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大學參與並見證了內地的發展,受益於兩地往來交流,推動國家的學科發展,培育人才。《香港大學世紀之問》通過訪談、文獻收集和整理,回顧港大在改革開放初期( 1978–1992年)與內地大學和知識界的互動。
香港大學是為「為中國而立」還是為 「為香港而立」?這問題在港大建校之後的半世紀中爭論不休。英國和港府高官、大學高層和捐款的殷商意見紛紜。從1920到1946年,英國政府、港府和大學高層分別任命了6個委員會檢討港大的財務和運作。這些檢討的中心問題是港大的使命和功能:連年財困的港大,如何能為中國服務?還是因為資源有限,只能為香港服務?如果單是為了香港,又是否需要一間大學?
無情的現實讓「為中國而立」的初心難得實現。港大生逢亂世,在動盪和戰亂中成長。從1909年創校前夕到1941年香港淪陷、全面停課,港大的財務危機頻發,需要不斷募捐和爭取港府撥款,才能勉強存活。
港大的難局驚動了香港和倫敦政府的最高層,1920年,香港總督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 去信和發電報給時任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邱吉爾緊急求援,警告說「除非政府提供可觀援助,這所大學將無可避免地成為災難。」及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侵華,辯論因戰火戛然而止,到1946年方再提上議程。戰後的討論甚至有質問是否要重建港大,還是將之併入內地或馬來亞的大學。
黃麗松北上改革開放帶來轉機
1949年後,港大和內地中斷聯繫,直到鄧小平吹響改革開放的號角。1980年秋天,黃麗松應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邀請,於9月5日訪問北京與時任港澳辦主任廖承志會面,是為破冰之旅 。
1982年,黃麗松再獲邀訪京。 6月2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黃麗松,說明香港回歸和一國兩制的構思 ,並表示香港大學對內地大學的發展,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本書章節
《香港大學世紀之問》共9章,介紹的18位學者和校友,分屬醫學、工程、文史、教育、建築、社會工作、法律及城市規劃8個領域,配以有關學院或學系在當年和內地交流標誌性的事件紀錄。
書中人物有改革開放後港大的第一代領導人物:文史的趙令揚、工程的張佑啟和建築的黎錦超;在加入港大時已卓有成就、工程界的李焯芬、醫學界的梁智鴻和周肇平;還有早年港大畢業、投身商界的朱裕倫和楊佰成。
當年北上的年輕學者有教育界的程介明和白傑瑞;社會工作專業的周永新、陳麗雲和梁祖彬,他們投身研究近40年,把理論應用到實踐。還有施能自,香港出生卻在1991年北上紥根迄今,在商界嶄露頭角。早逝的律師何美歡自許「為國家做學問」,使人閱之動容。她用專業精神演繹了真正的家國情懷。病毒專家陳鴻霖在內地出生,改革開放初期獲獎學金來港大攻讀博士。2020年,他成為協調港大和內地科學家開發新冠疫苗的關鍵人物,30年前改革開放交流播下的種子,今天開花結實。
傳承歷史、回答「港大之問」
港大校史著作不少,但都聚焦早期創校和二戰之前的事蹟。 本書關注的是一個被忽略的時期,還未有完整的記載。團隊訪問了50多位當年的教授、他們的後人、同事和學生,同時挖掘、梳理及核實了海量而碎片化的資料,包括港大的內部紀錄。
港大是中國的大學,也是香港的大學。港大從誕生日起,就有國際化的基因,是國際化的大學。
自百年前「為中國而立」這命題的提出到今天,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對「港大為誰而立」提出了不同的說法,他們有是為了考量昔日大英帝國的利益,更多的是基於對國家和香港的的關懷和熱愛。但不管他們的出發點,論者都明白香港與內地關係密切,都希望通過香港大學和香港,影響內地。百年以來,一代又一代的港大人,為回答「港大之問」提出了答案。
原刊於《香港大學世紀之問》,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新書簡介:
書名:《香港大學世紀之問──改革開放初期與內地交流的人和事》
主編: 陳婉瑩
出版社: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2023年11月
新書發布會詳情:
日期:11月30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5至6時
講者:李焯芬教授、丁新豹教授、陳婉瑩教授
地點:香港大學圖書館二樓Ingenium
報名連結:daao.hku.hk/eform/view.php?id=318333(向公眾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