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神話與地方傳說裏，神明往往不是憑空落下的名號。更多時候，它是人間把值得銘記的人事，一點點推向永恆的方式：有人護佑民眾、解除困厄、讓日子得以安穩，便在口耳相傳與香火供奉之中， 得以反覆確認、 地位慢慢抬高，終至成為配享奉祀的存在。
香火不只是一炷香的敬畏，更是一種長久的取捨：能被供在案頭的，往往來自人間的判斷：誰值得被記住，誰的功德足以長久相沿。
請神臨壇 酬恩禳災
也因此，所謂「建醮」，從來不只是向神明祈求的單向動作。醮，一種設壇行儀的道場：潔淨齋戒，延請神明臨壇，誦經行科，以禳災祈福，也以超度幽靈。它的作用不止於「求」，還在於「安」：把災厄、疫疾、死亡與離散帶來的不安，交由一套固定的儀程來安置：設壇、誦科、巡行、送神，各就其位，人心有歸，地方安定。
錦田鄉的酬恩建醮，最特別之處正在於它把這條規律寫得格外明白：它的關鍵不只在「太平」與「祈福」，更在「酬恩」。酬的是什麼恩？不是抽象的神恩，也不是泛泛的太平之願， 而是為了酬謝兩位改寫沿海居民命運的官員：兩廣總督周有德、廣東巡撫王來任。
《新安縣志》回溯清初一度嚴行沿海遷界政策，驅民不乏其例。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周、王二公先後上疏，請求恢復沿海居民的居住與生計空間。香港龍躍頭鄧氏所存《報德祠神誕冊》（1923 年）所見，記錄的正是驅逐離境這個政策如何得以扭轉：巡撫王來任臨病仍上《展界復鄉疏》，總督周有德接力推動，終使沿海居民得以返鄉。
在地方記憶中，稱二大人有 「再造之仁」，一句「咸安厥居，得以綿延世澤，敢不報其德乎」，便把酬恩的道理說得直白。錦田鄉紳把報恩於周王二公，落在兩個方向：對死者，以建醮超度遷界中喪生的亡魂，讓「復界之恩」不只惠及生者，也安頓死者；對生者，則以酬恩祈安、立院教化、凝聚社群，把感戴化為長久相沿的做法。
不是奉祀遙遠的神祇，而是酬恩於周王二公，以其曾使一方民眾得以復業安居。於是，鄉人不只口耳相傳，而以書院與建醮，把記憶立為可承續的規矩：在水頭村建立周王二公書院以奉祀先賢，以示對二人首倡及協助民眾之力；又，以書院教化子弟，使報德不止於一時的起意， 甚至成為可以承續的社群規矩 。
其後，將酬恩祭典定為十年一屆：每一次建醮，同時完成答謝周王二公之德、超渡亡魂與祈福保境三重指向，把地方的歷史創傷、倫理回應與日常所願，收束成一種無用多言卻人人自知的秩序。
十年一屆，不是例行重複，而是一次次鄉土自覺的重聚。也正因這份自發的凝聚力，才使它從地方習俗走向更廣闊的公共認可，成為正式標記的在地傳承。籌備、募捐、分工、輪值，搭棚設壇、延師開戲、行科誦經……每一步都有專人力扛，才把相約而聚，落實成可行的年例。周期與社群規模、傳承相關，海外鄉民特意返鄉參與，醮會成了鄉愁紐帶，強化認同。而這份認同，正是它能一次次召喚的港人理由。熱鬧只是表層，真正被保存的，是一種重新聚攏的能力。
竹棚體現儀式秩序
到了今天，錦田建醮最容易被看見的，必然是醮壇的規模、竹棚的壯觀與人潮的熙攘。這些看點本來就不必否定：人先被吸引，才願意走近；先願意留步，才可能了解更多。然而，若目光只停在場面，便容易錯過背後更深一層的語言：竹棚在這裏不是臨時搭起的佈景，而是儀式秩序本身的一部分。
竹的伸展、榫扣、扎綁與承重，看似是手藝，實則把一套無形的規矩落成可見的形制，讓社群在共同的空間裏重新對齊步調。每一次的重新搭建，都會提醒人們：傳統不只是被觀賞的古物，反覆重塑，才可能反覆得到驗證與理解。所謂「理解」，從來不只取決於儀式本身，也取決於我們以何種眼光觀看：有人讀到技藝的完成，有人讀到秩序的建立；即使起初只是來看熱鬧，只要願意多看一眼、多問一句，熱鬧便能成為通往內涵的入口。錦田酬恩建醮，正是把香火背後那個最樸素的道理擺在眼前：能立院供奉、十年一屆、隆重酬答謝的，往往不是離人最遠的神話，而是曾經最貼近人間的一份力量。
清初遷界，一紙令下，鄉土頓失；展界復界，又是一紙令下，百姓方得返歸。世道翻覆，往往只在官方的字裏行間。錦田300餘年的酬恩建醮，只把「去」收成記憶，把「歸」寫成禮數，反饋恩德，交給歲月驗證。至於今日，若只看作場面，便止於場面，看山是山；唯有記得它為何而立，才配談香火──香火所供奉的，本該是讓民眾得以安居的那一份功德與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