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
當每個大學都在努力發掘並積極提倡自己的「大學精神」時，確實是有點誇張，很容易成為一種變相的政治口號。
由於報讀人數持下跌，過去五年每年只有一名至數名畢業生，香港大學將於2018至2019年度，取消「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兩個主修科，令廣大關心教育發展的人士憂心忡忡。其實大學之道如此，中學的命運亦大同小異，高中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因報讀人數每況愈下，早已成為「夕陽科目」；純理科組合「生物、化學、物理」已從舊高中學制的「黃金配搭」，淪為報讀者不斷減少的選項。是學生選擇使然，是社會風氣改變，還是教育政策一手做成？ 資源分配要與時並進 自教育改革推行以來，管理主義之風盛極一時，無論大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都要千方百計證明自身是「物有所值」，否則在衡工量值和事事問責之風下，會被斥為不符合成本效益，以及資源配置失當，輕則所得資源日削月割，走上「陰乾」之路，重則面臨慘遭淘汰的厄運。影響所及，大學講師之表現與發表論文數量和學生評估結果掛勾，科目之存亡與報讀人數息息相關。大學如此，中學亦然。自新高中學制後，教育當局大力鼓吹學生自由選科之機制，「市場」力量由此進入中學之門。各科百花齊放，自由競爭，欠缺吸引力和市場前景的科目自然備受冷落，中史和中國文學等首當期衝，數理化等純理科亦面臨厄運。中國文學和中史在會考時代分別有一成一和三成一的選修率，但在第一屆新高中開始時先減一半，到第五屆中六時再減一半，最後只有約半成和一成的選修率，情況令人慘不忍睹。至於學生修讀物理、化學及生物等三大理科的情況，修讀比率也由2009年的7.07%，一直下降至至2015年的4.23%，修讀學生跌幅近半。數學延伸單元一的選修率更由第一屆的11%一直下跌至第五屆的5.7%，數學延伸單元二的選修率也只有8.2%。 事實上，在功利主義作祟下，不少家長和學生不再視教育為進德修業和全人發展的途徑，而是將教育當作「投資」，期望在付出時間與金錢後能取得實質回報，所以選科以「賺錢能力」和「就業前景」為重，被視為「錢途無限」的經濟科成為新高中選修人數最多、選修率最高的科目，而新興科目「企業、會計與財務」也躋身最受歡迎科目四強。社會風氣和教育政策互為影響下，教育事業漸漸走向市場化和商業化，顯而易見。 當然，教育事業理應回應社會之需要與訴求，不論大學還是中學，科目設置與資源分配也要與時並進，不可墨守成規。然而，市場化和用家主導的做法走向極端，會演變成只斤斤計較於眼前利益，忽略教育工作的長遠回報。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的影響殊非立竿見影，有時也難以具體量度。教育當局和決策者，也不應只知經濟效益而無視社會影響，以致執一廢百，因小失大。就中國歷史科發展而言，教育當局以其課程內容未能與時並進為由，取消其獨立必修科的地位，在初中引入各種綜合科目，致使國史教育岌岌可危，終衍生新一代國史知識貧乏和國族觀念淡薄的弊病，是為港獨思潮的溫床之一，社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又以大學教育為例，天文學與物理學息息相關，課程涉及融合物理、數學、資訊科技、生物等許多範疇，學有所成者可投身太空科技探索，造福人類，也可投物香港以外的科研工作，報效祖國，放眼世界。 要言之，大學乃探求學問和創造知識之地，而非取悅學生和家長的補習機構，萬勿以功利主義和經濟效益決定一切；中小學教育亦有移風易俗，陶鑄人群之作用，實不應以市場主導和管理主義作為教育施政的方針。
他們感到最強烈的是，東亞國家學生課外活動非常蓬勃，而瑞典學生的活動，都是家長在校外自費的。
奧數也是一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掌握得好，奧數也是適合相當一部分學生學習的數學
只要幼師的專業仍然不受尊重，幼教繼續以市場化運作，家長越俎代庖的情況便不會消失。
香港在這時開始編程教育的時機剛好，眼見其他國家正推動運算思維教育，有很多經驗都值得香港借鏡。
筆者近年有機會到不同的家長群體分享香港處境與現今小學教育的關係。在講座之先通常讓家長分享一下對香港教育的觀感，家長們一般的回應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答案—家長很忙、學生很忙、學科很多、國際學校輕鬆得多、小學生要懂百般武藝⋯⋯ 聽到這些回應都令我有一番感受，近年社會上傳達着一個「很忙」的信息，有時只怕學生在未體會學習之重要及樂趣之先，已為學習加上一個主觀想法。我在過去的講座會從香港獨有處境角度下提出一些要點讓家長理解及思考，就讓我藉此也分享一下。 香港的獨特與優勢 香港能夠有光輝的歲月，無不因為歷史及地理上的因素。被英國管治多年，再回歸祖國，在這個小小的地方，人口已有七百多萬，我們是擁有著香港的文化。從歷史及政治環境上看，孕育了香港成為中西文化交流之地。從香港經濟發展及地理的環境上看，我們與外國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從資源上看，即使是我們基本所需的食米及飲用水，我們卻不能自給自足。因此「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 保存文化」就是我們的實況。 教育需配合社會實況而發展 既然「背靠祖國 面向世界 保存文化」就是我們的境況，在教育方面就需要承接着香港獨有的文化，從而培育出能與國內及國外溝通的未來棟樑。 教育！甚麼可以刪去不教？你有想過嗎？ 教育的領域並非可三言兩語就說明，然而下述數個項目都是我們獨有的情況： 一、表達：說的不是寫 香港社會在說話上以廣東話為主，國內以普通話為主，而國外（尤其英、美）以英語為主。香港學生小小年紀就在語言學習上至少需具備廣、英、普的能力。可是廣東話的表達卻與書面語有着莫大的不同。在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的口語表達轉化為書面表達時，相信廣東話與書面語的差別可算是最大，而我們就是在廣東話環境下成長。 二、聆聽能力及說話能力 在聆聽能力及說話能力方面學生同時要能夠掌握廣、英、普，因此香港的學生自小就需要能夠「聽說三語」、「讀寫兩文」。 三、輸入文字的方法 隨着資訊的流通，學生將意念透過電子檔案方式儲存及傳送都是社會所需。現時對繁體字的輸入最普遍的方式仍然是利用中文輸入法。這對香港學童來說與其他地方也有差異。以普通話為母語的學童為例，他們能說大致就能以拼音輸入法輸入文字；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童來說，他們能說也大致能輸入字詞。然而普遍地對香港學童來說，能手寫繁體字，能口說廣東話也不是容易地將意念轉換為編碼輸入電腦，因此香港一般的小學生也學習中文輸入法。學懂了，明白了！要輸入得流暢就要多練及記碼！ 筆者於上文點提香港幾項與國內及國外教育在本質上不同的原因。其實每個地方都有其獨特的教育色彩，當我們理解多一點，可能就會明白多一點香港教育的需要。與其把香港教育與其他國家的教育作直接比較，不如多了解香港教育所需的原因。香港擁有優秀的教師團隊與學者為香港教育不斷努力。我們期盼為著下一代，我們能帶出一個正面的信息。香港就是需要建基於我們獨特的處境而為未來的主人翁提供適切的裝備，以迎接香港的發展、挑戰與機遇。 可有出路？ 出路一定有，並且相信可以很多，由於篇幅所限，至少有二： 一、避免一窩蜂 學校切忌一窩蜂推行熱門的教育方案，如早年的專題研習、批判思維教學、中文輸入法課程及近年的STEM教育。學校在推展新項目之前，必須考慮優次、釋放學習空間，擬定推展進程，因應校情不同有序地逐步發展。我們不要曇花一現的教育方案，我們要的是循序漸進可持續、可執行的教育方案。 二、家長教育 要讓家長了解大環境的教育需要，從而因應子女的特質而安排不同的學習。家長必須了解教育決策的原因，切忌將個人兒時的教育經驗與現時的教育直接比較。相信香港的教育需要包括全面而有系統的家長教育課程，讓學校能夠真正與家長合作。 在香港這個百花齊放的自由地方，學校教育給予我們很大的專業自主，可是在有專業自主的同時亦更需要專業的判斷。我深信香港明天會更好，我們也需要讓下一代看見他們有盼望的未來。 每個人也值得再思，在我們香港獨有的處境下，在每間學校、在每個家庭如何為不同學習需要的孩子選擇合適的道路。 世界不斷在變，當我們回到最基本時，小學教育的核心應該是甚麼？贏在甚麼線上也不是最重要，恆久不變的就是讓童年有時間及空間養成良好的品格與習慣。 最後盼望有一天在講座中再問對香港教育觀感時，有參與者的回應是—重視學童養成良好的品格與習慣。
但到了中學，學生似乎失去了繼續發揮創意的空間，我們的教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欣悉候任特首預算在上任後即時申請額外撥款50億元去資助不同教育發展項目，以表示對改善教育的決心！筆者是歡迎的！如何分配這50億元？能否將資源適當地分配到有不同學習需要學生的所屬學校，最終能導致包括有特殊學習需要或成績落後的薄弱學生，都有相等於較優異或具一般學習能力學生等量對待和公平的學習機會，每人能獲提供相同品質甚或貼合他們能力的學習內容與學習過程，並確保每一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得到適度及適宜的支援，令到學習無障礙？ 行文之際，腦海馬上出現一幅曾令筆者印象特別深刻的圖畫，也代表筆者長期在一些學習差異較大及整體生員相對薄弱的學校服務後的觀感，對教育資源公平分配及真正推行教育公平政策的一些個人看法，謹以本文拋磚引玉，和讀者分享。 用一個較淺顯的例子解釋：例如，有三個孩子，有三個不同高度，他們都很想觀賞球賽；因此主人家攜來三個箱子，每人分一個，讓他們可站在箱子上欣賞球賽（如下圖左），結果較高的一個孩子可以輕輕鬆鬆地欣賞到整個球賽，次高的孩子雖然高度只僅僅高過圍牆，但也能勉強欣賞完整個賽事過程，可惜第三個孩子因為身高關係，被圍牆遮擋了視線，全場只能用耳朵聽到球賽的進行，卻觀賞不到這場精彩的球賽！ 給每一個孩子有等量對待的教育機會 若以上述故事去形容那是現今政府在教育資源分配的政策的話，我們會即時有類似疑問，例如用人人均等資源的分配辦法，即是辦得出色、有成績的學校與被評為教育失效的學校，從政府取得的資源都是一樣！那怎算是公平？若資源分配都一樣，如何鞭策或鼓勵個別不同辦學成績的學校，促使她們持續進步？至於對於有學校收錄大部分學習能力高的學生和另外一些專集中收錄學習能力較薄弱的學生學校作比較，而大家所取得的資源都是一樣的話，那怎樣可以幫助實力薄弱學校扭轉劣勢創造佳績？結果會否變成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亂局？從另一個角度看，甚麼才是教育公平呢？ 又假若政府的整體撥款數量不變，但採用另一種資源分配辦法，那就是將較多撥款分配給集中收錄學習能力較薄弱的學生學校（如上圖右），讓她們能從政府取得更多的資源，例如增聘額外教學及支援人手，在學生最感困難的科目中，按能力分班，多開一些拔尖保底的組別，讓學習能力稍佳或稍遜的學生都可以用較適合他們的學習速度和教材內容去提升他們的學習效能！ 此外，我們亦可以分兩個層面去討論教育公平的問題：一個是學校與學校之間的資源分配的公平性，而另一個就是同一間學校裡的資源公平分配的原則問題。 同樣是以上圖故事去舉例，作為政府，她在制訂政策時，她是按「水平公平」原則，還是以「垂直公平」原則分配教育資源呢？然而我們看見的第一個現象是，原以為政府會以「水平公平」原則將教育投資公平、均等地分配給以下不同類別的學校，例如官校、津校、補助、直資與及英基學校等，我們會假設上述各類學校取得的教育資源是相同的，但結果令人失望，因為英基學校及政府官辦學校相對一般資助、補助或直資學校，仍享有較大的政府資源撥款，而且有關學校的僱員更可以擁有較優厚的員工福利，與其他類別學校所得到政府的教育投資是不均等的！這個原則通嗎？ 就算是在性質相同的學校（即單一類別的學校組別，譬如津校），原來我們仍看見第二個不公平現象！因為據資料顯示，每年全港小六升中學生當中，學生是按其學業成績表現分成三個成績組別，因此一般學校便會分成三個大類：1/3屬收錄較多成績較優的學生學校，另1/3屬收錄較多次等成績學生的學校，而最後1/3屬收錄成績最薄弱學生的學校。可惜現有分配資源的方法是採「水平公平」原則，即每校獲分配相同等分的教育撥款，因此有學校是資源充足，可按學校發展需要，多辦有利學生成長的活動，富者越富！亦有學校因取得的等量資源，卻不足以支付因學生學習差異而額外帶來的經濟支出，導致貧者越貧，足襟見肘！ 加上遇上適齡中一人口下降和家長選擇意願關係，因此傳統受歡迎學校和收錄較多較優異成績學生的學校生員充足，一些一直在家長心目中聲譽不高或專門收容薄弱成績學生的學校生員也較少；若政府在決定學校的資源分配政策上，採用的仍是按「水平公平」原則分配，自然班級比例較多及傳統受家長歡迎和收錄較多成績優異生的學校，從政府手上取得的教育資源相對比較優厚，反之相對辦學條件比較差兼生員比較薄弱的學校，所取得的教育資源也相對較少了！ 公平於筆者來說，其主要概念在於相同對待每一個人，我們絕不能因為個人身分、地位、種族、宗教信仰、家庭背景或所屬學校的辦學條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所以公平的基本意義，就是「等量」對待，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然而，今天我們看公平，卻可以有以下的理解：每一個人的先天條件不同，例如有人出身寒微，有人生來就是富家子弟，家境富裕；至於其他差異如男女、種族、天賦、智慧、過去學習經歷、遭遇甚至學習機會等也不相同，如果每人都劃一他們的需要，給予相同數量的對待，實質上是不足夠的，甚至會分配不均衡的！ 因此，要確保教育的公平性，筆者建議必須同時從等量和不等量以及教育內部和教育外部著手。正如台灣教育部的建議，在資源分配的等量方面，在教育內部中，政府必須提供相同的入學機會，提供相同品質的學習內容與學習過程，確保每一個學生學習成功！在外部方面，教育資源的分配要符合均等原則，確保同一地域或同一地區內的學生享受相同的教育資源。正如筆者在本文的討論，在不等量的考慮方面，在教育內部裡，要給予教育弱勢者，包括個別薄弱學校或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學生，更多的入學機會保障；如上所述，在教育過程中，要增加額外資源給予有特別需要的學校，好便適時及適宜地調整學習內容與教學方法、按需要進行拔尖保底工作，多設教學與非教學支援人員，並引進多元教學方法等，務使每一位學生都有成功學習的機會。另外，對於弱勢地區、家庭或個人要給予額外的支援與補助，讓弱勢者最終能享受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得到教育公平，還給所有在學的學習者一個真正、公平的教育機會！
各大學和學生陷於短視，丟掉學術觀和世界觀，視大學如職業學校，長遠下去香港只會繼續沈淪。
1940年，G. H. Reavis 寫了「動物學校」的寓言故事：為了能適應社會的發展，所有動物都要參與學習，為了易於管理，動物要參與不同的課程 — 跑步、爬樹、游泳與飛行。學期終了：鴨子因練習跑步傷了腳掌，游泳項目僅能及格；白兔因游泳課而神經衰弱；松鼠因要從地上起動飛行而四頭肌僵痛，經常抽筋；鷹因不跟隨指示爬上樹而多次被罸，被介定有學習困難；鰻魚游泳了得，也能跑、爬、飛一點點，考了第一。土撥鼠因學校不肯開挖地洞課而去了貛和地鼠辦得不錯的私立學校。書的結語寫了： Remember : There is no one correct way to teach all children, but there is a correct way to teach each child : one at a time. If you know a policy maker, share with him of her a copy of this book. 候任行政長官林太在當選發言時以增加50億元教育撥款為引子，推動「團結向前」，以期聯絡教育界各方持分者，作為修補撕裂的第一步。 50億元是一個不少的數目，不同的持分者會有不同的意見，能否取得共識，如何和衷共濟地適當分餅？筆者不想揣測。教育工作，資源當然十分重要，但是否投入更多的資源便能解決現今香港教育面對的困難，筆者總有些保留。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
回想兩年前，香港開始盛行一種小玩兒——秘密花園填色畫冊，不論是辦公室女郎（OL）、一般的家庭主婦、學生少女等都通通化身為秘密花園的園丁，一有空檔時間便在家或在午膳時間在辦公室密密地填色。人人都迷上了這一本填色畫冊，街上也賣到成行成市。這個填色畫冊玩兒成為熱潮，有藝術治療師曾解釋填色具有治癒力，因為都市人精神壓力大，容易感覺緊張和焦慮，這些情況都是大腦內的杏仁核發出的訊號所致。《秘密花園》填色畫冊內存有蔓陀螺、禪修畫的構圖，藝術治療中都會用到相類近的工具。藝術治療師亦指出藝術治療會較強調創作和表達，單單填色畫冊未必能完全達到治療的效果。 書法初衷是陶冶心靈 作為典型的都市人，日常的學校工作的確使人精神壓力大，容易感覺緊張。兩年前我並沒有選擇參與作為小園丁的熱潮。反之，我選擇了一種集中國文化、藝術、創作和表達的玩兒——中國書法。開始學習時，只是想學一門玩兒陶冶心靈，隨意的就在家附近的畫室報了成人書法班，上課後才知道班中只得我一位成年人。轉眼間，也快學習了差不多兩年了，由我一位到現在三位同學了。未正式接觸書法前，我也只視書法為中國文化版的秘密花園畫冊而已。但學習久了，才發現中國書法博大精深，絶對是一門學問。學習過程中發現單是在紙、筆、墨、印章、裝裱的製作及選材上，已可算上是一個文憑課程的內容。紙有生與熟之分，當中吸墨的程度不一，適合不同的使用者。筆從選擇不同類型的毛到筆的製成，過程手工精細講究，亦分不同的筆性。磨墨的過程是學習定靜的功夫，而墨來自硯，硯更具有收藏及投資價值。印章雕刻及裝裱技術，更是中華文化的一門藝術。書法用的碑帖，字裡的文章能令人感動，而碑與帖也存在着南北兩方的文化，字裏行間的傳頌、書牘信札和詩人的抒情表達也很有學習及鑑賞的價值。書法在中華文化歷史中源遠流長，蘊含數以千計的文化遺跡，既是我們民族遺產，也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 學習書法的初衷是陶冶心靈，希望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讓心靈能獲得休息和舒展的空間。在學習的過程中，讓我不經意地發現了學習書法的神奇效用。每星期上課及練字用上差不多兩個小時，在臨碑帖的過程中，讓自己全然放下心中煩憂及忙碌的生活步伐，專心一致抄寫及思考碑帖或詩詞內容。每次學習新碑帖的初期，總會有未能盡善及不足之處，要學習接納自己的不足，並透過反覆的失敗和嘗試才有進步，還要學懂平靜地欣賞別人和自己的優點，與及積極面對的求進心態。每一次工作感到疲累乏力時，這一小時的心靈洗滌，成為了心靈更新的良藥，那種神奇的效用，讀者們嘗試過後便能深深體會。 不論學習中國書法、茶道或是剪紙，當中都包括了心靈的治療（Therapy）、欣賞和鑑賞（Appreciation）、文化學習（Culture）和學問（Knowledge），就讓我稱它為「TACK教育」。社交網站內有時充塞着對社會和生活的控訴，內容令人厭煩，同時也充滿負能量。都市人與其花一小時在網絡中收集負能量，倒不如嘗試逛逛這個中國文化的秘密花園——中國書法，給心靈來一個SPA。家長們也可考慮除了那些入學需要的課外活動外，也讓孩子接觸這些「TACK教育」，為他們的心靈打下防疫針。
專業教師努力的動力，在於學生的成長；就像醫生最關心的，是病人的健康。
「士農工商」這四個字的排列次序，充分反映中國傳統生涯規劃對讀書人的重視程度；以士為四個職業類別的首位，可以體會到「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意思。父母們辛苦工作，為的是可以讓子女有足夠的盤川讀書應試。而子女們寒窗苦讀，為的就是考取功名，能光宗耀祖，然後可以當官得到利祿。 農業排行第二，皆因中國是以農立國，大家透過自己的手，努力耕耘，養活自己及別人。工藝是其次，或可以說是支援日常生活及農生產的，只是配角而已；最後的席位是商業，因為商人看似沒有直接生產，只是懂得轉賣別人的成果牟利。 直到英國工業革命，世界各地的工廠不斷增加，很多的用品都是由工人透過機器製造，令大家的生活更加有質素，更加有效率。當第二代工業革命出現，農業的地位被工業趕過了，電的出現都大大改變了人的生活模式；當世界有了電力，人們便可以在晚間活動，生產變得更加有效率。 地球每一天都在變化 伴隨著工業革命的成功，就是商業制度的建立，包括有關營運的法規及財產或資金的轉移，經過了時間的孕育資本市場，股票及債券在世界各地不斷成立，商業營運的重要性蓋過了工業技術。 到了二十一世紀，世界是以商業為主導的社會，「士農工商」這四個字可以重新排列，應該要排成「商工農士」。因為資本市場主導了資金及資源的流向。今日，若你生產或發明了一樣物件時，要依靠商業模式，才能把你的物件在市場「發揚光大」。農作物的收成，也是依賴商人把他們的產品包裝，再研究產品在那個市場有最大的需求，最後運到不同的地方銷售而獲利。 莘莘學子讀書，目的不再是為了當官，而是找一份合適自己的好工。家長也希望子女能找到商業價值較高的工作，賺取更多的金錢，提高子女們的生活水平及未來發展的空間。大家可以想想，相比一個有熱誠願意做政府工的年青人，和在證劵市場打工，大家會覺得那一位可以得到較多人羡慕呢？原因為何，可能有較多賺錢的空間。 事實上「士農工商」已被顛覆了，但社會仍是不斷改變。近代有些家長及教師，曾鼓勵希望青年人到金融界別工作，因為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但大家千算萬算都算不到，科技會為這個世界帶來大革新。不少銀行或證劵都採用了智能系統，所需要的人手是買少見少。 現今的社會開始進入一個新時代，新興的行業已經跳出了「士農工商」的框架。最突出的可算是開發智能系統的科技。由於資訊科技的發達，已直接影響了「士農工商」每一個行業的運作，更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的，包括了每個人的起居飲食，生老病死！ 還有更重大影響的行業，就是娛樂事業，包括電影電視的明星，以及一些職業運員，他們可以賺取的金錢及擁有的公眾影響力，遠遠大於很多教師及家長，有時政府也求助於他們協助宣傳一些新概念；因為大家開始強調工作與生活的平衡，開始著重享受人生，生活上的娛樂需求不斷增加。大家忙碌了，不是工作，而是尋找娛樂；現今的飲食，也不再是純基本需要，也加插了娛樂消閒。或許大家可以預計未來是娛樂和科技職業取得了主導的地位，「士農工商」需要改寫為「娛科商工農士」。 在這個翻天覆地的世代，家長及教師如何去規劃青年人的職業，成了一個非常具挑戰性的難題。大家都擔心自己指引他們選擇的某一行業，不出兩三年就面臨息微。其實，地球每一天都在變化；很多時候，計劃總是趕不上預期。大家需要掌握大趨勢才是首要任務，我們坦誠告訴他們，大家願意與青年人同步成長，一起研究未來職業的變數，引導他們分析社會的需要，然後規劃自己的未來！
近幾年的數據顯示，香港人的快樂指數不高，這情況在任何年齡群都一樣。一位學者David Elkind在1981年曾出版了一本有名的著作Hurried Child（中文譯本《蕭瑟的童顏：揠苗助長的危機》，David Elkind發展了他的兒童壓力論（Child Stress Theory），歸納催促孩童成長的因素，陳述過重的壓力所帶給兒童的傷害，提出緩解兒童壓力的策略：遊戲。在第二版的序言中已開宗明義指出急速的社會節奏已經擴展至童年生活。作者以美國的情況為基礎，道出「超級兒童」（Superkid）觀念的誕生。這些兒童一腳跨入大人的世界，變成「小大人」（Miniature Adults）。 David Elkind觀察到一些有趣的情況，包括小朋友衣著服飾的改變、夏令營的內容、兒童獨個兒乘坐飛機的經驗等等都會造成小朋友快速成長。孩子穿得像大人一樣，就容易模仿大人的行為。夏令營在外國十分流行，不過現在的夏令營兼負訓練孩子具備和成人一樣完美的技能的重任。他亦提出兒童自行乘坐飛機的一些客觀數字，獨自旅行當然為小朋友帶來壓力。其實不難發現這三種情況早已在香港發生，最明顯的例子當然是男孩子穿上西裝，成人就會期待他們的舉止談吐像大人。只要看看暑期活動單張，就見到各種暑期夏令營活動內容，而當中有不少是具備升學目的。另外，大家只要在暑假假期、聖誕假期和復活節假期最後幾天的晚上到機場走一轉，就會發現許多十來歲的青少年趕飛機到熱門留學熱點去，機場櫃位排了長長的人龍。這和羅湖每天早上過關上學的人潮可謂不遑多讓。 昨天美國 今天香港 David Elkind寫的是數十年前美國的情況，不過套用在現在的香港，情況亦一樣。 兒童成長有各種各樣的壓力，David Elkind作出仔細分析，把催促孩童成長的因素歸納為：（一）家長的轉移作用、（二）學校忽視個別差異的做法、（三）大眾傳播的渲染。就第一點而言，不管是全職母親、單親家庭或是雙職父母，都會因為不同情況帶來小朋友壓力。「在充滿挫折的職場中競爭的父母，將孩子在運動場上的競爭視為現實的模擬，他們因子女的成功而感到驕傲」（註1）「當我們捲入為生活而奮鬥的漩渦中，或是淹沒於各式各樣的生活需求時，我們下意識裡會希望孩子能更有彈性、可塑性更高，以配合我們的需要。」（註2）相信這是香港現實情況的一個寫照。就第二點而言，政府的教育政策雖清楚說明要照顧個別差異，但學校能做到的始終有限，或者我們見到的是有心的老師的個別表演。就第三點而言，「媒體延伸了人類的感官經驗。電視、廣播、報章雜誌及電影等傳播媒體使我們的觸角能夠無遠弗屆，讓我們去經驗發生在世界角落的不同事物。」（註3）「正因為電視不需文字的轉譯和解釋就能擴大我們的經驗，所以兒童和青少年很容易被它影響，進而提早接觸到不屬於他們年齡層的知識與經驗。」（註4）這一點不用我多加闡釋了。 孩子在壓力下會產生一些常見的反應狀況，如游離性焦慮（Free Floating Anxiety）、學校厭怠症（School Burnout）、經驗性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David Elkind建議了遊戲解藥，這種觀點和兒童中心理念（註5）一脈相承，他的另一本作品The Power of Play對遊戲作為幫助兒童成長的理念有更詳細的論述，這裏不驁述了。 過量的壓力對兒童產生不良的後果，但另一方面，有不少人有不同意的觀點：兒童若在完全沒有壓力的環境下成長，同樣是不健康的。在網絡上不難找到相反的說法：學習過程的壓力，是人生必經的階段。人生不可能都生活在快樂且沒有壓力的日子，所以在學習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正是一種承受壓力的生活訓練。也正正因為這個觀點造就了香港社會各類型的私營學習機構，形成了一種特有的商業生態。每逢周末，各式各樣的補習班和興趣小組就佔據了學生的時間。 兒童壓力是成長的助力還是阻力?近一兩個世紀，要培養學生的抗逆力（Resilience）這種觀念興起。對於如何教導兒童，令他們能健康地成長，相信是大部份家長及老師們關心的課題 。這一點有機會再談。 註1：蕭瑟的童顏：揠苗助長的危機，頁50，台灣，和英出版社。 註2：頁47。 註3：同上，頁106。 註4：頁107。 註5：兒童中心理念和人本主義一脈相承。兒童中心理念的教育理論，可朔源於十八世紀的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學說，他的影響無遠弗屆，西方學校普遍倡導開放式教育和活動教學。學習應該由學生主導，教學要有彈性，容許課程剪裁以切合學生學習的起點和能力，激發學生不斷探索學習。
老師和家長合作無間，攜手合作，一同培育學生，效果自然理想。
大學的哲學和理念是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接受優質學習
從教育現場看，如何群策群力建構國學研習中心，讓文史哲的學問受到重視。
早前與十位教育界朋友與林鄭月娥女士談了個多小時，參與者有中小學、幼兒教育校長，更有國際學校老師、年青合約老師等等。席間當然提出了多項建議供她參考，她也罕有地講述她的教育抱負，值得一記。 先賣過關子，大家有沒有2017行政長官選舉政綱？粉藍以同行We connect作封面標題的那本，政綱是硬的，那軟性的呢？便是以她名字為題，附上案頭相片，及金句的個人故事書了。金句云何？即「香港人很優秀，香港底子也很好，只要認準方向，團結一致，我們一定可以再創輝煌。」 難得感性的時刻 林太常予人硬朗感覺，「好打得」之名讓她予人「硬」、「冷漠」、「乏人氣」的印象。這本故事書展示她難得感性一面，首章已講其出身，核心是家中支柱——母親的堅毅角色。其後是求學階段，在天主教修女辦的學校學到要「力行仁愛，實踐真理」，當時的校長李永援修女說她「希望在畢業後服務社會，透過接觸市民去理解他們的困境，從而解決他們的生活難題。」因此，看到香港電台劇集「北斗星」，深受劉松仁演的社工啟發，升讀港大社工系，立志要成為一位社工，也事出有因吧。 故事書特撥一章名為「快樂時光」，述說她在英國劍橋進修，車禍住院，與丈夫林兆波結緣，以至誕下兩位兒子的生活片斷，更有一些難得一見的家庭生活照。 教育理念沿於經歷 筆者以為，上述小書不期然而多次觸及教育，例如林太的成長、立志、投身公務員行列，與她所受天主教修會學校、港大社工系的教育、赴內地參觀等不可分割。在英國偶遇未來丈夫，願降職往英陪伴在彼邦讀書的兒子，也顯示她重視家庭教育的一面。這些經歷也許會影響她的教育理念吧。 林太見我們時，特別提到自己在公務員生涯中，沒有直接在教育部門任職，卻心理上情鍾教育。在1998年時任財政司梁錦松要減各部門財政10%，林太時任庫務局局長，便提出要豁免在基礎教育上的資源調整，理由是教育的成本組成是十分基本的，沒有水份可言。 林太提到倘她當選，每年額外多撥50億元予教育，具體展示她重視基礎教育，並即席向席間各位諮詢撥款用途。她提出要為幼師訂定薪酬架構表，但亦提醒一旦納入政府資助系統內，政府的管制便會加強，因用的都是公帑。 近年學生人數極為波動，甚至可以用「過山車」來形容，林太提出對治之道，是需要有大動作的，大刀闊斧的所謂有重大影響（major impact）的政策。 在教育的優先次序方面，林太表示已聽取了業界不少意見，大體已掌握問題所在。教師編制的調整，加強輔導有特殊需要的學生，例如設定特殊學習學生的統籌老師（SEN co-ordinator），培育「科學、科技、工程與數學」的人才等等，都十分重要。至於大學方面，林太主要關注自資院校的發展，期望可批多些自資院校資助學位課程，讓文憑試學生可獲多一些資助大學學位課程選擇，而同時，盡量覓地，免地價，以至貸款予院校建新的學生宿舍。 無論教育政策如何對頭，也需要有教育熱誠，著緊學生利益的官員去落實之。我想林太宜應尋找一位同樣具教育抱負，內心有一團火的人士擔任教育局局長。 林太一直予人高高在上，以至有點「離地」的印象，但她在政綱中提出每年一度的教育界高峯會議，她會親自出席，聽取教師、校長的意見。而在這次會面中，亦有一位年青合約老師，向她透露工作了多年，由教學助理做到中文老師及圖書館主任，但仍未能納入常額編制內。他初則站立發言，林太很快便請坐下來慢慢說。而預算一個小時的會議，準時開始，卻延長了十多分鐘才結束。 不錯，加強親和力，盡心聽取意見，重視各界溝通，並適時作出改變，是林太應做的事，正如她以「同行」為競選口號，再引申為關心、聆聽、行動。如果是日後施政的依循的話，這是香港人所樂於看到的。
作為中國人打一點中文基礎是一種文化底蘊，一種熏陶，不是作為實用的工具。
這是一個你通常會發現的情景⋯⋯ 當你在小息、午休或放學後走進校園，你會發現在校園內有同學在籃球場打籃球，卻沒有發現同學在校園的一角唱歌。同是每週只上兩節課的科目，為何同學於課餘之時對這兩科的表現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當中存在着很多原因，但最大的原因，是學校對音樂這一科的態度與觀念，與及老師對「教育專業的通識」。 音樂課程，在小一至中三的課程屬藝術教育學習領域的課程。對於音樂課程的目標，教育局在2003年的《音樂科課程指引》中列出音樂科課程的學習目標是培養創意及想像力、發展音樂技能與過程、培養評賞音樂的能力、認識音樂的情境。這四項音樂科課程的目標，定位清晰，若能落實推行，筆者相信香港會由「文化沙漠」變為「文化綠洲」。可現實的情況是本港的中小學，能在追求成績以外，全面發展學生的「音樂技能」的學校不多，對於透過音樂培養美感及對文化的認識，成效也不太樂觀，原因是音樂在學校仍然是「小眾文化」，也不是全校各科老師的「通識」。 文化發展與推廣 追本尋源，音樂納入課程，或始於孔子。孔子生在亂世，未能一展他的理念，見用於諸侯國君以匡天下，他失意於官場，於是開辦私立學校（實際是政治學院），培育政治人才。為糾正當時禮崩樂壞，社會紛亂的情況，孔子的政治學院的課程，把「樂」納入課程，「樂」是孔子學院六科中排行第二的學科，僅在「禮」之後，可見音樂之教化效能。《論語‧泰伯》「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子相信「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見《孝經》）。見諸今天，這情況猶如我們在一些聖堂崇拜或一些學校慶典時奏聖樂、唱聖詩、奏國歌、唱校歌時所起的教化作用。這正正是《音樂科課程指引》的「瞭解和尊重其他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的作用。（課程發展議會。《音樂科課程指引》。2003）。 音樂是個人思維與心靈最貼近的藝術，它激發同學的「熱情」。這「熱情」能促使同學勤奮向學、嚴守禮儀、專注學習、細膩思考。筆者回憶多年前在國內觀看一節四年級的作文課，寫作題目是「我的媽媽」，老師上課的時候不告訴同學要作作文，卻告訴同學她會給同學唱歌，她先唱了「掀起你的蓋頭來」，然後和同學一起唱，一起做律動，透過這首歌，同學學會運用比喻，寫出了媽媽的眼睛、頭髮等五官，所寫的句子不再是「大大的眼睛、黑黑的頭髮，高高的鼻⋯⋯」那麼單調，而是一串富有想像力的比喻句。繼而老師唱了一首印尼民歌「哎喲，媽媽」，以歌詞中的「哎喲媽媽，妳可不要對我生氣」，引導同學對自己的反思。到下筆寫作的時段，同學們邊唱邊寫，氣氛極為歡愉。下課了，同學們一邊步出課室，一邊還在哼着「哎喲媽媽，妳可不要對我生氣」。筆者聽着同學們哼着歌下課的同時，也極欣賞授課老師靈活生動的教學，創造了一節愉快的寫作課。事後與老師訪談，得悉她雖然是語文專業，但她在修讀教育專科時，也要修讀與教育領域有關的「通識」，包括音樂教育。撫心自問，香港的語文老師，有多少人在修讀教育專業課程時，有閱讀課程發展議會的各科學習領域的課程指引？看來我們的教師專業發展日，該重視「教育專業領域的通識」，特別是發展課程統整的學校的老師，更需要「教育專業領域的通識」。 音樂教育的效能，不勝枚舉。可現時很多家長，特別是年輕一輩的家長，為生活而忙碌，甚少每天在家與孩子進行親子唱遊。我輩在牙牙學語年代，給媽媽抱着我，坐在她膝上，給媽媽握着手唱「點蟲蟲，蟲蟲飛⋯⋯」的溫馨場面已成絕響。要兒童享受音樂的「樂」，實在需要學校組織「眾樂樂」的園地。 物理學家愛因斯坦（AlbertEinstein）曾表示，他最重要的科學成就，幾乎都是在音樂的陪伴下完成：「我時常在音樂中思考、做白日夢；我用音樂看待人生。」 各位學校領導，配合政府的文化發展與推廣，作為基礎教育的推行人，是不是該重視文化教育，強化教師的「教育專業通識」？對於音樂教育，亦宜考慮在園內建立「民歌角」，好讓我們的孩子能： 在哼唱中豐富知識在唱和中建立友情 在引吭中陶冶性情在淺唱中發展思維
要成為漢語文化的一部分，還有待時間的淘洗。
50億，是一個觸動教育界人心的數字。記得在回歸首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宣佈撥款50億元成立優質教育基金。本人亦在當時被委任為基金督導委員會成員之一。 回想起來，其中點滴仍歷歷在目： 首先，設立五十億元基金，震動世界，宣示董先生重視教育對特區未來的影響，十分重視下一代的培育。其次，針對當時一些理財原則，所謂「量入為出」，領導層明白，萬一政府財政緊拙，對教育撥款有所制肘，也有基金可以靈活撥款，不受財政預算的條文規限，教育項目有些「私己錢」，加強持續發展的效果。最後，當時政府對學校用款的規管比較繃緊，常常是專款專用，錢銀間的抽屜不能打通。若學校有創新性工作，又不能在經常性開支中支付，便可向基金申請撥款，進行一些有意義的教育活動，並把經驗予以推廣。 期望可以維持教育公平 記得在首五年委員任期的任內，基金存款由50億降到約37億，即是說在三數年間，基金津貼教育界十多億元，受惠的中、小、幼、特、大學、甚至教育署都有，足証教育撥款或有不足及靈活用款的市場需求。教改推展後，學校的工作量大增，對財政的需求亦大增。在基礎教育界多番要求下，政府亦深感需要增加資源，便設立了學校發展津貼，每間標準班數學校每年有約50萬元的非經常津貼，用作減輕老師工作量及增加學生活動用款，回應當年的訴求。近年，這項撥款由非經常性漸轉為經常性撥款，亦証明學校是需要這項撥款支撐經常性開支。 基於政府每年按財政預算計劃使費，學校的急切需要只能用按年支付方式撥款，大大增加學校財務的不穩定性，譬如︰支付了三年的「有時限學校發展津貼」取消了，運用資金招聘的合約老師便要離職，類似的情況近年愈來愈多。不同的新計劃及新的需要下，政府用不同機制按年撥出津貼，教育界形容為吊鹽水機制，當然是有好過無，但一旦關水喉，又有合約老師要離職，老師工作的生態環境可見一斑。 最近教育界亦有些擔憂，由2017年9月起，政府實施十五年免費教育計劃，教育支出亦一定會大增，錢從何來？ 過去多年來，官員最常用的壓制教育界增加撥款要求的句式是這樣的：「餅只有這樣大，你用多了，其他界別便少了。」我們都知道幼兒教育重要，我亦甚至常常說零至三歲的教育最重要，我們一直不滿足應用”學前教育”這四個字，把幼兒教育界摒諸運用公帑資助的門外。我們都希望幼兒教育真真正正成為我們基礎教育的其中一個亮點。但資源不足的憂慮還是有的。 這幾年因為適齡入學人數減少，縮班殺校後所得的款項，部份留在教育界用款項目下，我們才多了些吊鹽水使費，但近年小學人數呈上升趨勢，倘若因輸入勞動人口，增加就學青少年數目，教育經費緊拙的情況必會加劇，教師職場的不穩定性亦會持續甚至大增。在這個時候，我們再次聽到「50億」這個亮麗動人的詞語。 林鄭月娥女士在其競選政綱中，把教育放在首位，並聲稱若當選，每年增撥50億元教育的經常性開支，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概括兩點︰ 1. 每年50億不是一個小數目，可以補填很多缺口。幼兒教育使費，合約教師轉入常額教師，一些吊鹽水短期計劃可以轉為常設機制，也可資助自資專上學生的學費，幼、小、中、青、成人、父母皆可受惠。 2. 這是經常性開支，不用擔心「俾俾下攞番」，也不用寫大批申請書，卻因為被認為沒有甚麼創新元素，被人丟入廢紙箱。 在此，我衷心講句︰「令人振奮」。我希望將來能夠落實有關措施，我覺得林鄭月娥女士長期在政府服務，尤其在社署及扶貧的工作經驗，令她明白貧富懸殊正深深侵蝕香港的基石。舉一個例，教育界都在一些掙扎裡，這便是「轉直資」的問題。直資學校制度的建立，原則是讓一些可以多付出的家長，把資源投放在子女身上，難道香港人沒有這個自由？「俾多D錢，食好D都唔得？」富貴，多吃無礙，但貧窮不是罪，我的子女也應該可以接受好一點的教育，資助中小學的校長及老師，慈善團體，宗教辦學團體的領袖，看見直資系統有更多家長投入，不是眼紅，家長肯多付是應該的，但我們都希望校內的較弱勢兒童可以接受好一些的服務及栽培。 期望這每年50億的經常教育經費，可以在平衡貧富懸殊，穩定教師及父母人心，維持教育公平，栽培下一代上發出一點光輝及熱力。
港大需要物色一位有學術地位、具領導風範、執行力強、親和力足、熱愛香港、認識中國、放眼國際，這樣的人選不論在海外或是本地能找得到嗎？我們拭目以待。
認字，是因為「字」表達了故事，而不為了認字而認字。
徐立之教授連同不同學者過去半年進行研究，並於往年十二月發報有關「如何提升中學生對STEM的興趣」的研究報告，報告內指出了理科及數學延伸單元的修讀情況及隱憂。報告發報後，學界內都掀起了對新高中課程及科目組合等的熱切討論。而無獨有偶筆者亦分別於往年的五月（五年過後，對文憑試的謎思（一））及六月（數學科延展部分的隱憂）在灼見名家網站上分享過對新高中課程的一些迷思，也道出延伸數學課程及理科課程報讀人數的趨勢。 種種的問題逐步浮現 在「（數學科延展部分的隱憂）」一文的末段提到文憑試中修讀進深數學的百分比與會考年度相比有着明顯的差距，且有下降的趨勢。與此同時，今天的香港正有創新科技局的成立、學界推動STEM教育、校園網線網絡、電子教育等項目百花齊放地發展中。在發展的背後，培養及準備人才是一個關鍵的部分，而中學教育亦成為重要的一環。在徐教授的報告中亦指出提升中學生對STEM的興趣與我們的新高中課程選修情況有着密不可開的關係。奈何學生與老師的時間和精力有限，應該是減少核心科目的課時，或是減少核心科目的數目，將時間還回給學生及老師，讓他們在選修科目中有更多發揮，建立學習興趣及自信，這仍是我們在討論和迷思的議題。 與此同事，偶然也聽見在大學任教的朋友討苦水，慨嘆現在中學畢業生的數理根底薄弱，在大學課堂內處理微積分或統計的課題時，學生的表現大不如前，有時更有點拉牛上樹的感覺，師生都要花上多倍的力氣及時間，才能追上大學課程所需的數學知識。從朋友的苦水中深深體會師生間的壓力與困局。 正當我們看到問題之處，卻仍停留在議論紛紛及苦無良方的處境，讓困局繼續存在之際，近年在港招收學生的內地大學，也同讓面對不少入讀理工科目港生的數學程度不逮的問題。有中港教授指出香港生多只讀文憑試數學必修部分，若沒修讀程度較深的數學延伸部分（即M1/M2），即使在文憑試中取得5級的佳績，但其數學程度也只是與內地入大學學生的基礎水平相約。香港學生以此數學程度到內地攻讀理工及數學等科目時，恐會跟不上來，最終被迫轉系。本來一副尚佳的木材，只是在早期欠缺合適的雕琢及打磨，可能就因此而被白白浪費了。內地負責收生的單位看到問題之處，又無法改變香港的考試與課程結構的困局，但又不希望我們的學生在內地升學「輸在起跑線」，只好自尋解決方案，今年與坊間機構合作舉辦高等數學的補底班，為赴內地升讀理工及數學等科目的學生作好升學前的裝備。 根據徐立之教授的報告，舊制會考下平均四成人全修3科，但改為文憑試（DSE）後，全修物理、化學及生物3科的學生跌剩4%，兩個數學延伸單元即M1、M2修讀率亦低至約16%至17%。文憑試不經不覺也由2012年的第一屆進行到今年第的六屆，種種的問題逐步浮現，負責新高中規劃的旗手，真的可再以掩耳盜鈴的態度，堅持問題可如他們口裏所說的方法去解決嗎？還是待民間自尋出路？
超過110歲的周有光一生經歷了五個不平凡的階段。 周有光（以下簡稱「周」）在1906年的江蘇常州出生，曾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周畢業後任職銀行，二、三十年代遠赴美國、日本學習和工作，1949年回國後擔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 周參加了19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並於會後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和委員。作為《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人，周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 周在文革時被下放到寧夏。 他在文革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並成為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中方三位委員之一，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他提倡現代漢字學和比較文字學，並出版了《漢字改革概論》、《世界文字發展史》、《比較文字學初探》等語文專著三十餘部。 1989年退休後，周的視野更加開闊。他回顧和展望中國以至世界的文化，提出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並且不斷推出新作。 周剛剛在2017年1月逝世。基於個人實踐經驗，他對學習有很多極具價值的觀點。 家庭和老師的培育 周十歲時隨全家從常州遷居到蘇州，於當時初始興辦的新式學堂讀書；1918年幸得家庭不可或缺的支持，升讀常州高級中學（江蘇省立第五中學）預科。在周的中學時期，教育風潮有兩個特點：第一，提倡國語，可是沒有人講國語，老師教書時都是用方言；第二，提倡白話文，並得到老師的贊同，可是上課學的都是古文，做文章一定要用古文，兒女的家書一定要寫文言，如果寫白話文的話，那時可是大不敬呢！但是有一位老師思想很前衛，經常宣傳白話文，對周接觸新事物有很大的幫助。 要通過思考才算是學習 周初進聖約翰大學時，老師教他如何閱讀報紙。老師說看了之後，首先要問自己，今天的新聞裡面哪一條是最重要的？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這條新聞最重要？第三個問題是，這條新聞的背景你知道嗎？不知道的話，你就到圖書館裡面查找資訊。老師這樣一番話的影響很大，周後來真的按照老師的辦法去做了。這三個問題都要求學生去思考，而不斷思考是學習最重要的因素。 這個過程對於放寬他的知識的視野很重要。而看報過程的目的就在於促進你的思考，因為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思考，不是多讀幾本死書！周指出：「解放後，教育的最大缺點就是不許人思考，只叫人家服從，這種教育是教不好人的。」周覺得蘇聯在這方面實在是落後得很，中國到現在還沒有擺脫掉它的影響。 周認為一個人一定要保持樂觀的態度，要相信進化論，相信歷史總是在進步，後人一定超過前人的。二要多動腦，多思考。上帝給他們一個大腦，不是用來吃飯的，是用來思考問題的，思考問題會讓人身心年輕。 周提出防止衰老的方法之一是寫文章。人們總認為老了就不要再用腦筋，而外國科學家研究，年老了更要用腦筋；腦子多用反而可以長壽，不易衰老。老是多方面的，眼睛不好了，耳朵不靈了，人要生病了，但最可怕的是腦筋壞了。周指出要不斷思考，不斷用腦筋，越用腦筋就越不容易衰老。 獨立思考對學習的重要性 周指出，青年朋友們閱讀他的文章的時候，不是先肯定文章的內容，而是先質疑文章的內容。這群讀者都是經過獨立思考，然後接受；不會盲目地認為老年人閱歷多，知識水準就必然超過青年人。因此，周為這群年輕讀者感到很高興。 獨立思考是輕而易舉的腦力活動，是人類的一項先天本能。對於長期接受引導訓練的青年們，如果一時失去獨立思考能力，周提出只要正襟危坐、閉目靜思，就能漸漸恢復正常的獨立思考本能。 而學校應該提供甚麼教育？他以個人的經驗回答：「學校最應該鼓勵學生獨立思考。過去教育學蘇聯，只鼓勵信仰，不鼓勵思考，一段時間內把你培養成工具，這是有很大缺陷的。他以為沒有獨立思考就沒有教育可言。」此外，分科太細對一個人的成長並沒有太大的好處。他的一位叫鄭曉滄的老師很有名，這位受過西方教育的老師說：「你原來有天然的智慧，天然的思想，教育就是把你天然的東西引出來。這是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的思想。」周對這句話印象非常深刻。裝進去的東西是有限的，通過教育能發揮自己的本能十分重要，一個人能自修是最好的。 要提高語文作為學習工具的效率 周認為英文很容易學好，你重視它就會好的。他們的英文教師都是教會學校畢業的，學生能用英文演講比賽，英文不過關不能畢業。實際上只要在中文、英文、數學三門課下工夫，旁的都不用那麼著重，校內很多課不用考的。那時候比較輕鬆而學得好，今天的學生們把時間都浪費掉。 周一進聖約翰大學，所有佈告都是英文的，連門房都講英文。周立刻拿中文和英文作對比。「一比較，中文沒有英文方便，文字要講方便哪。特別是那時打字機在中國還很少，可是聖約翰大學裡面的很多學生有打字機。我沒有，我窮得很，連打字機也買不起，所以印象很深刻。」從那時開始他便覺得中國的語文要改革，否則就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自此，他對語文研究產生了興趣。 學習要親身經歷 周曾在美國工作生活多年，當中學到不少東西。「讀書，圖書館設備太方便，只要你願意學，在美國都能學。」更重要的是，他在辦公中學到不少東西，從辦公的方法看出美國為甚麼進步。他也曾在日本工作學習過，但總覺得日本遠不如美國。「美國的辦公方法可以說，每一個分鐘，每一秒鐘都爭取。這不但是一種思想，而且有具體的方法來實現要求，的確了不起，這一點不是在美國工作，不能瞭解，我是去工作了才瞭解。」 周在美國學了當地人士的工作方法，回國後覺得中國人也要改。他到處講中國人沒有效率，可是沒有人聽他的話。於是，他便理解到親身體驗的重要性，沒有這個經歷，中國人要改很難。 興趣是學習的關鍵 周指出他的老師非常重視興趣，強調沒有興趣，甚麼東西都學不好。他在聖約翰大學學習，那所帝國主義辦的教會學校有比較好的教學條件，圖書館內有很多書、報、雜誌。老師非常鼓勵學生去圖書館廣泛閱覽、培養興趣。 周認為「興趣是自然產生的，不是勉強的。現在的教育負擔太重，孩子們沒有一點自己的空間，興趣也就沒有生長的土壤。」他上的中學、大學都是當時最好的學校，但他們的學習非常輕鬆，「中學時九點鐘才上課，上午只上正課，下午是遊藝課。遊藝課包括圖畫、音樂、寫字等內容，不考試不計分數，很輕鬆。」他們沒有任何家庭輔導，因此學習得很輕鬆很快樂。「興趣就是在這樣一個沒有太多壓力，有很多空閒時間幹自己喜歡的事情這樣的過程中產生了。」上學時，他利用課餘時間讀了不少語言學方面的書籍。 周先生更認為小學、中學不能學得太多，要給孩子們時間玩。一個人有空餘時間才會去思考。 那時周所讀的中學和小學有許多很優秀的老師，老師讓他們在日常學習中覺得很輕鬆。周認為「一定要輕鬆才能學得好，緊張是學不好的；不是壓力越大就學得越好，壓力太大學習效果就不會好。孩子不管不行，但不能管得太多。」他主張教育要提供寬鬆的環境，他們的老師當時強調興趣。「興趣是自己產生的，不是外來的；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一個人一定會有某種或某些興趣。必然的興趣同偶然的機會結合，就能成就事業。」周的語文改革成就也是如此。 周認為領袖人才是在社會中自然產生的，不是學校教育能夠培養的。中學階段應該給予學生培養興趣的機會，「你給他灌輸東西，腦子裝得滿滿的，他就沒有自己的空間和興趣去學東西了」。他的襟兄弟沈從文早年很窮，沒有老師指導，小學都沒有畢業，他的學問是自學來的。「他（沈從文）自己說是『鄉巴佬進京』，誰理他？他寫的小說像法國小說，但他不懂外文，他是自己看翻譯小說學會的，這完全憑興趣。有人看小說，看到半夜還不休息，是因為有興趣。」 小結 整體來說，他重視思考，特別是獨立思考；他也強調動機和親身經歷對學習的重要性。而怎樣提高學習效率則成為他人生中第二階段的主要工作。 本文參考的書籍包括《對話周有光》、《周有光百歲雋語》、《靜思錄：周有光106歲自選集》、《我的人生故事》。
香港人跟內地同胞溝通有限，跟老外也是「窒下窒下」，家長咆哮，企業投訴，告訴你整整十年，那是一代人的時間在庸政下被犧牲了。
學校不久之前做了ESR，即大多數人口中的「外評」（External School Review，校外核實）。兩個稱呼顯示不同的價值取向，前者是評核，外來人員駐校評核學校表現；後者則是核實，到校檢視學校自評（SSE）結果。前者惹來被審核者的不安，後者可視之為某種服務！不過ESR視學人員掛著的是教育局委任証，總令人有某種權力的介入感，就在所難免。 近年教育事務不少都被政治化，而且往往都是專業化一方有敗陣之勢；談政治總是令頭腦昏熱，所以振臂一呼叫句響亮口號，集結人頭就是力量！但專業取向也非一無是處，如前所述ESR有不同的理解，或者真正的位置就是介乎兩個極端之間。換言之，ESR也有其專業的位置，並非過去多年來坊間文宣所渲染的那樣。 筆者曾經歷過舊制的科目視學的日子，曾借調參與質素保証視學（QAI），除了現在的「學校發展與問責」（SDA）政策底下之ESR外，也有報名參加過評核性意味較重的特別視學（SR）；加上自己學校參加了ISO認証十多年，每年都要經歷一次認証公司派員到校做認証過程，所以被評的經驗不可謂不多。其實，外來人員站在一個稍為離開學校、但又有少許介入的位置，透過檢視文件、觀察和專業對談等過程搜証，有時亦會提供一些發現可供學校人員作為改進的參考。事實更多時是會有，局中人不容易感知到有所不足的發現。 教育界前線過份忙碌 現時實施的SDA政策細節可以從EDB網頁找到，簡言之因為公營學校用的是公帑，所以政府要監管及問責於學校；這個政策就是監管及問責的一種手段。據其描述，仍是以學校自評SSE為主，外評來訪只是確認核實學校的SSE結果。 SDA前奉行的是QAI。據教統局第七號報告書：「⋯⋯應通過校本管理、學校體系內各主要成員的合作，以及學校自我評估來保證學校本身的質素⋯⋯對教育署計劃引入總體視學模式，進行質素保證視學，表示歡迎」。(註) 由此可見，最初建議的機制是以自評為主，不過教育署引入昂貴的QAI並成為既有現實；後來又從成本角度再出發，回歸報告書建議的質素保証機制。但QAI的經驗已令前線人員從感覺上理解ESR就是QAI的延續，而QAI予人的感覺就是評核主導的視學！ 當年QAI駐校視學隊伍人數眾多，駐校時間長達一星期，兩三個月前又要付運文件上教育署；加上受訪者除校內師生，更遍及校董校監和家長，確是來勢洶洶。結果惹來很大迴響。當年已留意到上繳文件往往比署方要求為多，因學校擔心有所不夠而影響評估結果所致。此外校內人員受壓甚大之說，部份也是來自校方管理層。當然最重要者，還是官威因素，以及教育界不慣被人評頭品足！十多年來的變化所見，文件要求大幅減少、多番強調外評的發展性功能、不時提著「如常運作」；這些正好反映當年的過猶不及。 學校使用公帑而要透明和交代，是應該的；外評人員與學校老師專業交流，藉此找出可供改善之處和互相學習，也是應該的。不過如前所述的「官威」卻因殺校陰影而揮之不去，若視學隊伍能夠如ISO認証機構那般以獨立機構執業，是否可以相對地減輕呢？ 再者，交流需時而當前教育界前線卻過份忙碌，也是難以奏效的主因。奈何這又是涉及資源運用的循環思維！最難以處理的，莫過於社會充滿互信不足的氣氛，當雙方存有太多猜疑時，好事也變成壞事。 註：《優質學校教育》，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一九九七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