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文化，源遠流長，食材千種萬樣，吃法與煮製方式又各地不同，質樸與優雅，各取所需，各適其適，背後或多或少總有故事，可以養生、學習、生活與情趣共冶一爐。
香港在近代中國發展有什麼角色？未來又能否延續中介的優勢？劉佩瓊教授認為，香港經濟難以不歸邊、獨自發展，在中美角力下可借助緩衝區的角色繼續發展；丁新豹教授則認為，中介角色發展有限，發展創科才是自強之道。
陳捷先先生，我們都稱他為捷公，是台灣的清史大專家。是我座師，我也是他唯一一位中文系的學生。他是傑出的學者，更是傑出的學術經紀人，在推動學術發展上真是貢獻良多。
香港50、60年代，圖書館甚缺，街頭流行連環圖（時稱「公仔書」）租賃，一角五分便可以看幾套，益智閱讀寓於娛樂。家長若能購入這些益智連環圖，使小孩養成閱讀書本習慣，一生受益。
比起今日，梅艷芳的那個年代給予她選擇的空間少得多，她的人生中並沒有「親人要生」或「保持距離」的選項。我覺得她活在一種與生俱來的家庭責任感之中，只能隨命運安排，身不由己。
日式酒館提供的服務承載了許多男性的情感寄託，也始終維持着台、日男性客人所期望的溫柔體貼的女性形象。故很多人認為日式酒館賣的只是「愛情」，賣的只是「曖昧」，賣的只是「女性溫柔體貼的刻板觀感」。
丘處機西行至中亞，乃應成吉思汗的邀請，前往講解道教的精粹，是漢蒙兩族溝通的重大事件，行程詳細紀載在《長春真人西遊記》。
人類最好和最壞的表現，其實都來自思想和思考。現在，我們對全球的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都感受到許多不安，大家不只要公開而坦誠的討論和對話，也要盡量吸收各種知識和意見，深入理解和探索當前的問題。
在70年代，甚至80年代初期，世界各地MBA課程一方面要開設企業政策一科；另方面卻缺乏有關企業政策的研究，李傑先生和兩位學者一同收集東南亞各地的有關案例，編印成書，對整個東南亞的商學教育，有及時貢獻。
古代「找對象」結婚要有「三書六禮」，有些禮俗流傳海外，被一些亞洲國家保留。例如古代婚禮，男方獻雁給女方作為見面禮，稱為「奠雁」。韓國的傳統婚禮就保留了這種禮。
美國人要了解中國，最少要50年，甚至100年。他寫的書不必翻譯，因為目前無西方人看，他的書是為將來寫的。
兩岸政壇人物、權威學者朱高正早前不敵病魔，與世長辭。生前叱咤台灣政壇，同時發揚《周易》和《近思錄》為己任，引領着政局和學界走到前端。好友廖書蘭懷着不捨和隱隱內疚追思高正先生。
國史教育中心「名家講座」邀請李美賢老師主講「中華文化的探本溯源」，從日常生活的用語，用最深入淺出的方式，追溯文化源流；藉器物解釋歷史，令過去的時代彷彿一下子「活」了起來！
「荔枝窩鄉郊文化景觀」項目榮獲「202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首設的「可持續發展特別貢獻獎」，頒獎典禮11月28日（周日）在荔枝窩村舉行。
歷史給人洞察一切的眼光，給人超越時空的智慧，去審視過去、現在、將來，而不被眼前的方寸之地所困惑。
新亞書院是錢穆先生所創的中國文化的基地，所以在中國文化方面有一定的基礎。我希望現在的國際學校學生，可以透過新亞多點了解中國文化和中國經濟。
本文所列舉的三句話，絕非在社會取勝之方。而是善與人和、得道多助的待人接物態度。
張炳良教授近日出版新書，新書包含了他數十年來從學術角度對香港的觀察、個人的政治經歷，以及對於政府管治的回顧和反思，從而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發展方向和軌跡。
文化底蘊之建立絕非一朝一夕，需要正確的態度，亦需要時間的浸淫，但前提必須要先了解自身的境況，認清「花果飄零」的慘淡現實，有此自知之明，才能夠補己不足，踏步向前。
原訂2020年舉行的第4屆唐獎頒獎典禮因新冠疫情影響，11月20日透過網上舉行，「漢學獎」得主91歲的王賡武教授以「文史相成的中國之道」為題進行演講，揭開第4屆唐獎頒獎典禮序幕。
10年匆匆過去，我還在過着難以調控的忙碌生活，未能忘卻營營。不知脫離了肉身束縛的黃兆傑教授這10年過得怎樣呢？
劉香成的新書《世界不是這樣的》是他大半生新聞工作的回憶。他說這個書名「旨在適時地提示不同地方的人們，在傳統意義上對世界的理解，同真實的世界之間常有偏移。」
中國的祖堂地和祠堂的根，就只有在香港新界尋獲，由於歷史特殊的時空，「它」天然的被保護着，且持續傳承至今完好無損！
中大文物館成立於1971年，今年適逢建館五十周年，作為慶祝金禧館慶展覽之一，廣東書畫選的展品，選自歷年入藏的精品，而簡又文先生的斑園舊藏，更是重點的收藏。
台灣作家柏楊《醜陋的中國人》一書，1986年在中國大陸出版後旋即掀起「柏楊熱」，後此書被禁，直至2004年才可再次出版。遺孀張香華近日斷然拒絕摘文選入台灣教科書，並向兩岸出版商聲明將永遠停止發行此書。
「廣納百川：明至清中期廣東書畫選」第二期「清代篇」現正於中大文物館舉行，展覽分為「文藝世紀」及「風滿筠清」兩部分。本文首先介紹第一部分「文藝世紀」，展出多位廣東書畫名家作品。
江迅1994年移居香港，加入《亞洲週刊》擔任資深特派員，以他在內地文化及新聞界的深厚資歷，很快就嶄露頭角，闖出名堂，很多獨家報道挖出鮮為人知的內幕消息。
《放妻書》將問題的重心放在雙方感情不合及因緣聚散之上，再加上傳統報應觀，使雙方心懷善念，接受現實，期盼將來，最終才能夠相互祝福， 「一別兩寬，各生歡喜」。
把饒宗頤的學術生涯放在中國近代一個世紀的大時代，把饒公的學術成就放在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的背景來解讀，印象中是第一次，循此路進，最容易走近饒宗頤。
比起現在離婚的水火不相容，惡言相向，敦煌《放妻書》以平緩、大度、祝福的態度來了結難續之緣，用不糾不纏、不怨不恨的方式，來和諧處理婚姻破裂，盡顯唐代敦煌地區包容和豁達的婚姻觀，值得現代人借鏡及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