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馮可立於1978-1988年擔任社協主任；1991-2020年擔任社協董事局主席，2021年4月10日逝世，享壽69歲。）
馮可立1978年加入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前，已擁有豐富的學運和社運經驗。馮1971年升讀香港大學，1972至1973年擔任港大學生會常務秘書，曾參與70年代初「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六一八雨災」賑災工作等。馮可立表示，那段時間的學生運動培育了他從事社會運動的能力，也增加了他對小市民苦況的了解。
1976至1978年，馮可立任職明愛，獲派往臨時房屋區、木屋區、秀茂坪16座標準新型公屋從事社區工作，期間接觸不同類型的房屋問題，1978年獲社協聘請為主任。當時社協規模不大，連同馮本人和秘書，只有8名職員，包括後來成為立法會議員的馮檢基和後來加入新聞界的黎廷瑤等。
艇戶事件與《公安條例》
馮可立加入社協後首件大事，是1978至1979年的艇戶事件，當時76人被捕，包括馮和黎廷瑤。馮可立表示，1979年1月7日，一批油麻地避風塘艇戶和支持者在大角咀碼頭登上旅遊巴，打算前往港督府請願，要求當局早日安置他們上岸。他說：「旅遊巴駛出海底隧道後在灣仔被警察截停，要全部人落車離開。我們不肯，警察上車命令司機將車開往中區警署，兩架旅遊巴直入警署然後鎖閘，其後起訴我們。」據當時被捕學生張彩雲憶述，馮可立本來不在巴士上，收到旅遊巴被截停消息後趕赴現場，上車了解情況，結果一起被拉。
馮表示：「那時車上沒有大聲公、標語，什麼都沒有，純粹兩架旅遊巴在油麻地出發，只是去請願遞信。我們知道政府不喜歡我們做這些，所以在油麻地上車時已收起標語、大聲公，盡量低調。法官判詞也說我們只是純粹兩架旅遊巴去港督府請願，我們什麼示威道具都沒有，政府純粹是以人數問題來控告我們非法集會。」
1979年2月13日，67人全部罪名成立[1]，當中艇戶代表56人獲無條件釋放，11位支持人士包括神父、醫生、社工、大專學生被判留案底，簽保守行為18個月，包括馮可立、黎廷瑤、甘浩望神父、社工陳順馨、醫生余德新、大專生梁享南（前《明報》總編輯）等。馮可立說：「艇戶事件後，學生組織、社工界都吵翻天，不斷接受報紙訪問，批評《公安條例》，事件搞得很大。」
艇戶事件直接導致《公安條例》的修改，1980年港府將條例放寬至30人或以上集會須知會警方、20人或以上遊行須申請牌照。馮可立說：「當時我們不單在香港做，還把《公安條例》寄給我們認識的所有外國機構，包括聯合國人權組織、亞洲區的教會等。我們指出香港人權有很大問題，請對方留意這條法例，並將法例文本寄給他們，令香港政府『無晒面』。後來我們從壓力團體常務委員會（SCOPG）的報告書獲知，有海外機構向港府查詢是否有這樣的事，港府被逼回應外國有關公安法的問題。港府要面，無論如何也要做些工夫，修改一下法例。」
艇戶事件也促成「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於1980年成立。當時一群前線社工深感需要組織起來，成立一個可代表社工意見的團體，以捍衛業界權益，同時支援弱勢，為公義發聲。
動員市民抗議 迫使政府磋商
馮可立表示，當年社協主要採取社區行動（community action）模式，例如某屋邨出現民生問題，社協組織邨民去示威遊行。他憶述：「那時示威遊行並不會是很大膽，六七暴動的陰影仍然很大。對普羅大眾來說，和平示威已是極限，不敢搞太多事。」
他表示，當時社協採取的策略是盡量動員多些人參與示威抗議，迫使政府坐下來磋商如何解決問題。他說：「我們沒打算去推翻政府，加上70年代開始，政府內部有股改良主義，又有法治、廉政等4條支柱，當局逐步推動很多改良措施。立法局又逐漸開放，讓民間、基層人士可以入局，如陳壽霖（工程師，1976至1987年獲委任立法局議員）、中學教師伍周美蓮（1983至1988年獲委任立法局議員）等，『假假地』都算多了民意代表。因此在當時改良主義風氣下，你不需要發動很大的抗爭。」
港英政府於1978年成立壓力團體常務委員會，社協是其中一個被監控的民間團體。馮可立記得，委員會對社協的評價是「SoCO is a conscientious body（有良知的組織），ask too much and too soon」。他說：「當時警方的政治部說我們沒有任何subversive motives，算是十分溫和。其實港英政府最主要是要搞清一件事，這些團體有沒有顛覆目的？如果沒有顛覆性，他容許你存在，就是這麼簡單。」
他表示，社協最初做房屋問題，反對增加公屋租金是其中重要議題，還有很多居住方面的問題，例如公屋「三支香」（晾衣架）、頂樓熱、廁所問題等，很多瑣碎事要處理。他指比較大件事是葵芳、葵興邨等26座公屋鹹水樓問題，1980年4月，只有7、8年樓齡的葵芳邨第5座及第6座出現嚴重混凝土剝落，經檢驗後發覺由於建屋施工時偷工減料，令混凝土強度大幅低於標準，以致樓宇結構受損。他表示：「問題成因是poor workmanship（工程質量差）和inferior policy（政策差），涉及很多拆樓、重建工作，我們一直跟官員交涉，房屋署表示已跟進，要我們不要再吵。」
1980年代初，觀塘、藍田、黃大仙等地的木屋區發生連串火災，導致數萬人無家可歸，部分災民被安置在九龍灣臨時收容所。馮可立說，他還記得有次遇上林鄭月娥，她那時還是港大學生，和同學去黃大仙馬仔坑探望災民。他表示：「那時最逼切是要盡快幫居民上樓，但政府指市區公屋單位不夠，要把他們搬去大埔光頭山，光頭山即現時教育大學的位置，對外交通不便，即使現在也與市區相距甚遠，當年更不用說了。」他表示，當時九龍灣收容所居民最重要的訴求是拒絕遷往光頭山，「死都唔入」，更發起在何文田房委會總部外靜坐絕食15日。
馮表示：「我跟居民說，絕食15日會餓死的，不可行。居民說不怕，以前在大陸經歷過『三反』、『五反』、大躍進，他們已慣了（捱餓）。我一聽呆了，比他們更驚，當時叫了紅十字會、聖約翰救傷隊在場戒備，又買了很多營養水等，而他們最終也支持了約12日。」馮可立對災民的抗爭意志印象深刻。
大窩坪安置區廠戶問題
馮可立任職社協期間另一件大事，是1980年間的大窩坪安置區廠戶問題。他表示，60年代政府批出大窩坪一幅空地給廠戶興建廠房，後來政府因發展公屋要清拆廠房。當時安置區廠戶表示，政府在新界給塊爛地也好，給他們繼續開廠營運，起碼可以保存香港的基本工業。
他表示：「我現在還保存1979年的工業多元化報告書[2]，如果當時政府讓那些廠戶搬往新界，香港的工業可以好好地發展，那份報告書也提出應該這樣推動。但其後香港踏入金融中心的階段，賺快錢方便，因此很多工廠結業。政府到很遲很遲才正視這問題，如果早些在新界開發，工業發展會快好多。」
當時政府對廠戶的訴求置之不理，馮可立與數名廠戶遠赴倫敦國會請願，但接見他們的英國國會議員坦言只能盡力而為，因為這是香港社會的內部問題。
馮可立表示，後來當局拆安置區廠房時的場景很震撼，警方出動數百名手持透明盾牌的警員封鎖整條南昌街，然後用剷泥車剷掉安置區的大閘。那時有11、12間廠房仍然運作，以製帽等輕工業為主，清拆時還有30、40個工人留在廠裏，有的用鐵鏈將自己鎖在屋頂，有的手拉手攔住大閘，但後來政府出動剷泥車。他說：「警方一出剷泥車（廠戶）便什麼也做不了。我陪了那班廠戶差不多兩個月，最痛心的是，剷泥車剷平所有工廠，成班阿叔阿伯伏在我的膊頭哭，我也一起哭。」
積極介入選舉 盼望改善施政
1980年，港英政府公布《綠皮書：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1982年舉行首次區議會選舉。馮可立表示，社協初期在政策分析方面較弱，選舉政治出現後，社協開始重組工作安排，發展「地區組織、社區行動、政策分析」3層制，80年代初期推出數份政策文件，關於申訴專員、開放政府等，那時也協助1978年成立的「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評議會」（簡稱公屋評議會）發展政策分析，社協認為公屋評議會可以推出民間的房屋政策綠皮書。
他表示：「我們那時就是透過公屋評議會跟進房屋政策，公屋評議會關注所有關於上樓、公屋管理、租金的事項。」公屋評議會成立初期，社協外借一名職員任評議會秘書。
80年代初期港英政府推行地方行政，在區議會層面引進選舉，社協是首個積極介入選舉的民間組織，但當時社工界意見紛紜。1982年第一屆區議會選舉，社協率先支持大坑東居民領袖徐劍凌參選。社協自70年代開始協助大坑東居民爭取權益，徐當時是「大坑東及南山邨居民委員會」監察主任、公屋評議會副主席。當時社協是唯一支持居民參選的社福機構，不少社工反對，認為應該繼續搞居民組織，權力使人腐化，做了區議員，隨時可能背叛居民組織，社工界其他人則持觀望態度。
馮可立說：「當時我在社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開會，與一班社工辯論，（港英政府）給你公民權利，你都不要？『假民主』我們可以當『真民主』做，要這樣去影響政府。我提出無論是真民主、假民主，我們都要令它成為真民主。區議員可以帶居民去請願遊行，可以做到很多事。（社會工作者）是進入建制，但那時是殖民地改良主義時期，政府肯聽下意見，為什麼我們不做呢？可以增加實力、建立地區位置，建立陣地，社工不容易做到（這點）。SoCO不理會那麼多，有資源為何不拿？起碼先看清楚是怎樣一回事。」他認為，沒理由局限自己只做居民組織，視野不能那麼狹窄，他形容區議會選舉為「陣地戰」，通過取得議席可取得影響政府政策的位置，同時又能取得一定資源。
當時社協職員擔任徐劍凌的競選經理，結果徐劍凌在深水埗區南山及又一村選區當選。1983年市政局選舉，社協支持林澤飄在觀塘區參選。經過兩次選舉後，議員監察組出現，確保區議員與居民組織合作，例如大坑東居委會成立議員監察組監察徐劍凌的工作，議員要將區議會文件交給居委會，委員有權看議員的文件。馮可立說，到了1985年第二屆區議會選舉，很多居民組織仿效這個模式。
他表示，當時反對居民組織代表參選區議會的理據，大致是認為浪費時間、被港英政府吸納等。他說：「有些人懷疑這是否政府非殖民地化的處理方法。我的看法反而是非殖民地化，啱啊，我們帶了班居民進去做事，又有議員監察組，為什麼不做呢？我們無謂與人爭論，社協自己帶頭搞，搞成功了，其他人開始跟隨。SoCO做事永遠是這樣的，默默地去做，成功之後其他人便去學，就是這麼簡單。」
為民主派發展 打下良好基礎
由於社協的成功先例，1985年第二屆區議會選舉，社工界態度轉趨積極，22名社工參選（當時社協以機構名義支持其中14名候選人參選，當中11人當選），贏得19席，得勝率近九成，當選者包括代表公屋評議會的廖成利、李華明等。馮可立認為，當時許多社工落區工作，在各區青少年中心服務，贏得不少掌聲。到了1988年第三屆區議會選舉，參選社工數目增至27人。1986年市政局選舉，社協支持10名候選人，其中7人當選。
他又認為，社協在80年代初期介入選舉，為將來民主派發展打下很好的基礎。「民建聯1992年成立，大家就知發生甚麼事了。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民主派的氣勢很盛，民主黨成立，差不多每戰必勝，很多區議員、市政局議員都係『自己友』，到了97後才出現變化。」
首兩屆區議會選舉後，除了通過議員監察組監察議員表現外，社協逐漸退居幕後。他表示：「做了議員，始終要尊重他的自主性，你不能太多介入。如果你指指點點，對方變了跟班，這也不是件好事，我們最主要是建立榜樣。」
不過馮可立坦言，政府定性區議會為諮詢組織，「政府下傳一份文件，在區議會討論一下，沒問題就通過區議員給意見」。他表示：「區議會成立初期，議員有人工出，但沒有辦事處，完全沒有支援，當時到香港訪問的加拿大議員形容那是cheap democracy。」
註：
[1] 在旅遊巴上被捕的76人中，10名艇戶兒童獲撤銷控罪，而當時因下車通報消息而沒有被捕的港大學生陳肇誠事後被票控，共67人罪名成立。
[2] 1977年10月港府成立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負責研究香港的工業政策。1979年委員會向港督提交《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報告書》，報告書認為當局的工業政策重點應放在促進以「勞動密集」為特徵的輕紡工業結構向以「資本和高度技藝」為特徵的輕工業轉變。
原刊於《事盡人間苦 蒼莽起風雲──社協五十年》，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專訪馮可立 2-1
專訪馮可立 2-2
馮可立：基本原則和底線是非暴力
新書簡介：
書名：《事盡人間苦 蒼莽起風雲──社協五十年》
出版社：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出版日期：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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