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我們非如此不可|本社編輯部

每個公民，每個自由平等的公民，都有要求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註一）這不是乞求，而是人作為社會成員最基本的道德權利；也不是施捨，而是國家對待公民的基本責任。人一旦意識到這項權利並努力捍衛這項權利時，國家便不能只靠暴力來統治，而必須訴諸道德理由來向公民證明其統治的正當性。我們所擁有的權利，使得我們可以堂堂正正地參與政治事務，理直氣壯地批評和監督政府。政治的道德性，來自於我們視自身為道德存有，並堅持站在道德的觀點去理解和要求政治。當我們在生活中充分實踐這項權利時，我們就不再是政治上的異鄉人，而是國家的主人，並以平等的身份去推動社會的道德進步。就此而言，要求正義的權利，是自由主義政治道德觀的起點。但個體為甚麼擁有這項權利，因而使得政治必須要講道德？如果要講的話，那個道德的觀點的實質內容又是甚麼？

國家統治的正當性

我認為，政治必須講道德，和我們在現代社會如何理解自我與政治的關係息息相關。第一，我們理解自身為具有理性反思能力和道德實踐能力的自由人。這兩種能力的正常發展，使得我們成為有自由意識、道德意識和主體意識的獨立主體。第二，打從出生起，我們便無可選擇地活在國家制定下的制度當中。這些制度深遠地塑造、影響甚至支配了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也就是說，個體擁有自由，國家擁有權力。獨立自由的個體遂有權利問：國家憑甚麼統治我？我為甚麼有義務要服從國家？國家不能說，因為且僅僅因為它擁有權力。國家必須提出合理的理由說服我們，為甚麼它的統治具有正當性。否則，國家就是不尊重我們，我們就有不服從的理由。

從此觀點看，當我們思考政治時，最值得我們關心的，不是權力本身，而是權力的行使如何才能具有正當性。而正當性的基礎，必須是公民經過反思後得到合理認可的道德理由。有了以上認識，本書（編按：《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增訂版），周保松）從第二部份開始，即着手證成一種自由主義的政治道德觀。我的思路是：自由民主政體的基礎，是由一組基本政治價值支持，這些價值包括自由、權利、平等、民主、憲政、法治、容忍和正義等。自由主義賦予這些價值特定內涵，再將它們系統地整合起來，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並將之應用於制度。（註二）

自由左派與放任自由主義之別

我在本書主要的工作，是從概念上分析這些政治價值的確切意義，理解它們在公共生活中的位置，證成它們的道德合理性，從而呈現出這樣一幅自由社會圖像：主權在民，公民享有一系列由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普及而平等的民主選舉，政治與宗教分離，教育和社會職位競爭上的機會平等，以市場作為經濟生產及商品交易的主要媒介，健全的社會福利保障及多元的文化生活選擇等等。在這幅圖像背後，我認為有着這樣的道德信念：作為政治社群的平等成員，每個公民合理正當的權利和利益，必須受到國家充分的保障和尊重。而合理正當的基礎，則須扣緊我們對人的理解及相應的幸福觀（conception of well-being）來談。

自由主義對人的理解，最根本一點就是視人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有能力和有意願去建構、規劃和追求自己認為值得過的人生，並在此意義上能夠對自己的生命負責。與此相應的幸福觀，就是自由自主乃構成美好人生不可或缺的條件。我們由此推出，國家最重要的責任，就是要盡最大努力確保平等公民能夠過上自由自主的生活。政治上的民主參與，社會文化生活的多元選擇，經濟領域中市場的角色及其限制，以及社會資源分配應有的正義原則等，都和重視人的自主性密不可分。這是一種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觀點。（註三）但為了和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作出區分，人們有時也會將其稱為自由主義左翼或自由左派，藉此彰顯其自由與平等並重的特點。亦因此故，我直接稱之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註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