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特首上任在即，能否做到林煥光所言的rides above politics？我們拭目以待。
香港是我們的家，我的首要工作就是去修補撕裂和解開鬱結，團結大家向前。
二號候選人、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獲 777 票，當選第五屆行政長官。
公帑應使則使，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甚麼才是應使呢？這卻視乎政府的政策。
朝鮮傾其國力發展核武，為此目的而罔顧民生並一再耍弄國際社會，最終也禍及自身。
要放下身段，重新接觸市民，這種角色看來並不適合近年林鄭的生活和工作模式
不要仰望太平山，重新回到獅子山下。
每一個國家都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來探索新的政商關係，沒有一勞永逸的制度，制度變革甚至重建是唯一的選擇。中國亦然。
對「廉」的堅持，已使馬英九遍體鱗傷。
對比五年前的情景，當感到今天所見，十分值得欣慰和珍惜。
林鄭月娥如最終成為特首之後，管治會十分困難，因為她背上中聯辦背後發功的原罪。
香港重新跌入樓價飇升的輪迴，則是香港人的大不幸。
隨著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改變，政制發展必然朝向政治化和民主化。
觀乎是屆特首選舉，泛民選委應否提名及投票支持建制派候選人，觸發社會熱議。絕大多數泛民選委提名曾俊華及胡國興，一改民粹民主作風，亦代表着向自由民主踏出一大步。 因何這樣說呢？何謂自由民主？與民粹民主又有何分別？ 歐洲啟蒙時代提出政治上人人平等，奠定政治形態根基，自此之後，基於對自由的不同演繹，衍生出兩種南轅北轍的民主形式。 自由民主特質 自由民主的意義，在於為保障個人自由而作出的政治安排，它視政府獨攬強制大權，乃個人自由的頭號威脅。自由民主有意通過自由、開放、具競爭性的選舉以及獨立政黨，對政府權力加以制約；保障私有產權，被視為維護各種自由與限制政府權力的核心元素。 自由主義大師Isaiah Berlin稱之為「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一種免受限制的個人自由，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個人可任意自由選擇生活方式，亦即John Stuart Mill所謂的「無害原則」（no harm principle）。Adam Ferguson、John Locke、Adam Smith、Voltaire、James Madison均再進一步倡議此等政治觀，影響美國憲法。 自由民主派對獲選多數壓迫小眾尤為關注，希望藉憲法、新聞自由、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等安排制衡政府。 自由派亦期望小眾隨形勢變動可憑重組聯盟分化多數聯盟的權力，以維護個人自由。自由民主政治特色，正正在於透過競爭作出選擇；選舉的重要威力，繫於利用政治競爭制裁官員。在下屆選舉中將官員擯下台的威脅，是制約政府權力的最有效手段。 在自由民主政制下，政治只關乎衝突及化解之道，動力來自爭奪選票。選舉結果倒非關注焦點，選民既可能選出「劣吏」，亦有可能選不出「良吏」，選舉競爭旨在維護個人自由與多元社會的活力而已。 民粹民主特質 民粹民主的構思，則在於作出投「民」所好的政治安排。所謂「民」，是一個集體的概念，是指合眾之民（people incorporated）或主權體（sovereign body）。其基本概念源於18世紀法國哲學家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著名主張，以「人民意志」（general will）為合眾之民的社會契約。有別於同時代的其他哲學家，盧梭深感文明進步與產權形成只會污染人心，破壞了人類當初在「高貴野人」（noble savage）時期的人人平等狀態。 盧梭於是尋求通過參與政治以重建社會，恢復人人平等。他認為政治參與旨在構建合乎道德的合眾體（即主權體）中的平等公民身份。盧梭可說是流傳至今的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始祖。 他構思的自由，並非個人自由，而在所有公民集體參與全民普選，表達的「人民意志」。Isaiah Berlin稱之為「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因旨在尋求實現共同目標。盧梭表示，自由等於眾人遵守共同制訂自我約束之法。 由此自然衍生一個關於小眾利益的問題：假使個人之「志」各自不同又如何？在盧梭的觀念中，若公民在投票時皆以共同利益而非個人利益或私利為念，則實際上「人民意志」已涵蓋所有利益，再無小眾利益可言。 在民粹民主政制下，原則上小眾不可能受到壓迫，皆因根本無小眾利益之實；但從受壓迫的小眾的角度而言，這無異於隱瞞真相，為壓迫之實自圓其說，打着「人民」之名侵犯個人自由，也就變得完全順理成章，因為順從「人民意志」乃公民義務，而守法也就等於行使自由。 另一個問題，則在如何得知「人民意志」？背後假設是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普選方式，通過自由公平的選舉加以表達，所選出的政府，既掌握「人民意志」，亦獲選民授以管治權。此管治權來自合眾之民的集體意願，自然難能可貴，必須落實，而公民必須遵行政府所訂律法。 如此一來，民粹民主政治實有可能演變成專政，憲法制約、新聞自由、三權分立的自由民主政治安排，有時足以對落實合眾之民的集體意願構成障礙。限制政府權力，亦會限制集體人民的自由。 至於政府的施政或組成方式，盧梭則隻字不提，僅提及應有全民普選。政府或政治領袖一經選出，即被視為肩負大眾意願及賦有崇高管治權，亦有假借「人民意志」之名，實行專政之虞。事實上，種種民粹民主政體往往以暴政及人為慘劇收場。 「阿羅定理」 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兼史丹福大學教授阿羅（Kenneth Arrow）以其在社會選擇論（social choice theory）的研究結果，對盧梭的「人民意志」理念作出有力否定，證明社會無論採取任何選舉規則，即使每個人的選擇都優先次序分明，整體社會的選擇也不可能得出一致的優先次序。 「阿羅定理」（Arrow’s Theorem）可簡單舉例說明：假設A、B、C三人各有X、Y、Z三項選擇，選擇的先後排序如下： A君：X > Y > Z B君：Y > Z > […]
林鄭月娥在fact check上受到幾次質疑，她認為是媒體要求過高，但其實她常以引用數字去說明理據，容易在fact check中出漏洞。
曾俊華罵港獨最狠，睚眥必報的激進派卻完全噤聲，而年輕人對他的支持度依然有增無減。
港大需要物色一位有學術地位、具領導風範、執行力強、親和力足、熱愛香港、認識中國、放眼國際，這樣的人選不論在海外或是本地能找得到嗎？我們拭目以待。
馬來西亞政府面臨到雙方有可能會斷交，卻對斷交的問題作出了諸多考慮。
假如我們現在要想自強不息，號稱向西方先進文化去學習，不知道我們要學西方哪一個國家，哪一種榜樣，才算是真正做到先進的「野人」呢？
胡耀邦長眠江西共青城已27個春秋了，如今，李昭也走了。
一直以來，香港的房地產對於市民而言發揮著兩大功能：居住功能與投資功能。相當多市民把這兩種功能合而為一，實行完美的結合。 香港政府構建的房地產制度與實行的房地產政策也是以此為出發點的：解決市民的居住需要與滿足市民的置業投資要求。香港的地產制度與政府的地產政策行之多年，中間雖有失誤跌宕的時候，但總體而言符合過去的那個時代的社會情況，稱之為有效不為過也。 今天隨著時代的發展，香港的環境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年來，香港樓價沖上半空，居高不下。社會因此噪動不已。經濟學者的實証研究顯示，不當的房地產制度與政策是社會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香港樓價之脫離經濟現實，脫離市民購買力將對香港社會產生越來越深刻的負面影響。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地產市場在供應明顯增加，息口向上這些以往對樓市屬明顯的負面因素環伺下，竟然熾熱如斯，樓價不斷向上攀升。這在香港樓市發展史上是罕見的現象，像徵香港的地產制度需要從根本上加以檢討。 香港地產制度前設條件的瓦解 香港以滿足市民居住與投資雙重需要為出發點的房地產制度，尤其是開放的私人住房市場有一個前設的假設，那就是這一市場的參與者表面是開放的，但實際上基本局限於香港市民，外來的參與者因所占比重小，難以影響樓價。這樣政府可以通過控制土地供應影響樓價，使之與香港經濟及市民購買力相適應。 如果把香港房地產市場尤其是私人住宅市場發展的起點設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當年香港人口驟增，住宅市場開始蓬勃發展。那麼從當時算起半個世紀，樓市的前設條件基本成立。私人住宅市場購買者基本為香港市民。其他國家人氏離岸持有香港住宅尤其是中小型住宅者數量極有限。 一直到十年前，中國經濟發展有成，房地產市場風起雲湧逐步成型，即形成與國家發展重點及社會資源集中程度相對應的大中小城市為不同等級的階梯式樓市。當內地樓價攀升至與香港同一數量級的時候。因為香港與內地的密切連系，內地居民因為不同的目的，或作為資產配置的一個選擇；或作身份象徵；或為港樓升值潛力吸引等等，把眼光投向香港任宅市場。這樣香港地產制度的前設條件不再成立。香港政府不再有能力通過供應影響樓價。這就是我所說的七百萬人變十四億人市場的問題了。 內地階梯式樓市結構反映國情不易改變 內地以京滬廣深為頂層，拾級向中小城市而趨下的階梯式樓市結構，因內地國情使然。那就是政府通過行政權力把全國的發展重點及社會資源集中到不同等級的城市。比如說北京有最好的學校與醫療設施及完善的公共服務等。人們自然湧向這些大城市。大城市的樓價無可避免因需求殷切而不斷上升。在本輪樓市狂潮中，上海樓市的總市值據說達到40萬億人民幣這樣令人咋舌的水平。日本當年的狂潮可能也不過如此，甚或膛乎其後。 很明顯，內地樓市結構是中國政經結構的反映。只要現行政經結構不變，這種階梯式樓市結構自然也不會改變。這種結構對中國來說並不會帶來大的負面影響。如果有人嫌北上廣深樓價高，置業不易，他們盡可以選擇中小城市置業同樣解決居住與投資的問題。尤其是現在內地交通便利有所謂一小時生活圈。在這一生活圈內總可以找到合適的居住與投資的所在。因此大陸政府沒有誘因改變中國樓市的階梯式結構使大城市樓價趨向中小城市。 香港的問題 因為內地樓價與香港進入同一數量級水平，北上廣深甚至與香港不相上下。以上海40萬億元人民幣的市場總值過香港多矣。這樣有能力在香港置業者大有人矣，香港從而成為中國樓市的一個部分，頂層的那部分是無法改變的趨勢。 內地大城市尤其是北上廣深的樓價受上面所提的結構性因素影響，將長期相對全國其他地方有巨大溢價。全國人民的居住地及持有的樓宇自動作貧富分層的篩選，而富中國特色。這對內地看不出有什麼問題，對香港卻無疑是巨大的挑戰。因為成為中國樓市一部分，香港政府將不再有能力主導香港樓市，因為香港政府原來的撤手鐧土地供應不可能再影響樓價。這樣香港樓價長期企在脫離香港經濟與市民購買力的水平是不難推測的。與內地有樓價低廉的中小城市可作選擇不同，香港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體，面積大大不及內地一線城市，可作建房之用者更瞠乎其後。這樣香港市民不可能像內地有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很明顯動輒五六百萬的蝸居，相對於一萬六千元的月入中位數，有多少人能夠負擔呢？香港政府不再有能力滿足香港市民尤其是中產階級作為滿足居住與投資雙重需要的置業需求。香港政府在這一關乎市民福祉極為重要領域能力的缺失，將為香港社會帶來嚴重的問題。因而香港地產制度應該因應變局作出改變，不應耽於以往思維，等待鴻鵠之至。改變的方向應該是使香港重新掌控樓市的主導權，使香港政府重新獲得滿足市民尤其是中產階級實現置業之夢，解決居住與投資的雙重需要。這一問題不解決香港永無寧日，將付出無法承擔的代價。
北韓傾全國之力，背城一戰發展核武和導彈，是該政權求生的唯一方法。
鄧小平鼓吹的全民經商，真正是打開閘門，公開合法，解放生產力。
當不同機構進行類似的民調，除非調查問題的字眼是存在很大差別，否則結論應該頗接近。
今年2月，在我手機收到的資訊，大部份都是關於「特首選情」的。到茶樓坐坐，鄰座的人也在談選特首；回到家裏，往新聞台看看，每天也是特首選舉的報導，觸目所及的、耳邊響起的、鑽進腦袋的，都是選特首的事，救命呀！我要靜一靜，我要抖一抖，最好的地方是哪裡？家裏不安全，茶樓太多人，對，學校是最寧靜的地方，學校是不談政治的，小學生是不懂政治的⋯⋯誰料往禮堂上的壁報瞄一瞄，要命的！標題竟然是「齊來選特首」，但仔細想想，對！五年前學校也舉辦過特首選舉，那是一件挺有趣的事呢！ 五年前，是梁振英、唐英年和何俊仁競選的那一屆，我校也來湊湊熱鬧，舉行特首選舉，如何選？說來是頗認真的。 登記做選民 我們是採取一人一票制的，無論你是六年級的大姐姐、大哥哥，還是一年級的小弟弟、小妹妹，都可參與選舉，但最重要的，是要登記成為選民。登記選民的程序不算複雜，同學們只要在指定的一個星期，在小息時到禮堂向負責登記的糾察填交自己的姓名、班別和學號，便可參與投票。那時登記成為選民的同學多不多？差不多全部同學都登記了，可見大家都熱心參與這次選舉。 聽政綱 到投票前的幾天，老師不停在早會上提醒同學要留意新聞，要了解各參選者的政綱和過往工作，要做一個負責任的選民，還未止如此，負責的老師更選了三位六年級的同學，要他們在投票前的一天，帶上紙製的面具，在早會上向同學拉票。扮演的同學挺認真，演說也頗精彩，但台下的老師和同學，看見他們戴上面具，老成持重地侃侃而談，大家都合不攏嘴。第二天早會，同學們分別投票，人們都說學校是社會的縮影，但我們比現實走得更遠，我們是一人一票的。最後，司儀請校長來個總結，我欣賞地說：「很高興同學們在這段時間的熱情參與，我不知大家選了誰，但我個人估計，今屆當選特首的應該是唐英年先生，幾天後，看看我們同學選出來的結果，與現實的是不是相同？」 結果公佈 到特首選舉後的第二天，老師在早會上宣佈結果：「同學們，大家都知道梁振英先生當選了本屆特首，那麼我們的同學選中誰人呢？同學們都夠眼光，原來在九百多位同學中，有66％的同學投票給梁振英先生，證明大家的意願與選舉委員會差不多！」 為甚麼我至今仍記得這件事，因為那次我估錯了！雖然同學們的選票不是68.9％，但已是十分準確。 去年的政改未能通過，我們今屆特首選舉仍未能一人一票，但只要我們從小教導學生成為一個有責任的選民，留意參選者的政綱，思考心目中的領袖，有朝一日，當大家都熟識選舉，關心政治，愛護國家和香港時，必能選出一位萬眾歸心的特首。 誰說學校不談政治？
任何一個領導人或領導層的歷史遺產，就是他們所塑造的制度。沒有制度建設，就沒有持久的遺產。
我提出的，在831框架之外，重啟政改。就是為了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創造一個理想公平的社會環境。
三位候選人都說教育重要，但如何有效投資教育，而教育政策怎樣配合，這在三人的政綱裏，都難窺究竟。
以下並非TSA試題，不須操練，沒有標準答案，適合小三學生或具同等智力人士解答。
那麼近期的「屬意」言論，為何令香港人異常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