競爭比勞資矛盾更嚴酷，以及競爭促成創新，最有利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福祉的提高。卻號召人們去搞什麼階級鬥爭，奪取政權，實行專政。說到底就是民眾反對具聰明頭腦的，最有能力進行創新的精英。可以說是民粹得無以複加的了。結果利用無產者取得勝利的革命家後來以國家淹沒社會，而把國家入私囊，利益更加全面向掌權精英傾斜。加上低效的經濟制度，結果是無產者沒有失去鎖鍊，只是革命領袖真的得到了整個國家。（共產黨宣言說，無產者在這場鬥爭中失去的只是鎖鍊，而得到的是整個世界） 真正持久的民粹主義是在現代實行民主制度的國家。在那些民主國家，國家權力通過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從這一意義說，這是最容易或者說可以用最低成本通往民粹主義的制度。南美就是最明顯的例子。那些民粹主義政治家從阿根廷的庇隆將軍開始，代有傳人。在那裏政治介入市場，市場制度受到浸蝕，精英的利益受到損害，根本沒有誘因與條件，實現精英與民眾雙贏的精英角色轉變。 西方的民主體制所以沒有為民粹主義淹沒，關鍵在於在西方文化下，市場經濟制度相當健全，法治受到全社會的尊重，為西方精英角色的轉變，由搜刮的統治者轉變為高效的創新者創造有利條件。全社會最終受益於精英與民眾利益均衡的制度。民眾在這種納什均衡之下，沒有誘因作出民粹主義的改變。只是由於全球化使精英作出改變均衡的行動，才導致近年西方政治的不穩定。   二、特朗普根本是從精英角度看問題，最多稱國粹主義而己 特朗普以反全球化訴求為基調，迎合利益受損的民眾，從而贏得大選入主白宮，本欄已有論列，不贅。全球化作為利益轉移，背後有美國國家人格的因素，也有精英的利益追求。毫無疑問，這並非一個帕累托最優的過程。其中有利益受損的群體乃至國家：美國及西方的一般民眾，乃至作為國家的西方先進經濟體。全球化如果按照原來軌道繼續下去，西方國家將會陷於嚴重危機。這樣造就出西方國家人格的西方精英將會失去他們的根基。人類歷史進程將改變方向。因此全球化逆轉肇因於全球化非帕累托最優，而不是其他。因為西方實行民主政制，所以以選舉體顯出來。 逆轉原來的全球化有多種途徑。表面對它沖著精英而來，人們不分青紅皂白給它加個民粹主義似乎順理成章。但是看看特朗普從競選到掌政，他的言辭與政策根本是從精英的角度看問題。競選時，人們認定是建制派的希拉蕊對於美國貧富分化的應對之策是向富人多收稅，收重稅。這明顯不是應對全球化的有效方法。後果可能使更多工序外移，稅收進一步萎縮，貧富更加擴大。若加以標簽，那倒真正是民粹主義了。特氐則提出減稅誘使美商遷回工序。這明顯是從精英角度看問題，如果得行其道使工序重回美國，美國民眾就業與收入都有可能增加，且不說拉發曲線對庫房的影響了。同時特朗普全面為金融行業松綁，廢除金融海嘯後對大金融機構施行的嚴厲管制。如果說當年占領華爾街運動是民粹主義，廢除這些當年的運動所促成的規管，有利精英的行政命令不會也是民粹主義吧！ 如果說特朗普的的施政理念是什麼主義的話，那應該是國粹主義了，意思就是美國本位，可以說是有些民族主義的意涵。這一國粹主義對特朗普的政治理念而言是最本質的東西。圍繞這種理念的言行、政策俯拾皆是。從美國優先到禁伊令，從政治經濟到軍事貿易。幾乎所有行為都可以找到國粹主義的源頭。   三、特朗普的困境和前景 一直以來民族主義都不是美國精英的意識形態。孕育自基督教文化的美國精英有美國作為上帝之城的情結。在現代腦力社會發展中，美國精英最早實現角色轉移，從而構建現代國家人格。這種人格的內向維度是實現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天道。即精英的腦力開發，惠澤民眾。在國際上把國內維度向外延伸。因而美國文化尤其是二戰後的美國文化是面向世界的。這種文化傳統與特朗普的國粹取向即使不是南轅北轍，格格不入也極不合調。 以美國實行的民主政制，特朗普由選民手中的選票贏得總統職位，他必須對支持者有所交代。尤其是反對他的勢力極為強大的時候，他更需要保住基本盤，因為時不我待，容不得他從長計議。實際上，特朗普的任務即把工序吸回美國，是極為困難複雜的，非朝夕可就。而保持基本盤的努力為特朗普的政策帶來爭議與阻力。真正是兩難境地。 禁伊令即禁止七個國家的國民入境，就是這種困境的體現。這一禁令對國家安全到底有多少實質功效令人懷疑。恐怖組織在很多國家有支持者。七個國家不是唯一的溫床。發布禁令更多的是作姿態向支持者交待，卻引來極大爭議，消耗自己的力量。 作為政治素人，特朗普不顧禁忌，橫沖直撞甚至不惜破壞規矩，乃至觸及美國立國的底線，使自己處於危險之中。特朗普作為商業利益遍佈美國內外的商家，不循先例，在任職期間盡可能令人信服地割斷與自己商業王國的關係，當他作為政治領袖作與他的商業王國利益交纏的政治決策時，瓜田李下的質疑，將令他的管治帶來不必要的困擾。尤其是他喜用自己的親屬與外國政府打交道，誰能保証，他的這些親屬不會行差踏錯，做出為了自己的商業利益而損害國家的事，比如說被一些國家特別是不透明的國家收買，可以說這是特氐自己埋下隨時可能使自己粉身碎身的不定時炸彈。 當然決定特氏成敗的關鍵是他能不能實現把工序帶回美國的承諾。最近一輪全球化實行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了。外遷美國職位已經在他國首先是中國安居了。職位外遷因為薪資差異而起，類似自然界自由落體。中國精英因此得到莫大利益。他們可以在不轉變角色的前提下以統治者身份得到全球化的幾乎所有利益。浸浸乎晉身為世界強權與美國精英一別瞄頭。與美國精英殫精竭慮開發自己的腦力資源不同，中國精英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作為統治者就好像是管工一般，控制著十多億民眾，讓他們以大大低於美國同行的工薪工作。中國精英最大的成功就是把這十多億民眾管束得服服貼貼。可以說是合資格的管工。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最高水準的管工。這樣當特朗普要把工序帶回美國的時候，中國精英答應嗎？特朗普鬥得過中國精英嗎？畢竟美國工薪依舊高中國數倍。逆自由落體運動可不容易。 在我看來，特朗普大鑼大鼓，卻沒有在美國精英中取得共識的反全球化，或美國國粹主義荊棘滿途，危機處處隨時夭折。但即便特朗普失敗了，反全球化會繼續下去。美國精英必須調整國家人格兩個向度的輕重使之重新回復均衡。這樣美國的反全球化的方向不會很快逆轉，只會以一種更多人贊同，不那麼激進或者說和風細雨式地進行。美國精英不能失去自己的根基。 至於有人說由中國接力推行全球化，除了你重新定義全球化，以中國精英作為統治者的角色論，中國不可能推行美國式的全球化，即把職位讓給其他國家。除非中國精英實現角色轉變，重構中國國家人格。

要香港和諧，三位特首候選人有甚麼方法呢？誰當選，除非把治權送給美國，都難有和諧。

月入七百元 農民增收難 北京國務院統計局的年度（2016）統計公報，於3月1日在黨媒《人民日報》刊出。公報透露，第一產業（農業）增加值6.3萬億元人民幣，增長率3.3%，遠低於第二產業（工業和建築）、第三產業（服務業）；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8400多元，月入約700元，生活仍不富裕。 農民增加收入的動力甚弱，官方擬推行農業供給側改革。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剛下達一號文件，題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 10多年的一號文件，都是關於三農（農民、農業、農村）政策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走向。今年的一號文件，分為6項（類）33條，俗稱「一號33條」（或「三農33條」）；其關鍵詞，本欄歸納為：供求關係，環境污染，供給側改革，三提高，三增，香港平台。 文件顯現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香港平台。它提及的建設現代農業產業園（第7條）、擴大優化農產品出口和加大海外推介力度、加強農業對外合作、推動農業走出去（第8條），關乎港商增強中介角色或參股發展的商機。 撞到天花板  發一號文件 與以往一號文件不同的，今年的「一號33條」專門闡述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與宏觀部署，國務院農業部於2月7日公布「實施意見」（俗稱「農業部36條」）。 「一號33條」如能「落地」，而不在「天」（目標、理想和「偉大口號」）與「地」（地方落實）之間空轉，各地官方能面對三農危機、切實推行改革，農業將有「量增」向「質升」的轉變。 產業與市場的關係，有產品供應一方與消費需求一方，即供給側與需求側。 產品供應不足，不能滿足消費的需求，會出現「短缺現象」；在「一黨領導」體制下的社會，便衍生限量供應的票、券、證（如肉票、布票、火柴票、鹽票）。產品供過於求，則形成產能過剩，產品積壓於倉庫、資本周轉困難。 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一是消費者壓縮需求，例如近年外國面對經濟下行，減少向中國大陸進口貨物；二是供給側提供的產品質量較差或不合格、不合市場需求。 北京官方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原是主攻國企黨企中的殭屍企業，緩解鋼鐵、煤、水泥等行業的產能過剩。但是，大型國企裁減員工，牽扯「工人當家作主」的政治命題，受到很大的阻力。李克強主導的國務院經改，只得於去年試行農業供給側改革。 經濟開放以來，GDP長期持續高增長，30多年的年平均增長率超過9%。農業生產亦著力於「量增」，在糧食自給之下，讓農村居民能「吃飽」。 在「量增」的背後，農產品的質量偏低、食品安全風險大。整體農業面對「兩板之困」：經營成本、出口價格已頂到天花板，缺國際競爭力，資源、環境承載力則觸及底線（地板）。 就供、求來說，農業的困境在於不少產品供過於求；有些產品（質量較高類）有中產戶和外國的市場需求，供給側卻供給不足。這是展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產業背景。 辦鄉村旅遊　尋港商合作 「一號33條」確定的農業供給側改革取向，本欄的解讀是：從主要依靠土地和水等資源的投入、濫施化肥和農藥，達致農產品（包括出口貨物）的「量增」，轉為「質升」即質量的提升，從低端生產鏈轉到中高檔生產鏈，以保障有效供應。 「一號33條」提到「農產品供求結構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資源環境壓力大」；推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是提升供給質量，首先是三提高：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勞動生產率，達致三增：「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增綠。」 「一號33條」對改革和產業發展的部署，涉及調整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的結構，發展高效養殖業和特色產業（如茶葉、中藥材），扶持新產業（養生養老基地、鄉村旅遊），改善農產品國際貿易環境。其中，興辦鄉村旅遊、養生養老中心，諒將尋找港商合作。 年年發一號文件，對三農政策均有清晰陳述，提出的改革構想和產業部署，大都能面對農業的困境。但是，「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之一是「口號治國」，許多口號與現實脫節。 三農發展的最大障礙，是毛的政治「左毒」沉澱太多，「文革遺毒」深重。農村幹部素質仍普遍低下，瞎指揮、形式主義之風甚盛；不少欺壓農民的土霸，隨意攤派，大肆貪污和私分扶貧、補貼資金，農民的農耕自主權乃至人身自由受侵害。 科技投入少　社會無法治 發展的障礙，還在於農民的知識程度偏低，官方對科技和基礎設施的投入不足，使農業生產和經營多未擺脫「山寨模式」。 農業現代化的基礎，是知識化和社會法治。農村面對的大氣、水源、土壤污染日益嚴重，拐賣婦女兒童猖獗，劣假食品和農機侵害民眾，官吏以公權謀私利和貪污，都關乎社會未走向法治之道。 保障公民權益的法律條款，不應成為不兌現的「白條」。例如放任官方企業或奸詐私商拖欠農民工薪金，地方官吏持槍阻村民（如廣東陸豐烏坎村）提出刑事上訴，都是違反法律的行為，卻長期未能有效遏制，農民的合法權益缺乏司法保障。 推動農業現代化，既要有法治基礎，亦需有效、健全的誠信體系。環境的保護和化肥、農藥的「零增長」，食物毒流的遏制，要有整體社會的誠信體系支撐。 《論語．顏淵》引孔子言：「民無信不立」（民眾對官方無信心，政府便站立不起）；《貞觀政要．誠信》謂：「德禮誠信，國之大綱。」沒有誠信的社會，如何有「農業現代化」？ ．本文原題〈一號文件33條 香港中介平台〉，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我自己也有與泛民朋友討論過聯合執政的概念，當然北京是不中聽的。

應友人Dieter Taubert夫婦邀請，我們從三藩市乘機南下，來到墨西哥東海岸面臨太平洋的Puerto Vallarta（巴亞爾塔港）。該城並不為世人所熟悉，卻是美國和加拿大人的度假勝地。當我們來到他們的第八層樓寓所，坐在他們的陽台上，眺望太平洋大海時，我幾乎不相信我的眼睛。記得我在國內泰山、華山、普陀山旅游，到了黃昏，人們爭先恐後地找塊好地，看太陽落山美景，而這裏，腳下就是巨石環繞的海岸，無人打擾的我們兩對中西混合的恩愛夫妻，坐在高樓陽台上，遠眺一望無際的大海，只有幾隻海鷹在水上飛翔。靜觀夕陽慢慢西落，月兒彎彎徐徐升起，海洋一片赤色。這奇景讓我難以控制地驚叫起來。我們舉杯共慶世界還有這麼一塊安詳，與世無爭的淨土。 墨西哥雖然窮，但是不需靠美國 珮春和我在這裏度過了愉快的一周，晚上還可以收到萬里之外的德國電視台的《每日新聞》。主人翁Dieter Taubert夫婦非常和諧好客，丈夫伺候早飯，主婦安排晚餐，別看她在外相當活躍，婦女會活動很多，但在家處理家事也是一流的。我們夫婦都插不上手。大家茶餘飯後暢談國際形勢，這樣的生活哪裏去找？Dieter和我一樣，秀才不出門，善知天下事，成天和互聯網打交道。他向我介紹，墨西哥經濟形勢目前相當緊張，自從美墨交惡，墨西哥幣比索一再貶值。美元兌換比索，最高時是1比9，現在是1比20，墨西哥人叫苦連天，特朗普還要再提高關稅，把墨西哥人恨得咬牙切齒。墨西哥是美國的緊鄰，兩個社會截然不同，窮富差距相當明顯。例如，在墨西哥人們開的汽車都已老舊（的確如此我們多次乘坐出租車，它們的玻璃窗還是手搖的），但這個城市因為是海濱度假地，人們生活水平相對尚比較高，但和美國相比，顯然比較貧困。但是，這裏的人們特別友好知足，笑顏常開，與世無爭。只要吃飽睡暖，舒適安逸，上帝保佑，世界大事很少關心。 在舊金山逗留時，我們就想利用這機會到拉丁美洲的國家一游，誰知道我這輩子還會再到美洲來。我也很想訪問古巴，但從網上得知，到拉美國家，除古巴以外，我們持德國護照，都不需簽證，但去古巴，需事先辦簽證。來到巴亞爾塔港，活躍的夫人帶我們到她熟悉的一家旅游公司，為人老實正派的經理墨西哥人Tibu先生不但可以為我們辦理一切游拉丁美洲各國的機票和代訂酒店，還可以為我們辦理古巴簽證。這真難為他了。我隨便向他問起：「為什麼這裏的人們不關心政治？」他簡單地回答說：「關心也沒用，老百姓的話誰聽？政客們只知互鬥奪權，但很少關心民間疾苦」。簡單一句話，概括了一切。 在美麗的巴亞爾塔港整整住了一周，該是告別的時候了。最後一天Dieter Taubert夫婦把我們帶到他們的好朋友Mario Vazquez家中做客，他是一位退休的飛機駕駛員，機長，還曾是墨西哥航空公司工會領導成員之一，非常詼諧熱情。妻子Margie是個美國婦女，一聽她說的英文，令我渾身血液歡騰，好久沒聽到這麼動聽的美國話了。我很想聽聽他們對特朗普的看法，但又不知道他們的態度如何？不過，我很感謝特朗普，墨西哥地廣人稀，東西南北國民之間常擰不到一起，總有些小摩擦。但自從特朗普對墨西哥採取敵對政策以來，墨西哥人空前團結，開始一致對美劃清界限。大部分人恨死特朗普。「我們墨西哥雖然比美國窮，但是我們國內的物資豐富，生活用品可以完全自給，應有盡有，不需靠美國。並開始抵制美國貨。」這使我想起日本人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侵略中國的時候，通常不問政治的中國老百姓都起來抵制日貨時的情景。

1月上旬去星馬，新加坡的一位記者談及台灣政治，問我：「選前你引述過，誰當選，誰倒楣？現在半年過去了，你有什麼新看法？」我說：「有了執政機會，做得好，是全民之福；做不好，豈止是總統個人倒楣？」 在去年總統大選投票前，我寫過這幾段話： 哪位參選人有本領，（1）在不接受「九二共識」下，兩岸能持續穩定交流？（2）在不增加稅收下，在不推動使用者付費下，提供更多社會福利？（3）在不痛下決心、六親不認下，國會可以改革，媒體可以回歸正道，政商勾結可以減少？ 「改變」困頓台灣策略 問三位參選人三個基本問題：你要用什麼方法及策略保證能「改變」今天困頓的台灣： （1）新政府能與中國大陸和平交流、合作雙贏嗎？你會公開宣示接受「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嗎？馬總統已經搭建兩岸橋，你要如何做「過橋人」，爭取台灣更多的機會及利益？ （2）台灣在兩黨對立、操縱族群、官員無能、民代失責、國會癱瘓、媒體誤國、經濟衰退、競爭力下降等現實下，你要如何來扭轉頹勢？ （3）多年難解的問題一個個都需要解決：從年金到廢核，從高齡化到少子化，從低物價到低薪資，從小確幸到「確不幸」。參選人有什麼「政策」既可治標，又可治本？即使有目標，也缺少工具，更沒有財源。「寶島」台灣漸漸變成台灣「空島」—人才外跑、投資不來、老人不少、年輕人不生。 這就是為什麼我聽到這種不厚道，卻又真實的評語：明年一月誰當選，誰倒楣。 原刊於遠見華人精英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站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人們容易察覺社交媒體如何利用傳統政黨的劣勢而顛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