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電動私家車在香港仍屬小眾選擇。當時充電設施匱乏、電動車技術成熟度存疑、市場接受度有限，種種問題令觀望者眾。然而短短數年間，電動私家車滲透率（首次登記車輛中電動車的百分比）呈幾何級數增長，充電網絡逐步鋪開，電動車已成為香港的新常態。這一轉變，不僅體現了技術的迭代進步，更彰顯香港在環境治理上的決心與制度執行力。
當電動私家車從陌生走向普及，政策視角與市場重心自然應轉向更具挑戰、也更具戰略意義的領域──商用車。
為何商用車是下一步關鍵？
香港目前約有16萬輛商用車，但電動化比例仍然甚低。從碳排放角度看，其排放比例遠高於全港約60萬多輛私家車；更重要的是，商用車的日均行駛里程亦顯著高於私家車。一般而言，本地商用車每日行駛約200多公里、甚至超過300公里，主要服務本地物流與配送。
這一數據背後隱含兩個核心事實：（一）商用車轉型的減排效益極為顯著，有助實現碳中和目標；（二）從現有電池續航與補能技術來看，大部分本地商用場景尚未全面達至已具備電動化可行性，仍須解決一些關鍵技術與成本困難，例如車輛續航距離、購置成本和車型選擇有限等因素，方能切合本地營運需要。
回顧過去，香港透過鼓勵與管制並行策略淘汰歐盟四期以前的柴油商業車輛，成功緩解路邊空氣污染問題。今天，政策目標已由單純改善空氣質素，提升至邁向碳中和。問題的核心不再是「是否轉型」，而是如何構建一套更具效率的制度框架來推動轉型。
轉型關鍵：規模效應優於財政補貼
商用車轉型的關鍵，不在於補貼多少，而在於市場能否形成規模。
在傳統的公共政策討論中，新能源車常被視為需要大量財政補貼的環保項目。然而，真正決定技術能否普及的，往往不是補貼金額，而是市場是否形成穩定而可預期的需求規模。當規模效應顯現，成本自然下降；當競爭增加，技術自然更好；當應用場景清晰，金融與資本亦會主動參與，形成良性循環。
當然，我們亦要務實承認，現階段技術尚未全面達至經濟實惠的大規模替換水平。與其被動等待價格自然回落，不如主動為規模化轉型創造條件。政策重點可集中在兩方面：其一，完善充電和配套基建設施；其二，吸引更多元化的新能源商用車型進入香港市場。當車型選擇增加、市場競爭加劇，價格自然更具吸引力，車主的選擇空間亦會擴大。規模並非憑空出現，而是靠前期條件逐步累積。
以深圳為例，其新能源商用車發展並非單靠補貼推動，而是把新能源車視為產業戰略方向，透過需求整合、產業配套與市場競爭，建構更完整的產業生態。這種「以政策引導市場，以市場帶動產業」的思維值得香港借鑒。
科技演進往往超出預期
事實上，國際間對新能源重型貨車是否可行曾有過激烈辯論。2020 年，馬斯克和蓋茨曾就電動重型貨車前景公開表達不同看法。蓋茨當時認為，受限於電池重量與能量密度，長途重型運輸電動化難度極大；而馬斯克則堅信技術突破將遠超預期，並推動重型電動貨車商業化。
時隔數年，市場和技術發展的速度已印證重型電動車並非不可行。電池能量密度持續攀升，成本大幅下降，重型電動車的商業營運案例已在全球多地逐步增加。這提醒決策者，若僅以當下的技術視野去推算未來10至20年的市場容量，往往會低估創新的速度。新能源技術的進步往往不是線性，而是加速演進。因此為推動商用車轉型，我們應建立一個容納技術進步的制度框架，遠比爭論當前的技術限制更為重要。
香港的制度優勢和戰略角色
香港雖不具備完整的新能源車製造產業鏈，但擁有其他城市難以複製的制度優勢和市場地位。在商用車轉型過程中，香港可扮演四個戰略角色：
（一）內地新能源商用車企國際測試和展示平台
香港擁有高度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大量跨國企業及區域總部落戶於此，對物流效率與可持續供應鏈有明確要求。對有意拓展海外市場（「出海」）的內地新能源商用車企業而言，香港是可在國際商業客戶面前展示產品性能和可靠程度的絕佳窗口。當產品能在香港高標準、法規透明、服務體系成熟的城市環境中穩定運作，其品牌信任度與國際競爭力自然提升。
（二）高密度城市商用車電動化示範區
香港土地資源有限、物流密集、營運效率要求高。若新能源商用車能在此順利運行，其技術成熟度和商業模式便具示範意義，可成為亞洲乃至全球高密度城市的教科書式參考範例。
（三）銜接技術標準和國際規格橋樑
標準互認和規格銜接對新能源商用車發展非常重要。香港同時熟悉歐洲和英國的技術標準體系，並背靠國家強大的製造能力，兼具雙重優勢。故香港可透過制度設計和專業服務，協助內地企業在不同規範間轉換標準和認證，降低進入國際市場的制度成本。
（四）成為綠色金融與實體轉型連結的樞紐
新能源商用車轉型涉及車隊更新成本和基建投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成熟的綠色金融框架和專業評估能力，可因此發展轉型金融和車隊融資模式，把減排需求轉化為可投資項目。當金融工具能銜接實體應用場景，新能源轉型便不只是環保政策，更可成為產業升級和資本配置的新動能。
此外，香港完善的基建設施和電網系統具備承載未來充電需求增長的潛力。只要在規劃層面預早布局，優化土地用途和電網供電能力，以及逐步實施錯峰收費等，商用車電動化的規模化發展便不再是技術瓶頸，而是部署節奏問題。
政策藍圖走向產業
商用車電動化，絕非單純的交通或環保政策，而是香港重塑產業角色、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契機。在全球能源轉型和供應鏈重組的浪潮下，各城市都在重新定位自身優勢。香港的國際定位從不以單一產業規模取勝，而在於由制度、規則和信任構成的基石。正是這種制度信譽，使香港成為資本流動、技術驗證與商業合作交匯的中心。
事實上，新能源運輸基金已於2024年採用擇優而取的方式批出電動商用車項目，並於2025年停止資助電動商用車，某程度上反映市場進入新階段。當技術趨於成熟、產品選擇增加、營運模式逐步清晰，政策角色亦應由直接資助車輛購置，轉向制度引導、市場整合和支援基礎配套發展。補貼的淡出不一定代表減弱支持，反而可能象徵市場機制開始發揮主導作用。
下一步的關鍵，在於如何透過規模化需求、標準對接與金融工具，讓商用車電動化在不依賴長期補貼的情況下持續推進。故《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更新版不僅是一份技術與配套協同發展藍圖，更是一份制度完善與市場信心的確認。香港定能在綠色轉型的賽道上，跑出具備自身特色的產業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