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俠小說魔力無遠弗屆，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連帶與金庸小說有關的「副產品」也多姿多彩。筆者最近從海外購入一套漫畫版的武俠小說《天龍八部》，可說是副產品之中的佳品，它絕跡江湖已數十年。
由亞洲協會香港中心（ASHK）主辦，潘燊昌博士和灼見名家贊助的《復甦生息、逆中求存、重振旗鼓》展覽，展期將延長至9月30日，並將舉辦系列網上研討會，加強與社區的聯繫。
中古至今，中華文化一脈相承，軟性共融是一大特色。倘若西方的政客，能從中華文化縱深角度了解中國，文化情愫在前，當不會再走圍堵中國之路。
嚴格來講，共產主義與儒家政治哲學抵觸不大，而其修身學哲學，或許在這個缺乏理想、缺乏宗教信仰、缺乏道德、一切向錢看的今天，能夠發揮一些社會和諧穩定作用。
吳祖強教授在國內外音樂界享譽盛名。早年參與創作多部經典作品。「文革」後首次在京公演，著名指揮小澤征爾聽後感動流淚，還親自指揮中央樂團。
張作霖年輕時曾淪落街頭，甚為窘逼，四處以散工為活。從他後來發跡看來，張作霖的觀人於微，處世待人得法，容易贏得人心，便是這個時候磨練出來的。
前清太史賴際熙1923年在香港創辦的「學海書樓」，到明年便屆100周年。學海書樓是香港最源遠流長的書樓，3萬多冊古籍現寄存在香港中央圖書館，令一個世紀以來在香港的國學香火得以延續。
17世紀是西方的分水嶺，理性拉開了人類的新序幕，笛卡兒高舉「我思故我在」的旗幟，將人類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為西方哲學從神學走向人學奠定了重要方向，這也使樹木出現了「從神聖到世俗」的巨大改變。
到了球場，由於酒精、搖頭丸和口號的感染，往往在比賽開始前，球迷早就陷入癡迷的狀態，真正開賽，球員的跑動和對抗，就成為意大利諺語中的「在桌球抬上蠕動的螞蟻」。
40歲之前底盤要做大。因為到了一定年齡之後，知識就只能在原有基礎上堆高，卻無法再擴大。40歲之前做成的底盤大小，決定了以後成就的大小。
對於樹，我很有感情。它擁有巨大的襟懷，能夠包容很多的複雜和世情。面對一棵年代久遠的大樹，就像面對一位閲盡滄桑，慈祥靜穆的老人。他看過的比你多，知道的也多，經歷得更多。你不用説什麽，他都明白你的心緒。
鼎鈞先生的家是個具體而微的藏寶窟。買藝術品妝點自己的家，隨便普通人都做得到，但因鑑賞眼光高下便有雲泥之判；只買幾件有口碑的藝術品，自然不易落人指摘，但要多多益善的話，那可是要有「調兵遣將」真功夫的。
當時政府對藝術文化活動一毛不拔，香港音樂協會有見大會堂即將建成，於是接二連三邀請著名音樂家和團體來港演出。但協會其後煙消雲散，所主辦的節目也零散東西。
孔子是個虛懷若谷的謙謙君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認為「三人行心有我師焉。」，覺得「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也。」遂稱項㯱為師，駕車繞道而行。
唐代小說何以稱傳奇呢？為什麼時人對唐代傳奇的認識比唐詩貧弱得多？
人論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的大兵。他沒有私蓄，也沒置田產，清廉有名，比較他同時的軍閥橫蠻肆欲，腰纏千百萬，實難能可貴。
1973年我到浸會學院讀傳理系，傳理系規定，所有學生要選修別系一、兩個課程，翌年我便選讀司馬長風先生的「中國近代史」。半世紀之後回憶這段師生緣，仍然記憶猶新。
自香港回歸，由於種種原因，歷史教育和青年政策被長期忽略，錯過了黃金時機，代價極大。目前正是改變/提升本地青少年素質的大好機遇。在此有賴政府的規劃和推動，以及文化機構的運作籌措，假以時日，必見成效。
前輩贈以《香港情懷》，既是香江故事的細緻記錄，也有政經文化的評論採訪，時空馳聘一個多世紀，是香港社會發展之見證。其中的個人成長經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香港60、70年代的社會現象和精神面貌，很值得參考。
中國人的醜陋，柏楊的「醬缸文化」形容得非常貼切。十年浩劫和改革開放後的大陸、反送中至國安法後的香港、當年恐共和近年紅潮衝擊下的台灣和一些盲撐中共的海外華人社群，不少人仍在這醬缸內翻騰打滾，不亦樂乎。
一代新人勝舊人，國家機器不停地運轉，不管賢與不肖，總得有年輕一代接棒，所以，兒童是國家未來主人翁這句話，不締耳熟能詳。中國自古多有天才兒童，後生可畏。
承認日本現代史種種獨特性固然重要，然更重要的是學者和學生不要用只此一家、與眾不同、甚至異國情調的眼光來看待日本歷史。
吳佩孚逝世之時，舉國哀悼。時人對他的敬仰，非因他曾手握大權，而是他的稜稜風骨。吳佩孚死後受各派系一致褒揚，實有過人之處。
別了，陳松齡前輩，你就像親人，亦是我的文化恩人；一直以來，你鼓勵我寫作，在此，彎腰感謝。是你，讓天地成為我文化的家。放心，你家裏及天地誰人有難題，我會飛奔去幫忙！
一到香港，她發現自己竟比不上所有的親戚朋友，包括那些小時候一起玩的小夥伴──本來她們都沒我那麼聰明，不如我能幹，也沒有我的學歷，怎麼現在都比我有錢有地位？
38歲正當盛年便守寡，如今想起來還是很令人心疼。我祖母從此不穿鮮豔顏色的衣服，春夏秋冬都是清一色的灰：深灰、淺灰、炭灰、鐵灰、藍灰、灰白。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在貧窮落後的閩南鄉村，有兩個學士學位的爺爺要招親，希望應聘進門的女子大排長龍。據說選到最後剩下3位，我奶奶最後讓我爺爺看中了。
隨着大會堂及1500座位的音樂廳即將建成，硬件先行，軟件後上。首先建議香港政府撥款成立樂團的，是當年還不到40歲的張有興議員。
在同樣的社會制度之下，為什麼歐美國家的感染者與死亡者人數會比日本高出幾十倍，而日本還是能夠有效地遏制疫情的大規模爆發呢？作為一名在日本經歷了這場疫情的中國人，我如何看待日本在這一場抗疫鬥爭中的表現？
余英時的史學論著，在「科學史觀」外，別開生面，以詮釋學史觀為宗，治史之目的不在「尋找規律」，而在「探究意義」，在這一點上，余英時與乃師錢穆夫子，實多契合，誠中國文化史上一道美麗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