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構政治光譜迎戰民粹時代|袁彌昌

近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以及天主教香港教區宗座署理湯漢樞機都不約而同地發表有關司法與教區被政治化的聲明及言論，反映政治化和兩極化問題正在嚴重侵蝕香港的社會肌理（social fabric），危及一國兩制的根基。

沒有框架如何破局

然而所謂「政治化」、「兩極化」等用詞只說出了問題，未能觸及問題本質，亦無法作為一個有效的分析與理論框架——真正可用作認清和處理有關問題的框架，事實上是民粹主義。可是在長期持續的陸港矛盾與政治分化之下，人們都傾向以簡化的陸港或藍黃等立場或意識形態角度去解讀問題，而一直沒有採用更具全球普遍意義的民粹主義框架作分析，令情況每況愈下，破局遙遙無期。

以民粹主義框架分析香港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筆者在之前的一系列評論中已作嘗試，不過這次從該框架中卻找出了一條新的政治軸線，可補完目前建制派民主派的單純分野，更立體地標示及整理不同的政治立場與取向。

香港政治光譜的第二條軸線

筆者從諾蘭政治光譜圖（Nolan Chart）得到啟發：相對於一般的政治光譜圖都只以一條軸線來代表左右翼，大衛諾蘭（David Nolan）添加了第二條軸線，使光譜圖變成一個二維的圖表，能更準確地反映一個人的政治立場，而這第二條軸線就是權威主義-自由意志主義（authoritarianlibertarian）軸線。

當然，諾蘭政治光譜圖如要適用於香港，需要略作修正：首先筆者改用一般政治光譜圖（political compass）的十字格式，令圖表更為清晰，之後再將左右翼軸線改為香港最常用的建制派-民主派（藍黃）軸線（西方常用的經濟左右翼分野在香港並不明顯），但仍保留權威主義-自由意志主義軸線——正如筆者在上一篇〈保守主義者也能拯救香港〉（《明報》，2020年9月22日）已闡明，民粹主義實質上是一種集體性的權威主義（作為個人心理特質），因而權威主義──自由意志主義軸線也可詮釋為權威主義／民粹主義-自由意志主義軸線。

假如只有建制派-民主派（藍黃）軸線的話，我們看到除中間派外，藍黃兩營人士只能根據他們的政治傾向深淺程度，形成深藍、淺藍、淺黃、深黃的一維政治光譜。不過再加上權威主義-自由意志主義軸線的話，光譜圖便可顯示深藍和深黃分別處於屬權威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左上角與右上角，亦可推斷淺藍、淺黃處於各自陣營的較中段位置（因他們較不傾向權威主義與民粹主義），而中間派應分布於圖表的中間偏低位置，因他們比較傾向自由意志主義（原因在下文詳述），形成一條U形曲線。

重新定義中間派

在香港，藍黃分野很大程度是結果而不是成因，因此單用藍黃分析不單過度簡化，而且有倒果為因之嫌，也沒有為其他意識形態留下任何空間。加入了權威主義-自由意志主義軸線的政治光譜圖非但能夠將權威主義／民粹主義納入框架之內，而且亦有助解釋中間派人士的特質——畢竟他們不可能什麼主張都沒有或凡事取態都介乎藍黃之間，但在單一軸線下他們一直就只能被稱為「中間」，恍若一群沒有政治面貌的人，連帶其政治主張也一併被抹殺掉。

所以現在新的政治光譜圖一方面讓人們了解到深藍和深黃的形成有其民粹主義成因，另一方面，處於民粹主義另一端的自由意志主義，也對解釋何謂中間派，提供一個嶄新角度，擺脫早已固化甚至僵化的藍黃分析框架與認識論。

筆者認為自由意志主義是與香港情況非常脗合的一種意識形態：簡單來說，自由意志主義主張政府對個人及經濟作最低程度的干涉，強調選擇自由、自由表達、自由放任的重要性。之不過，自由意志主義所追求的自由是消極自由，即是免於他人干涉的自由，因此他們並非自由派，反而他們為維護自己所享有的自由與權利的行徑，以及他們對自由放任的嚮往，卻很多時候被認為是保守主義者——事實上，他們正是希望他們所珍重的自由、權利與多樣性，受到制度與權威的支持和保護，因此從上述馬道立及湯漢關注司法與教區被政治化的例子中，可了解這類人清楚認識理念暴力和獨斷意識形態的禍害，因而帶有自然的反民粹傾向。除非主要制度令他們完全失去信心，否則他們仍會盡力維護制度及其權威，故此他們實際上是自由意志主義者，而非建制派，然而在香港只能被視為中間派。

民粹與自由意志的角力

在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今年5月30日到6月19日期間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見《明報》〈香港人想像的民主其實是什麼？〉，2020 年8月6日），中間派受訪者的最重要的民主特徵包括「人民可自由公開表達政治觀點」、「立法機關可對政府進行監察」，以及「法院確保人民不受政府濫權的侵害」，強調對政府的監察和制衡權力以及免於干預，顯示香港的中間路線與自由意志主義有着不少共通點，當中大部分應該是相對保守的自由意志主義者（conservative libertarians）。

重新理解與整合這些自由意志主義者對香港的未來發展十分關鍵：事因本時代的最顯著分歧是權威主義者與非權威主義者（authoritarians vs. non-authoritarians），亦即是民粹主義者與非民粹主義者，而自由意志主義處於權威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對立面，在抵擋兩者為社會所帶來的危險，以及作為制度、自由與權利的最後堡壘至關重要，也是令中間勢力及市民重新發揮作用的重要契機。

政治掛帥一葉障目

反之，假如人們仍「一葉障目」，事事以政治掛帥的話，那麼就等於坐視權威主義和民粹主義繼續坐大橫行，眼睜睜地看着它們摧毁香港的根基，並放任政治勢力及媒體實行「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大規模改變人們的行為和思想，到時便悔之已晚。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

英國雷丁大學戰略研究系博士，香港政策研究所中美關係與香港研究中心高級研究顧問。曾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特邀顧問、民主思路總幹事及新民黨政策總裁。現主要從事中西戰略思想及其融合、孫子、老子及毛澤東戰略思想、中美關係及香港政治等領域的研究，其專欄評論文章定期刊登於香港《明報》筆陣及《am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