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文華：對香港城市治理之建議

(7) 城市公共服務短缺

公共服務是政府為居民提供的城市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項曰，廣義包括電力、敦育、緊急服務（如消防、急救）、環境保護、公共交通、社會服務。為城市所有居民足夠數量、高質量、均等化的公共服務，既是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責，也是居民滿足生存發展的一項基本權利，更是保持城市有序運轉的基本保障。

但當今世界上的各大城市都面臨城市公共服務短缺的困境，成為當今全球大城市治理的重大議題。例如香港消防處救護不勝負荷，不少市民在驗出陽性及初步確診，都不穫安排送隔離治療。

香港大部分的公共服務由社會公益組織提供，它們的資金大部份來自政府的經常性津貼。目前的制度有一些缺陷。首先，政府部門對社會公益組織缺乏監管，其次政策和管理措施的推行與社區的需要脱節，最後是缺乏問責制度，績效評估模糊。

（8）交通、住房、養老

從1997年至2019年的22年間，香港道路總長度的累計增值僅有16%，但領牌車輛的總數卻增加了6成。香港在過去38年曾4度就電子電子道路收費展開研究，但尚未落實。香港人均GDP在大灣區內最高，樓價列全球最貴城市之一，但很多人住劏房、納米樓，香港人住房人住房比廣州深圳還差。香港居住環境擠迫，勞碌一生的銀髪族想安享晚年並非簡單事。香港安老院輪候時間長，質素良萎不齊。

（9）缺乏有效評估機制

香港目前並無建立有效的城市治理評估機制，這不利衡量其成設，從而作出改善。

（10）產業單一及過於倚靠大企業

產業單一就意味着城市發展的風險。美國的鐵鏽帶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因為主要的產業為汽車工業，一旦汽車業衰敗，整個城市就開始衰落。如果一個城市過於依頼幾個產業或者幾個大公司，一旦當這些大公司出現問題，那麼這個城市就會出現大問題。

香港目前的經濟成分側重金融，2020佔23.3%，成為最大產值來源。從2021/2020課稅年度來看，交稅最多的5%（約5,700家）繳納利得稅，佔利得稅收入的90%。

改善香港城市治理的建議

基於上述分析，筆者對改善香港的城市治理提出下列建議：

（1）以人為本的服務導向

確立以人為本，以關懷民眾生活為主的、以服務為主的導向，以促進城市宜居和居民健康為目的，努力提供以需求為導向，及尊重城市自己的歷史文化。

（2）處理好跨部門關係

注意並處理好城市政府整體系統中不同部門之間的關係，推行跨越功能的跨部門、協同式合作治理，解決治理中的碎片化困境。

（3）界定持分者的角色

政府宜界定其在公共服務中的角色和職能。一般來説，城市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發揮着三個方面角色和職能。首先，它城市治理改革新觀點的供給者。其次，城市政府是公共服務的供給者之一。再次，城市政府是政府內部以及城市和企業之間的協調者。

政府需要與民間組織緊密合作，採用公共服務市場化，社會化的方式，動員企業、民間團體參與，形成良好的伙伴關係。

加強透明度，向市民詳細交待城市治理的細節，預留足夠的的時間和參與空間，讓下層的民意可以真正上達，推動不同持分者的參與。

（4）與鄰近城市合作

要想實現諸多社會公共問題的有效治理，無法依靠傳統的行政思維，或各自為政的做法，跨行政區邊界合作治理成為大城市的跨界治理的起點。

香港可籍與內地毗鄰城市（主要位於大灣區）的近距離的互聯互通，應對部份部份主要批戰，例如人口老化、土地短缺導致的生活和生活質量下降問題。香港與大灣區各政府之間必須加強溝通及合作，以解決共同面對的城市治理挑戰。

（5）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城市治理須注入可持續發理念，兼顅社會、經濟及環境發展。為實現2050年碳中和目標，現有建築需要進行改革。

以減少碳排放並提高能源效率；減廢、廢物管理及減少即棄塑料是香港最迫切的可持續發展挑戰。

（6）公共意識的提高

把具有不同的性質、目標模式和動力機制的組織整合起來的既不是行政命令，也不是市場競爭，而是信任。跨界治理需要有一種新型治理文化和豐厚的社會資本加以支撐，需要更加注重培養公共道德和凝聚性文化。

愛護城市的公共意識宜從兒童接受教育便開始。政府亦宜舉辦各類活動，致力推廣環保訊息，藉以鼓勵家庭培養環保意識。此外，政府亦宜與環保團體，如長春社、地球之友等合作，推動市民提高環保意識。

（7）公共服務

公共服務是21世紀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改革的核心理論。要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政府宜對公益組織的資源投入進行控制，也要加強逮立公共服務表現的監察系統，對資助社會公益組織的服務質量進行核查。

（ 8）交通、住房、養老

政府宜限制車輛增長的速度，及引入電子服務收費系統。在住房方面，政府宜加快拓展土地，為私人樓宇的興建提供足夠士地，及興建更多公屋及居屋。在養老方面，政府宜增加高齡津貼，支持公益機構興建更多安老院，及加強監察私人安老院的服務水平。

（9）評估、保障公共服務質量

政府宜制定「政府全面續效考核」，對公共服務進行全方位的評估。

（10）降低產業單一及扶植中小企

政府宜推出適當政策及探取有力措施，促進經濟組成經濟多元化，尤其足鼓勵創新科技，並扶助中小企業，協助其融資及開拓海外市場。

（11）借助現化信息技術和大數據方法支援

全球大城市紛紛發掘大數據等技術，在智慧城市建設、城市建設、城市治理中的新型功能和價值，通過革新，進一步加大城市數據開放，依據數據和信息資源的有效應用，有效緩解了城市交通擁擠、公共服務供給、基礎設施維護、公共安全等方面存在的社會治理壓力和問題，提高城市社會綜合治理的治理壓力和問題，及社會綜合治理的效率和治理水平。

（12）綜合治理

隨着現代信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的發展，人類社會進入一個全新的數字時代，各行業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跨行業融合發展成為新常態，面對這一新現象，傳統的區域割裂式、信息限制、利益部門化的政府治理方式需要向區域化、開放化、模塊化的新型跨界綜合治理方向靠攏。

（13）跨公私合作伙伴合作治理

指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在基礎設施中協議建立起來的一種長期合作模式，旨在實現硬件設施中以民間融資以彌補公共財政投入之不足。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這是一種公共事務的治理方式，更是一種公共決策機制。

政府利用財政撥款、稅收優惠、購買服務的形式，以満足社會民眾多元化、多層次的要求。政府必須成為精明的服務購買者和有力的事中、事後監管者。

（14）動態治理

動態治理：是指政府系統持續改變、創新及適應在不斷轉變的環境中出現的需要之能力。它涉及三種有效行動：向前看的思維（洞悉未來發展的早期跡象）、反思（通過反思，調整政策以求改進）、橫向思維（以開放心態學習其他人的做法及經驗）。

（15）借鑑內地城市經驗

如杭州市打造「全國數字治理第一城」，大數據的使用提升了城市治理的能力。在疫情防控最緊張時期，杭州城市大腦駕駛艙的大屏幕上會時刻顯示進入市區的人員情況，同時在全國首創「企業復工數字平台」和「健康碼」。「杭州健康碼」日最高使用量超過2,685萬次，小到買菜、出行、大到路口管控、疫情發展，各項城市數據在「城市大腦」中一覽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