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主義（Trotskyism）是馬克思主義中最激進的分支之一，以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理論為核心，主張「不斷革命論」，強調革命不能止於一國，而須在全球範圍持續輸出革命。因此嚴厲批判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視之為對資本主義的妥協。
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托派組織往往獲得相對寬容的生存空間。這些公開主張推翻現行體制的團體，在對共產主義不友善的環境下，卻常被「輕輕放過」。這背後究竟有何原因？
台灣托派興起與官方寬容態度
2026年1月，台灣革命共產黨（簡稱台革共）正式宣告成立，屬於革命共產主義國際（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台灣分部，其成員多為年輕人。台革共官方平台發表的宣言性文章主張：「必須推翻所有的資本家統治階級，他們的政黨，以及他們的國家政府——中華民國，並以一個工人民主的政權取代它，以作為推翻整個地區資本主義的一步。」（《革命是台灣唯一的出路：我們為什麼要成立〈火花〉》）建黨宣言更強調，要成為「足以帶領群眾推翻中華民國統治階級並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主導力量」。
托派的綱領遠比主張議會改良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諸如社會黨或社會民主黨激進。台灣從白色恐怖時期嚴厲鎮壓左派，到近年因言論問題驅逐大陸籍配偶。一個主張推翻政府的政黨宣布成立，本應引發警鈴大作。然而，大陸委員會發言人梁文傑在2026年1月22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對台革共的回應卻只是「輕描淡寫」。
他表示，經查該組織未向內政部申請成立政黨，可視為「思想性社團」或「讀書會」，只要不從事違法行為，即可繼續存在。梁文傑進一步指出，這是「托派」組織，在中共黨史上一直被視為「眼中釘」，不太可能成為中共的在地協力者。這番表態對該黨要「推翻政府」的主張視而不見，反映官方的輕視態度。
香港1970年代托派的歷史鏡鑒
無獨有偶，類似情節早在1970年代香港上演。1967年左派「反英抗暴」失敗後，主流左派如工聯會等團體遭受重創：成員被驅逐、監禁或監視，左派學生運動也幾近崩潰。這一真空期為托洛茨基主義者提供了機會，一些在西方接觸托派思想的青年回港與流亡的中國托派結合，成立了香港的托派組織，吸引不少青年加入。
然而，香港托派活動以理論辯論為主，在社會組織上卻沒有投入同等精力。這點由最近出版的石中英回憶錄《英氣》上卷可見一二。在該書第七章描述了石中英在1974年至1977年間與托派展開的論戰。托派一方面「打倒殖民主義」，另一方面又要求「打倒工會官僚」，批評毛派「與殖民統治者合作」。
《英氣》上卷也透露，毛派這邊參與論戰的幾乎只有石中英一人，卻被托派誤以為是一個寫作班子，當時他只是一位中學數學教師，相關理論全靠自學。此一筆戰一打就是四年，石中英批評托派「分裂」左派運動，例如在1974年反對「通貨展覽」的行動中，托派呼籲立即激進行動，而石中英則堅持毛派的工作方式，批評托派「盲動」，強調需要先「調查研究」勞工的真實需求。
也據該書透露，當時不但香港的托派回應，筆戰「還驚動了國際托派」，參與筆戰的托派成員梁國雄（後來當選香港立法會議員）表示，當年托派組織了100人研究和批判石中英，出了專書《他們如何反對托派──石中英先生的反面教材》。梁國雄還表示：「你真勇敢！……如果我們那時知道你是誰，真不知道有什麼事會發生呢？」（P.252）
港英當局對主流左派嚴厲打壓，卻對托派僅施輕微騷擾。這顯示就算托派主張「打倒殖民主義」，理論上直接危及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港英當局也未視其為實質威脅，反而樂見其分裂左派。
1971年起，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acLehose）推行改革緩和社會矛盾，容忍少數異見有助塑造「自由」形象。托派的邊緣性、規模小與理論導向，讓其難以構成直接挑戰，與今日台灣官方態度形成有趣對照。
資本主義世界「容忍」托派的結構性原因
台灣與香港案例並非孤例，資本主義世界對托派的「寬容」可歸結為幾個結構性因素，根植於冷戰地緣政治與左派內部矛盾。
首先，在冷戰時期，東西對峙加劇。托派將火力集中於批判蘇聯「墮落」和中共「畸形」，與資本主義的宣傳不謀而合。在香港，托派削弱工聯會有利於殖民穩定。如今在台灣，托派的反中立場也降低了威脅性。因此托派常被視為「有用白痴」（指一些真誠地為某種事業奮鬥，卻未意識到自己正被利用的人），資本主義政府只需「放養」就能夠對左派造成打擊，成本極低。
其次，托派組織經常分裂，成員多熱衷於無休止的「口水戰」，這種工作方法注定難以轉化為大規模群眾運動。以香港為例，1977年成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後，成員本就不算多，卻於1979年再分裂為新苗社（後改名先驅社）。能組織百人筆戰，在香港已經是難事，倘若將精力和時間放在組織工作上，或許有一番作為。不過托派卻將精力集中在外人看來「細枝末節」的問題上，錯過了發展機遇。
第三，輕視社會發展的階段，主張過於激進或純粹，也就意味着目標長期不能實現。托派成員可以靠激情支撐一段時間，卻總要面對現實社會。革命共產主義國際主張打入主義（Entryism），即打入其他主流政黨，並由內部發揮影響。英國工黨的首相施紀賢（Keir Starmer）早年擔任過托派刊物《社會主義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s）雜誌的編輯，發表過一些攻擊資本主義的文章，但後來轉趨務實，將工黨推向中間路線。擔任英國首相後，其政策更加理性，沒有了托派的影子。
台革共能改變社會嗎？
毛澤東在1939年5月26日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成立三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講強調：「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線了。」
台革共主觀上或許不願「同流合污」，在Facebook聲明「我們是認真想要改變社會的組織」。然而，以如此激進綱領卻未遭嚴厲打壓，至少說明他們被蔑視的程度。至於日後是否能夠改變台灣社會，又或者是否保留「初心」，只能說挑戰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