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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部建議將普通話融入考評體系實在是切中要害的建議。港府須盡快回應教育部的建議，扮演積極的角色，大力推廣普通話，促進中港交往和合作，構建兩地社會、 經濟、文化共同體。

考評局因應疫情取消或精簡各類考試安排，但決定繼續舉行中三TSA口試惹來爭議。

校本評核（SBA）、通識科獨立專題探究（IES）、其他學習經歷（OLE）、四個核心科目等項目個別來看，都是豐富學生學習體驗的良好構思，但是所有項目同時並進，必須同學在短短兩年多內完成，就只會弄巧成拙。

香港的多層次系統評估，能夠幫助教育當局了解各個重要學習階段的基本水平，又可以與國際水平作比較、參照，可說是非常完備。

公開考試，加上多一個時髦的稱謂叫做評估，考試評估究竟能否促進學習，就看中國傳統的智慧──中庸之道能否實踐。

只要TSA成績的應用度向不改，不管加入抽樣、三不、保證些什麼，甚至把評估名稱改掉，最後反對的人仍然會反對。因為那根本不是教育專業考量的問題。

朱啟華博士表示，每個孩子的學習情況都不一樣，良好的閱讀習慣有助提升學業成績，一生受用。

學校每逢長假期，教師都安排大量功課給學生，以免學生只顧玩耍。但若果功課只是重複的操練和抄寫，有意義嗎？

趁新政府尚未上馬之際，這裏試從普通業界角度聊聊應景的隨感。

一般市民對政府或官員的言行不會盡信，甚至有懷疑或批判，是正常不過的事

2017年2月27號香港教育局發表了《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用以取代十多年的《學前教育課程指引》，配合即將實施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畫。新的指引要求幼稚園「不應安排幼兒班學童執筆寫字，低班及高班幼兒亦不應有機械式抄寫及計算」，以減少幼兒承受額外壓力。當局更訂明所有參與免費幼教的學校須循序漸進落實指引，並以此作為其中一個指標去監管幼稚園能否通過質素評核機制。 指引一出引來爭議，有人會感到小學生才學寫字太遲了，未能應付日後的學習；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見，認為幼兒過早學寫字，會影響小肌肉發展。這篇文章主要想與大家一起探討在教育的規劃上，誰是決策者？   教育規劃的主宰變成家長 從前在精英制度下，教育署的年代，教育是一個專業性皮頗高的行業；教育政策是上而下，政府制訂合適的政策，通過教育署的官員推行，因為擁有權力及專業性，引領各學校的校長及教師執行，他們又相對家長及學生有專業地位，因此家長及學生，大多數願意接受學校政策的各樣安排； 可是，時代的改變，學校的管理產生了很多變化；學校實行了校本管理，校長及教師再也不是單向性地按教育局的指引；事實上，教育官員的專業性也再不一定高於學校的管理人員，所以順水推舟地下放權責。 同時，普及教育推行多年，令愈來愈多的家長有機會接受教育，他們的教育水平也有可能高於學校的教師及管理層。因此，他們對於老師的教導及建議，會開始有自己的思考及價值觀，甚至反駁學校的安排。另外，科技的普及，愈來愈多的教育資訊可以從網上找到，家長們對於老師的專業性更會作出懷疑。 總的來說，主宰教育的已不是教育局的官員或學校的校長和教師，只因為社會變得民主了，家長們的認知水平高了，社會不同媒體的影響力大了。教育規劃的主宰能力由政府轉到學校，再由老師慢慢轉變到家長上，有時家長會用群眾壓力逼使學校及相關部門對某些政策作出改善，而學校往往因為民心背向而逼不得以作出讓步及妥協。 2004年所推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就是其中一個例子。TSA的原意是想協助學校及教育局了解學生在中文、英文及數學三科的表現，從而作出調整教育政策作出改善。可是，近年來愈來愈多家長反對孩子應考TSA的情況下，教育的規劃有時是由下而上的影響，學校的教師及教育局等都需要作出回應。 除了家長及老師外，另一個影響教育規劃的持分者是社會。很多時候，納稅人都希望政府把自己得來稅款能用得其所。根據政府文件，2016-17的財政年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開支預算總額為840億元，佔政府總開支的17%。因此，當作出教育規劃，而要撥出更多的金錢時，便會引起社會人士的關注。 同時，在教育規劃上，社會的需求亦是其中一個因素。例如，現今的科技日新月異，在規劃時，會考慮讓學生學習不同的科技。所以，教育界近年都積極推行STEM教育，即重點培訓學生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上的知識，以迎合這個世界對科學及科技發展上的需要及保持他們的競爭力。 現今的社會，任何一個教育政策的制定，不再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必須順序，反而是由多個不同的持份者互相影響。教師不應怪責教育局領導無方，也不應嫌棄家長在教育專業上說三道四，社會也需埋怨教育做得不夠好，現在需要各持份者合力規劃教育的未來發展！相信每一個界別的人，都是以學生的需要作為出發點，期望往後的日子，集思廣益的情況下，教育的規劃愈來愈好、愈來愈多學生得益。

學校一直以來都採行兩測兩考的評估模式，好處是簡單而平均，學年可分上下兩個學期，讓學生每隔一段時間就好好溫習一下，算是合理的安排。不過，隨著學校的發展，學校也打算作出一些改變。 因為學校不覺間已開辦了二十年了，學生的學業成績都很理想和穩定，但學校在各方面都不斷發展，學生也每多參與各類活動，例如體育、音樂、話劇、朗誦、STEM等林林總總的，因為活動、比賽、交流、服務、練習等很繁多，大部分學生都要兼顧功課和學業，不免產生一些壓力，故此，有減少測考次數的建議。   「四改三評估」的問題 筆者認為把傳統的四評估（兩測兩考），減少至三評估（一測兩考）的意見是值得研究的。首先，香港的測考和功課壓力過大是普遍的現實，社會有「贏在起號線」和「多即是好」的觀念，引至功課又深又多，測考又頻密。老師忙於改功課，出卷改卷，但卻沒有太多時間去備課施教，沒有太多空間關心學生的成長、品德的教育。再加上全港性TSA，小三及小六更忙，而小六更甚，要參加中一入學前考試（Pre-S1），十分可憐，六年級學生成為考試的機器。 不過，學校要改為三個評估的考慮很多，不單要學校大部分老師達到最大的共識，而且家長們也要大致支持。我們上一學年的末段，即六月期間曾諮詢老師的意見，當時絕大部分的老師都表示贊成，因為少了一次評估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去教學，特別是第一次評估的日期可以延後，對新入學的小一學生和剛轉到將軍澳上課的小四學生有更好的適應。雖然老師們都支持減測驗一次的大方向和原則，但對細節，如是分兩個學期，還是三個學期卻有不同聲音；而各科對於改制後如何讓家長和學生保持以往的成績水平和應付較多的測考範圍都要加以協助和改動計算成績的方法，如增加小測驗或專題研習或閱讀報告等，可說是會牽一髮，總會動全身的，各同事的關注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家長，去年六月我們也徵詢了上一年度家教會委員的意見，而超過八成的委員大致贊成「四改三」，但最關心的也是巨體細節的安排。因為初步得到老師和家長的認同，本學年校方便繼續諮詢不同的科目，並希望各科有較清晰的方案，和相應的安排。 要討論有關安排，我們要先落實2017至18年的校曆表，老師和家長們才能容易明白和修訂有關日子。經過許多不同的嘗試，我們發覺評估日期的編排受制於兩大因素。首先是五六年級的呈分試要求的報分日期。這令到學校編排日子的空間非常有限，除非是一至四年級和五六年級的評估日期能不同的日期舉行，但卻又製造許多不便如校車、老師上課和監考、小息和午膳⋯⋯所以學校還是選擇一至六年級都在相同的日子舉行測考。因此，學校需要推行「三學段制」，意思是把全個學年較平均分為三段時段，不像從前的上下學期二分法。這樣，第二學段期間，學生需要同時使用部分上學期和部分下學期的課本，較為麻煩，但沒有太大的影響。 其次，改變了評估的日期後，很大機會影響到校際朗誦節和校際音樂節的比賽，這是結構性的問題，因為兩項比賽的日期實行多年並已固定，所以校方要有所取捨。雖然朗誦和音樂都是學校的強項，學生表現也很理想，但還是可以嘗試找其他比賽去取代的。雖然部分有所「犧牲」，但整體學生都會因而受益而也是值得的；而且有些比賽和活動會和測考有所相撞是難免的，個別比賽也許以「人工智能」去解決，例如要比賽的學生的測考提早或延後等安排等。 人普遍是有喜歡安穩不變的特性，改變會帶來不便，因為要離開安舒區，但轉變卻長遠可以帶來改善和進步。在推動「四改三評估」的過程中確實遇到不少小問題，許多細節需要盡量闡明，希望改變所帶來的利益多於損失。畢竟沒有任何方案是完美的，這個的改變是會影響每一位老師，學生及家長的工作和生活、教學安排、溫習的節奏。最重要的是全年的校曆是否理想，都會是人人關心的要事！ 根據一般的變革理論，變革最重要的不是內容和對錯，而是人的因素。是人對改變的觀感和反應，如果人感到改變太大太快太急，就容易產生抗拒（resistant to change），所以學者都提出解凍的重要（unfreeze），解凍的階段可長可短，視乎不同的人，變革的過程，過程需要時間和諮詢，讓人了解變革的原因和所帶來的好處，要有足夠的耐性去說明和修改，所以改革快不了。 醞釀了一年多的「四改三」方案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四月底會諮詢家長及家教會，希望集思廣益，最後也許會有新方案和舊安排給大家去選擇，實踐民主的參與。

三位候選人都說教育重要，但如何有效投資教育，而教育政策怎樣配合，這在三人的政綱裏，都難窺究竟。

問題六：你喜歡哪一首？幾乎所有人回答：第二首。 那你會選哪一首做他們的教材？大部分人回答：第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