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與不同的人見面,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問道:「你怎麼看香港?香港會不會好過來?」這問題令人有點哭笑不得。首先,這表示很多人的心態還停留在2019 、2020年,認為事情一頭半個月便會出現變化,可以一夜變天。話說回來,拜登也才剛上任半年而已,世事又豈會變得那麼快?
再者,就算中央改變對港政策也好,香港已經不可能恢復原狀──要回到從前更是不可能。目前繼續留下來的人,須先消除這種幻想與一蹴而就的心態,並代之以長賽局(long game),甚至無限賽局(infinite game)的心態。
Play the Long Game
所謂「無限賽局」,就是相對於有已知玩家、固定規則、商定目標、已知期限,視利潤或勝利為最高原則的「有限賽局」(finite game)──特別在商業和政治領域,絕大多數賽局實際上是無限賽局,而非有限賽局,故此我們從不會說「贏得」全球政治,也沒有「贏得」商業這回事。
在斯湼克(Simon Sinek)的The Infinite Game一書中,他帶出了一個事例:越戰結束數十年後,在戰爭期間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有機會會見1960至1975年間在北越外交部擔任美國問題首席專家的阮基石。
麥納馬拉對美國誤解敵人的嚴重程度感到震驚──麥納馬拉回憶阮基石這樣責罵他:「你一定沒有讀過歷史書,如果你有讀過的話,你就知道我們不是中國人或俄國人的棋子走卒……你不明白我們已經和中國人打了1000年嗎?」──北越就是以無限賽局的心態來進行越戰,反之美國誤以為越戰是個有限賽局,只是一場跟中國和蘇聯的代理人戰爭,錯判了整場戰爭的性質,焉能不敗?部分港人與北京就是同樣以有限賽局的心態來面對無限賽局,令香港淪為了北京的出氣袋,以及中美關係中美國的「自助提款機」。
戰國時代韓國的經歷
要了解香港的景况,戰國時代的韓國是個很好的參考:戰國後期秦國迅速擴張,國土在七國之中最小的韓國,成了秦國和山東六國中其他國家爭霸的緩衝地,苟延殘喘。前262年,秦國大舉進攻韓國上黨,上黨不願被秦佔有,降於趙國,引發了著名的長平之戰。
秦國雖然強大,卻一直無法產出自己的人才和思想,而韓國很大程度填補了戰國後期秦國在該方面的真空:戰國末年,韓國聽說秦王嬴政喜歡大興土木,就想以此消耗秦國國力,使它無法向東用兵,便讓水利工程師鄭國游說秦王,讓秦國築渠300餘里。
工程進行途中,鄭國的陰謀被發覺,嬴政打算殺掉鄭國。鄭國指自己雖為韓國做細作而來,但建渠不會為韓國延續多少國祚,卻會為秦國建立萬世功業。秦王最終命令鄭國繼續把渠修成。渠成後,從此關中成為沃野,為秦吞併六國打下堅實基礎,渠也因而被命名為鄭國渠。
在思想方面,出身韓國宗室的韓非,集法家思想的大成,其著作流傳到秦國後,嬴政相當欣賞他所闡述的治國思想,曾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並以戰爭作要脅,逼韓王交出韓非。韓非受到嬴政賞識,最後卻遭李斯害死。
無論在經濟面和思想面,韓國對戰國後期的秦國均帶來了相當大的影響以至貢獻。鄭國渠為秦吞併六國提供經濟基礎,而韓非的法家思想則成為了秦王治國的指導思想。可是當統一天下的條件成熟時,韓國卻是六國中第一個被秦所滅的國家。
從匹夫之勇到圯上敬履受書
韓國滅亡後,前韓國貴族在故都新鄭發動抗秦起義,被秦鎮壓,被虜的韓王安受到牽連而被處死。秦滅六國後,曾是韓國貴族、祖上五代都擔任宰相的張良亦打算復仇,於是散盡家財,招募死士,策劃在博浪沙狙擊秦始皇,卻誤中副車,行刺失敗,張良只好隱姓埋名躲避通緝。
儘管張良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找到反抗秦朝的適當辦法和手段,只是依仗匹夫之勇,冒險犯難,以求一逞,但對比今天港人的遭遇和處境,對於張良當時的心態,也不是完全無法理解,目前許多港人的壓抑與鬱結亦有類似的地方。
對於張良如何面對這困境和心結,太史公司馬遷所給予的歷史敘述,居然是介乎武俠小說與神話故事之間的「圯上敬履」的故事!令人百思不解。實際上,如不解釋張良的思想轉變,大漢400年基業亦無從說起,因此司馬遷便加入了張良圯上敬履受兵書的故事,嘗試將其思想轉變合理化。
儘管早在宋代,蘇軾就寫了一篇〈留侯論〉,對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釋,但從《史記》中我們也可看到,這故事主要是針對張良行刺秦始皇而發的,認為行刺是下策,只是有勇無謀的人受辱時的一種反應。故此,黃石公(即圯上老人)想挫折一下張良的銳氣,使他能忍得住小怨去成就大事。
更重要的是,圯上敬履代表着張良的覺醒和轉化,那不止是思想或心理上的洗禮──同時張良從此深諳黃老之術,政治、軍事理論水平大幅提高,樹立更遠大的志向,這何嘗不是一種自我救贖?
認清歷史發展趨勢與方向
正如蘇軾在〈留侯論〉所言,「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凡是執法過嚴的君王,他的刀鋒是不好硬碰的,只可待其可乘之機)」。張良圯上敬履受書10 年後,果真如黃石公所預料,天下大變,張良憑着他運籌帷幄的本領,成為劉邦的謀臣,劉邦幾乎所有重要的政治、軍事決策,都是根據張良的建議或得到他的支持,才作出決定。
張良另一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他總能認清歷史發展的趨勢與方向,不為個人得失所局限。其實早在項梁(項羽的叔父)的時期,項梁已同意讓韓國復國,於是封了韓國公子韓成為韓王,張良受封韓國司徒。
儘管後來韓王為項羽所殺,令張良不得不改投劉邦,不過後來劉邦在與項羽對戰時,酈食其獻計大封過去六國君主的後裔,使之對抗項羽,張良肯定知道立六國之後,他一定會當上韓國宰相,可是他依然立刻反對,以免釀成大錯。
這種看清分封已不可行的道理,即使強大如項羽,高明如韓信,至死都沒能明白,就連劉邦其實也是似懂非懂,以致埋下了日後七國之亂的禍根。
所以說,秦滅六國後,已不能回到以前六國的局面,香港的情况又何嘗不是?這已成為時局演化的一部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故此我們更需具備超越時代的思想高度,才可看破困局。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