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有何意義？教育又有何意義？
由於優質本科教育的成本高昂及本土學生的經濟能力有限，因此不能成為產生經濟回報的投資，自資院校短期內也難自負盈虧。
香港長期依靠公帑資助大學，私立自資院校起步遲發展較新，私校仍難與公校在資源、聲譽與排名上作競爭，一些社會人士對私校仍欠足夠了解。
文學要創新，必須在語言表達上有自己的表達方式。
一河之隔的港籍學生，在未來十年，會否大批過境來港，以至直接移居香港，方便就學。
我近來常常在想：到底香港是否一個適合我和家人長期居住的地方？
輿論開始撕裂，各種政治勢力已經把TSA的議論，看成是反對與支持政府的鬥爭。
商業主義令大學沒有做好教育的本份，欺凌風化事件是大學失去靈魂後的必然墮落。
周有光對學習的看法，更包括通過比較尋找規律、內容需要廣闊的基礎、要擺脫自己的限制，他也討論到考核的作用和處分的效果，最後提到個人對當前中國教育的看法。 要比較才找到學習的規律 僅僅研究一種語言的語言學是不完備的。文字學一向專注研究漢語的漢字，連非漢語的漢字都不在研究之列，其他的文字就更不會成為研究對象。文字學創始於中國，但是國人只研究漢語的漢字是不夠的，因為沒有比較就不能發展。故此，周提倡一定要建立「比較文字學」，比較以後就可以看到規律，並且寫了《比較文字學初探》一書。其後他更從世界文化探視中國文化。 學習的目的和知識的分類 有人把「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翻譯成「博雅教育」，周認為不好，因為層次被拔高了。但是「通識教育」這個譯名也不完善，因為它忽略了general education所包含的「自由」思想。周認為general education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基礎知識，也可以說是「工具知識」。他們在中學時代稱之為「國英算」，即學校裡只有國文、英文和數學設有考試，小學生和中學生要把這些工具知識學好。現在許多人有個錯誤的認知，以為學好了中文或者英文就是有學問，其實中英文都是工具而已；第二個組成部分是「純知識」，大學生要利用「工具知識」來學習「純知識」。現在的學生苦，主要是中學時候基礎知識沒學好，進了大學還要補英文，苦不堪言。周在中學畢業時，英語已經講得很流利了。老師怎麼訓練他們呢？他舉例說明，例如「老師出了多個題目，你去抽一個，給你五分鐘時間準備，然後你就上台講這個題目，訓練思考和演講的能力。」 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任君選擇。它的理由是：還弄不清楚專業，你就自己定了，這是不好的。所以周在一年級的時候選了一門語音學，讓他對語言學慢慢地有點兒瞭解。不過，周後來修讀的專業是經濟學。 在北大百年校慶時，美國哈佛大學校長說，我們培養學生，要使文科學生瞭解理科，理科學生欣賞文科；大學的目的不是培養專家，而是培養完整的人格，是一個完整的教育。這和我們提倡的全面發展相近。周比較蘇聯和美國的教育：蘇聯旨在培養專家，學生一畢業出來就是很好的工程師；美國不去培養高級工程師，大學生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很大。兩相比較下，兩種教育模式的利弊得失變得更清楚了。 通識教育的好處，就是可以選修的課程比較廣泛，學生同時學到了自修的方法。周在大學讀書時，主修的是經濟學，同時對語言文字有興趣。因為「受了通識教育的好處，知識基礎比較廣」，所以改行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太大的困難。 提倡漢語拼音的基礎 周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對語言產生興趣。甫進聖約翰，語言生活就完全改變了，因為聖約翰一天到晚都講英語，除了中國文學和歷史以中文授課，其餘一概用英文進行。用了英文，就知道英文的方便、字母的科學管理方法，一系列的事情都不一樣。不僅僅是字母的問題，管理也是重要條件，英語的管理方式無法應用在漢字上。 「拼音字母不是代替漢字的，是來幫助漢字的」，這是很重要的一點。拼音字母讓國內廣大的群眾，特別是文盲群眾能夠從文盲的狀態走進中國的文化。所以，有人說拼音字母在中國國內是一把文化的鑰匙，有了這個鑰匙就可以開啟文化寶庫之門。在國際上，它是一個橋梁，使中國文化走到外國，使外國文化也走進中國。 學習要擺脫自己的限制 周曾說：「觀察自己的一生要跳出自己。」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從中國人的識字問題，發展到看世界文字的發展；探討比較文字學，進而深入研究人類文化發展的規律問題，周把研究結果編成了3本書《世界文字發展史》、《21世紀的華語和華文一一有光耄耋文存》和《有光百歲新稿──歷史進退匹夫有責》，它們分別在周80歲，90歲和100歲時出版，實在令人不得不驚嘆。 這些看來是微不足道的學習方法，對周來說，卻是「終身遵行，自覺有益」。 學習的性質 周主張「讀書按比例」。既要讀文藝欣賞的書，更要讀知識理性的書；一方面培養形象思維，一方面培養邏輯思考。偏食病不利於保護健康，偏讀病不利於發展思維。 影響周學習的因素 周說：「提倡文字改革的人都從簡單的感性知識出發。比如說，外國的打字機多方便啊！中國沒有啊！中國人要花那麼多年（的時間）學文字，還學不好。甚麼科學都不能學啦，等等。這些理由都很膚淺，所以一直到解放初期有水準的學者看不起文字改革運動。看不起是因為（提倡文字改革的）這些人的水準低嘛。」所有群眾運動都是水準低的，然而群眾運動是進步的，是推進歷史的，所以不能完全否認。周說「是受了西洋啟蒙運動的影響。你不能只看本國的文化，你要看未來，要看未來的發展，要有群眾的觀點。」他說：「你要注意到大多數的人，注意到國家的前途。這兩點是舊的學者所缺少的，因為他們看不起窮人。中國歷來是把古代的東西弄好了，考八股文做官嘛！走這樣一條路。改革是一種革命思想，是到了清朝晚年才慢慢地擴大出來，所以群眾運動都是水準很低的。有時候他們的宣傳文章很幼稚，沒有說服力，所以我想我應當研究怎樣把這種改革跟學術掛鈎，把文字改革跟語言學、文字學掛鈎。」 考核的作用和處分的效果 周強調學習應該是自動的，不是強迫的。這種教育思想和方法與我們現在的很不一樣。周在中學時，「每學期也要考試排隊，平時則沒有，老師也不會處分成績差的學生，不會看不起他們」。處分學生不是一個好辦法，因為它會壓抑學生的思想和精神，影響完善人格的發展。 周對教育現況的看法 周說：「我們今天教育為甚麼搞得這麼糟糕呢？因為我們沒有科學的教育學，當然教育搞不好。為甚麼沒有科學的教育學？因為中國沒有引進科學的教育學。我們今天引進了國外的自然科學，至於社會科學，現在只引進了一個部分──經濟學，因為我們要發展經濟啊。至於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還差得非常遠。」
永遠不要低估孩子的能力，他們能處理的往往比我們想像得多。
金氏以宏觀的視野，論析大學教育理念的變遷，並有新的詮釋，也注重教育實體（大學、中學）與科技、社會現代化的互動。
許多家長長期處於壓力下，尤其擔心不懂教導子女，怕他們「輸在起跑線」，學童亦經常受到情緒困擾。
筆者在數月前獲邀到佛山的小學帶領學校自評，其中有一次發生的事，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性急的校長 為了帶領學校自評，我已先為目標學校分享了幾節課：自評的理念、工作和效益等。大家來聽課的時候都很投入，但可能因為他們沒有學校發展組，所以每次來的學校代表都不同，今次來的是校長和副校，下次來的卻是另一批主任和老師，像瞎子摸象，變成各人都只學得一部份，未能融會貫通。 這天來到學校自評的第一個重點——訂立學校關注事項，我要求學校的行政小組一同參與。首先，我先和大家熱熱身，引領大家隨意為學校的發展發言，但我觀察到大家在發言前都會望一望校長，有壓力？可能是。第一位發言的是副校，說完了，校長滿意地點點頭，示意嘉許。到第二位主任發言，校長起初讓她說，到後來會加片言數語，代為補充「標準答案」，這時我提醒校長：「校長，不用心急，我們讓老師分享他們的想法，學校關注事項不是由校長一人決定的，是要由下而上，大家一同商議出來。」校長稍為收斂一下；到了第四位主任發言時，只見校長不停寫字，抄筆記？不是，原來是寫紙條給老師，要他們跟着說，我忍不住說：「校長，現在不是問書，我們鼓勵大家共同建設學校，為學校發展而討論，老師是我們的同伴，所以要聽他們的想法。校長，你還是出去忙一會兒自己的工作吧，相信你再回來時，我們已有共識了。」果然校長離開後，大家便開始熱烈地討論。 學校自評之道 前英國首相馬卓安曾指出領導者最緊要的事： 「首先要找同伴，接着是凝聚團體向心力，然後每個人都要知道自己負責甚麼工作，要如何去執行。剩下的，就是朝着既定目標邁進。」 學校自評不就是這樣嗎？我們可以歸納如下： 找同伴：記着是「同伴」，不是執行者或下屬，所以校長在制訂學校關注事項時，要細心聆聽每個同工的想法，想學校聚焦發展哪些地方？想學校在這三年來改善甚麼？大家要開心見誠地分享，只有推行大家認同的想法，大家認同的目標（common goals），才可以凝聚學校的向心力。 如何執行：雖然學校的管理團隊可能很有行政經驗，但如何執行和分工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們在訂立關注事項時，除了要訂下目標，更要分組討論，訂下細則來。我們的周年計劃書和科組計劃書便是這在要求下產生的，記着，計劃書還要訂下負責人和檢討的方法，絕不能含糊了事。 向目標邁進：既然有了共同目標和周詳計劃（Planning），接下來的便是推行（Implementation）和檢討（Evaluation）了。 香港學校十多年來堅守着這個PIE理論，學校不停自我完善，取得很好的成果。國內的學校如要透過自評來進步，首先要做的是要有包容的文化，校長要多聽老師的意見，大家成為了「同伴」，協力同心，學校才會越來越好。除了聆聽聲音的氣量，他們也要學會仔細規劃和分工，現在佛山的學校大部份都是半年前規劃學校的工作，要他們訂下學校三年發展計劃，實在奢侈，所以我要求他們成立學校發展組，訂下一年的目標，因為如沒有較長遠的發展計劃，學校發展便不夠具體和聚焦。 聆聽的重要 香港政府嗎？我覺得當前的領導者也要這樣做，要用心聆聽不同界別的聲音，與市民和不同團體成了「同伴」，共同建設香港，香港人才得享安居樂業。最近我體會了一個道理：相同的意見需要聆聽，但不同的意見更要多聽！
教育局有沒有認真落地考慮，要將TSS納入常額呢？
投資職業專才教育甚具意義，希望社會各界予以支持，為各行業培育年青專才。
早前，本欄寫了兩篇關於香港開埠時的學校教育情況，見2016年10月18日《香港開埠學校教育》及2016年11月1日《歷史的偶然：殖民地政府與香港第一份教育報告書》。兩篇文章旨在整體描述，仔細關節著墨不多。近日，偶爾收拾書櫃，無意找回《智環啟蒙塾課初步》（下稱《啟蒙》）一書。該書中英並重，供19世紀中國學童初學英語所用。重看一遍，饒有趣味，亦堪一記。 小課本、大啟蒙 《啟蒙》一書，原作者為英國人Charles Baker，書成於1848年，原名為Graduated reading: 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 in 200 lessons。作者Baker著作等身，一生從事聾啞教育。有感聾啞學校教科書異常缺乏，於是專為聾啞兒童編寫一連串教科書，“A circle of knowledge”即為其中的一本。這本書非常暢銷，由於題材豐富，不單成為英國皇室教育孩子的教科書，也為英國眾多殖民地採用。據稱此書前後共售出40多萬本。 《啟蒙》為“A circle of knowledge”的中譯本，譯者為傳教士，亦為漢學家的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對香港的公共教育發展有莫大貢獻，曾被喻為「香港公共教育之父」。理氏是漢學大儒，中文造詣甚深，但《啟蒙》所涉西方新知識甚廣，要想將其準確地翻譯出來絕非易事;繙譯過程中，理氏有否漢人為其助手?這個待考。唯在書後卻出現一位漢儒為書中寫跋，頗堪玩味。這個儒生名字叫任瑞圖，廣東西樵人，自稱在「甲寅歲」，即1854年在英華書院為「西席」，塾師之別稱也。《啟蒙》成於1856年丙辰年，任氏有份參與繙譯自有可能。 理雅各為何繙譯《啟蒙》?據其自序稱當時英語教科書缺乏，而Baker之書是同類書之冠云云。任瑞圖在跋中卻提及《啟蒙》一書應是源於理雅各對教育的熱忱。在任氏眼中，理雅各是一位「以主道為依歸，以誨人為樂事」的教授;「每於傳道課徒之暇，輙手不釋卷，」。可知理氏乃「學不厭、誨不倦」之士。 《啟蒙》不單是一本語文書籍，更是一本國人對認識西方知識的啟蒙書。任瑞圖說得很清楚：《啟蒙》除為學語文之「津梁」（橋樑也），也可「增廣智慧」！ 《智環啟蒙塾課初步》 《啟蒙》乃為開啟國人對西方文化的理解。該書由24篇200課構成，中英文對照，上段為英文，下段為中文，內容涉及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和西方的基礎知識。可以說該書既是一本供學生學習英文的教科書，同時也是人們瞭解西方知識的啟蒙書。 第一篇為「小引」，以基督教之角度論述人乃造物主創造，所以所行之事必受上帝審判。第二至第五篇分述身體、飲食、服飾、居所等。 第六篇為「教學論」。有講述讀書寫字、上學館的重要;亦有勉勵學童學習要專心、敬師、勤奮等良好學習態度。最有趣的是另立兩課講述男女的玩耍情況。「勤有功，戲無益」嗎?不！「無害之玩耍，可令身體壯健」！而且「最勤讀書者，玩耍最樂」！相較21世紀現今教育，一點不也落後！ 當時，男女的遊戲截然不同。童子玩的有：「打燕（羽毛球），打毬，打榜，捉山雞，盲公捉啞佬，放耀[鳶]」;冬天更可在冰上鬥走。女子遊戲則少得多，只有：「執石子（廣東話「秤斤」也）、藏金雞（即捉迷藏），剪公仔，執交加（用繩子編花框）。 第七至第十篇講述各種生物，包括哺乳類、飛禽、鳥獸、蟲類等。十一至十六篇則敍述有關地理，如草木、地論、物質、天氣、時節、地球分域等知識。人生會聚同居等事是第十七篇。十八篇介紹英國國政;十九篇介紹英國以外其他國家情況。通商貿易在第二十一篇。第二十二篇是抽象的物理學，如力學。第二十三篇由五官開始，帶出健康、疾病、死亡等觀念。最後第二十四篇以「上帝體用」作結，與第一篇首尾呼應。 《啟蒙》的對像為5-6歲小童，每課約為1小時。此書初為香港英華書院的課本，其後不少公立學校，包括中央書院也採用。《啟蒙》不單在香港流行，據考證，於1860年經長崎傳入日本。時日本德川幕府，剛被美國逼迫簽訂了不平等的《日美親善條約》，令日本有走向半殖民地國家的危機。日本的有識之士紛紛起而探尋救國良策。於是在中國出版的西學著作開始引起他們的注意。《啟蒙》傳入日本後，即被翻刻出版。從1862年起到明治初期，日本出版的各種《啟蒙》版本多達十餘種。《啟蒙》初僅為傳教士辦教育，為一時方便而編，唯因緣際會，卻為中西文化溝通立下不少功勞，亦始料不及也。
媽媽自孩子出世後，就全職做「三陪」媽媽，即陪食、陪瞓、陪玩。
香港過去奉行精英教育，隨着時間的流逝，那管教育制度從事了多少改革，精英教育的本質還沒有改變。
人的性格發展若獲得正常待遇，那孩子的人格建構便不至於異常化。
2017年2月27號香港教育局發表了《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用以取代十多年的《學前教育課程指引》，配合即將實施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畫。新的指引要求幼稚園「不應安排幼兒班學童執筆寫字，低班及高班幼兒亦不應有機械式抄寫及計算」，以減少幼兒承受額外壓力。當局更訂明所有參與免費幼教的學校須循序漸進落實指引，並以此作為其中一個指標去監管幼稚園能否通過質素評核機制。 指引一出引來爭議，有人會感到小學生才學寫字太遲了，未能應付日後的學習；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幼兒過早學寫字，會影響小肌肉發展。這篇文章主要想與大家一起探討在教育的規劃上，誰是決策者？ 教育規劃的主宰變成家長 從前在精英制度下，教育署的年代，教育是一個專業性皮頗高的行業；教育政策是上而下，政府制訂合適的政策，通過教育署的官員推行，因為擁有權力及專業性，引領各學校的校長及教師執行，他們又相對家長及學生有專業地位，因此家長及學生，大多數願意接受學校政策的各樣安排； 可是，時代的改變，學校的管理產生了很多變化；學校實行了校本管理，校長及教師再也不是單向性地按教育局的指引；事實上，教育官員的專業性也再不一定高於學校的管理人員，所以順水推舟地下放權責。 同時，普及教育推行多年，令愈來愈多的家長有機會接受教育，他們的教育水平也有可能高於學校的教師及管理層。因此，他們對於老師的教導及建議，會開始有自己的思考及價值觀，甚至反駁學校的安排。另外，科技的普及，愈來愈多的教育資訊可以從網上找到，家長們對於老師的專業性更會作出懷疑。 總的來說，主宰教育的已不是教育局的官員或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只因為社會變得民主了，家長們的認知水平高了，社會不同媒體的影響力大了。教育規劃的主宰能力由政府轉到學校，再由老師慢慢轉變到家長上，有時家長會用群眾壓力逼使學校及相關部門對某些政策作出改善，而學校往往因為民心背向而逼不得以作出讓步及妥協。 2004年所推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就是其中一個例子。TSA的原意是想協助學校及教育局了解學生在中文、英文及數學三科的表現，從而作出調整教育政策作出改善。可是，近年來愈來愈多家長反對孩子應考TSA的情況下，教育的規劃有時是由下而上的影響，學校的教師及教育局等都需要作出回應。 除了家長及老師外，另一個影響教育規劃的持分者是社會。很多時候，納稅人都希望政府把自己得來稅款能用得其所。根據政府文件，2016-17的財政年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預算總額為840億元，佔政府總開支的17%。因此，當作出教育規劃，而要撥出更多的金錢時，便會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 同時，在教育規劃上，社會的需求亦是其中一個因素。例如，現今的科技日新月異，在規劃時，會考慮讓學生學習不同的科技。所以，教育界近年都積極推行STEM教育，即重點培訓學生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上的知識，以迎合這個世界對科學及科技發展上的需要及保持他們的競爭力。 現今的社會，任何一個教育政策的制定，不再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必須順序，反而是由多個不同的持份者互相影響。教師不應怪責教育局領導無方，也不應嫌棄家長在教育專業上說三道四，社會也需埋怨教育做得不夠好，現在需要各持份者合力規劃教育的未來發展！相信每一個界別的人，都是以學生的需要作為出發點，期望往後的日子，集思廣益的情況下，教育的規劃愈來愈好、愈來愈多學生得益。
學校一直以來都採行兩測兩考的評估模式，好處是簡單而平均，學年可分上下兩個學期，讓學生每隔一段時間就好好溫習一下，算是合理的安排。不過，隨著學校的發展，學校也打算作出一些改變。 因為學校不覺間已開辦了二十年了，學生的學業成績都很理想和穩定，但學校在各方面都不斷發展，學生也每多參與各類活動，例如體育、音樂、話劇、朗誦、STEM等林林總總的，因為活動、比賽、交流、服務、練習等很繁多，大部分學生都要兼顧功課和學業，不免產生一些壓力，故此，有減少測考次數的建議。 「四改三評估」的問題 筆者認為把傳統的四評估（兩測兩考），減少至三評估（一測兩考）的意見是值得研究的。首先，香港的測考和功課壓力過大是普遍的現實，社會有「贏在起號線」和「多即是好」的觀念，引至功課又深又多，測考又頻密。老師忙於改功課，出卷改卷，但卻沒有太多時間去備課施教，沒有太多空間關心學生的成長、品德的教育。再加上全港性TSA，小三及小六更忙，而小六更甚，要參加中一入學前考試（Pre-S1），十分可憐，六年級學生成為考試的機器。 不過，學校要改為三個評估的考慮很多，不單要學校大部分老師達到最大的共識，而且家長們也要大致支持。我們上一學年的末段，即六月期間曾諮詢老師的意見，當時絕大部分的老師都表示贊成，因為少了一次評估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去教學，特別是第一次評估的日期可以延後，對新入學的小一學生和剛轉到將軍澳上課的小四學生有更好的適應。雖然老師們都支持減測驗一次的大方向和原則，但對細節，如是分兩個學期，還是三個學期卻有不同聲音；而各科對於改制後如何讓家長和學生保持以往的成績水平和應付較多的測考範圍都要加以協助和改動計算成績的方法，如增加小測驗或專題研習或閱讀報告等，可說是會牽一髮，總會動全身的，各同事的關注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家長，去年六月我們也徵詢了上一年度家教會委員的意見，而超過八成的委員大致贊成「四改三」，但最關心的也是巨體細節的安排。因為初步得到老師和家長的認同，本學年校方便繼續諮詢不同的科目，並希望各科有較清晰的方案，和相應的安排。 要討論有關安排，我們要先落實2017至18年的校曆表，老師和家長們才能容易明白和修訂有關日子。經過許多不同的嘗試，我們發覺評估日期的編排受制於兩大因素。首先是五六年級的呈分試要求的報分日期。這令到學校編排日子的空間非常有限，除非是一至四年級和五六年級的評估日期能不同的日期舉行，但卻又製造許多不便如校車、老師上課和監考、小息和午膳⋯⋯所以學校還是選擇一至六年級都在相同的日子舉行測考。因此，學校需要推行「三學段制」，意思是把全個學年較平均分為三段時段，不像從前的上下學期二分法。這樣，第二學段期間，學生需要同時使用部分上學期和部分下學期的課本，較為麻煩，但沒有太大的影響。 其次，改變了評估的日期後，很大機會影響到校際朗誦節和校際音樂節的比賽，這是結構性的問題，因為兩項比賽的日期實行多年並已固定，所以校方要有所取捨。雖然朗誦和音樂都是學校的強項，學生表現也很理想，但還是可以嘗試找其他比賽去取代的。雖然部分有所「犧牲」，但整體學生都會因而受益而也是值得的；而且有些比賽和活動會和測考有所相撞是難免的，個別比賽也許以「人工智能」去解決，例如要比賽的學生的測考提早或延後等安排等。 人普遍是有喜歡安穩不變的特性，改變會帶來不便，因為要離開安舒區，但轉變卻長遠可以帶來改善和進步。在推動「四改三評估」的過程中確實遇到不少小問題，許多細節需要盡量闡明，希望改變所帶來的利益多於損失。畢竟沒有任何方案是完美的，這個的改變是會影響每一位老師，學生及家長的工作和生活、教學安排、溫習的節奏。最重要的是全年的校曆是否理想，都會是人人關心的要事！ 根據一般的變革理論，變革最重要的不是內容和對錯，而是人的因素。是人對改變的觀感和反應，如果人感到改變太大太快太急，就容易產生抗拒（resistant to change），所以學者都提出解凍的重要（unfreeze），解凍的階段可長可短，視乎不同的人，變革的過程，過程需要時間和諮詢，讓人了解變革的原因和所帶來的好處，要有足夠的耐性去說明和修改，所以改革快不了。 醞釀了一年多的「四改三」方案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四月底會諮詢家長及家教會，希望集思廣益，最後也許會有新方案和舊安排給大家去選擇，實踐民主的參與。
沒有改變學生學習的大前提，純粹的測評本身不會提高學生的水平。
我不是KOL，但我亦沒有精神病，讓我這個正常人為經濟學研究院作一個正常的Q&A吧。
環保不是一個學科，更不是要規避懲罰的遊戲，它是物我關係以至人我關係的修養。就讓我們一起撫心自問，尋找那份成長的感覺吧。
教育本來就是為了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手段，青年人今天的表現如有令人不滿的話，教育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孩子從小到大是在讀書的環境中間長大的，這個孩子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
理大在高端研究方面亦成就斐然，不但推動全球科研發展，亦對提升人類福祉有重大的貢獻。
我唯一擔心的是，我們的大學教授是否會愈來愈值得學生們欣賞、追慕和模仿。
保留毛島歷史，人民理念、信仰，對延續一部人類文明史，功不可抹；當然，也盡了世界公民社會的責任。
先是金錢的壓力，後是名位的誘惑，對於大學教授來說，過了這兩關，才能談論什麼獨立與自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