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譽允

從唐宋歲末畫像，到明代兩齣教坊雜劇，鍾馗由受屈士人變成驅鬼判官，再穿上紅袍，躋身迎春納福的仙官行列。這個轉變背後，既符合歲末驅祟與送舊迎新的民俗需要，也寄託着民間對公正秩序的想像。

「霸王別姬」之所以反覆被改寫，延續下來的不只有項王、虞姬與垓下訣別，還有一種更牢固的結構：霸王決定英雄的末路，虞姬以答歌與死亡，成就英雄的悲劇，卻始終面目模糊。

麒麟原本作為普通的複合異獸，自儒家禮樂與瑞應系統所借用後，其意義才逐漸向祥瑞傾斜，並成為後世一切瑞應詮釋的起點。

傳統儀式一旦進入公共視野，往往先以場面取勝；熱鬧像門票，先把人帶到門口；門內要有路，人才會繼續走。

文化創意的材料庫，是否還有另一個入口？把目光從紙本文獻移向地方生活，新界錦田的周王二公故事與酬恩建醮，或許可以提供新的可能。

《青蛇》好看，不只因為小青搶了主角位，更因它讓法海這個判官也入了局。當負責降妖的人也被欲望與標準反噬，老故事便有了新裂口。這或許正提醒香港影視：神話與民間故事裏，還有不少題材可再翻拍。

回頭翻翻《山海經》，會發現那裏也有一群與「發」有關的神獸。牠們一現身，卻不是來送財，而是來報水災。只不過，今天我們早已不提牠們的名字，也不再講那種晦氣話。

民間一直喊她媽祖，朝廷一次次替她加封稱號，就這樣把同一位海邊女神收拾打扮成「百變天后」，任由不同時代的政治與想像，在她身上叠出新樣子。

所謂「建醮」，從來不只是向神明祈求的單向動作，其作用不止於「求」，還在於「安」。關鍵不只在「太平」與「祈福」，更在「酬恩」，酬謝人間保佑民眾的值得記住的人。

鍾馗之所以能在文化長河中不斷被召喚，關鍵不在於他換過多少種顏色的袍服，而在於每一次換裝都能緊扣當時社會的需要，讓角色重新被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