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通常會選擇以下三個經濟指標去判斷一個地方的經濟：第一個是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第二是失業率、第三是通脹率。
自由的經濟制度，香港還有良好的法治制度、廉潔的政府、完備的銀行體系以及各種高質素的專業服務作為後盾，為香港的商業活動打好了基礎。這些香港優勢非一朝一夕建成，實在得來不易。
香港經濟（包括零售業）下滑不會只是因為反送中示威，以及往後的警民衝突而引起，前景仍然不明朗的中美貿易戰，或許是一個更重要的因素。
原來香港有30萬中小企，如果有三分一中小企各要裁一名職員，代表有10萬人在短期內失業，以香港大約200萬就職人士來計算，這相當於5%失業率，這是有可能的事，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在佛法中，我們的錨就是佛法僧三寳的慈悲與智慧。有了這些錨，我們方能身心相安，不畏風雨。
就算示威活動結束，大家唔好以為經濟就會好轉，事實上有沒有示威活動，經濟都正在開始轉壞。
美國經濟不但沒表面上強韌，而且已來到逼近衰退的邊緣，而美國的財政在他手中急遽惡化，更是足以拖垮美國經濟的不定時炸彈。
在經濟不景氣時，突圍而出的商家不是用價格來吸引人，而是靠品質和服務，因為這兩者是別人無法殺價，操之在己的東西。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教授主講是次名家飯局，分析香港下半年經濟及樓市股市走向。
怵目驚心的虐童事件，大多來自於經濟壓力。當家庭高壓鍋逼近臨界點，孩子便成為犧牲品。到底應該怎麼做，才能避免悲劇不斷重演？
在華人聚居地，香港的法治程度原本很高。但是，近幾年受政治干預，法治程度轉弱。這是許多港人焦慮之處。
民主走向成熟的標誌，在於首重選人而非盲從政黨。選民的選人具有「試用」的價值觀。「試用」的意涵，是選民換一批承諾優先經濟、着力改善民生者，試試他們能否在未來4年為民幹實事、交出成績表，而非空頭政客。
現時英國牛津和劍橋大學正陸續舉行入學面試，我們有畢業於劍橋大學法律系的導師分享經驗，強調面試的重點在於良好心理素質，以及向面試官展現自己具學術思維潛力，而這些其實都有準備辦法。
以上這些問題，都和普通人的收入或財富狀況有關，又涉及到經濟學基本原理，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不可能作深入解答，但它們又是每一位關心自己或社會財富狀況的人所渴望了解的。
灼見名家四周年論壇邀得朱雲漢教授演講「逆全球化與國際新秩序」，另邀得曾鈺成、黃元山、馮程淑儀三位政經界人士討論「香港新挑戰」。
朱雲漢強調，特朗普的單邊主義不會是新秩序，可能是失序，甚至是無序，認為原因是美國社會內部出現矛盾，要找到宣洩口。
林張這場經濟理念的論辯在中國的語境，更準確地說在中國制度，政治制度下變得與別不同，或者說變得根本沒有意義。
隨着世界經濟及貿易延續2017年可觀增長，與及粵港澳大灣區和香港－東貿自資協議落實，雖然金融局勢較難預測，2018年香港經濟仍可審慎樂觀。
一般而言，印發大量的貨幣會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但是印發貨幣與物價增加的關係是複雜的，這與經濟學的變量有關。
中國會繼續推進經濟結構改革，平衡經濟發展，將經濟由固定投資主導轉型成消費主導。
共產制度下的洗腦不可取；在民主社會中，唯有靠進步觀念及借別人一流腦袋來改換落伍的腦袋。
我認為管理好簡單，就是要vision（視野）、execution（執行）同communication（溝通）。
有識之士早就看到台灣一步一步地走到這個結局。這是一個傷感與沉痛的轉變。
香港並非單單面對人口老化問題，更飽受因年輕人口持續減少，勞動力供應短缺的問題困擾。
有人預期，即使再過兩三代，亦沒法消化掉這些已經興建出來的樓宇。
如果普京能夠支撐這個國家，那麼普京之後呢？
中國倒可以向大英帝國學習到更多的經驗，而非美國。
生產力提升的速度，其實就是和時間競賽。
中國經濟的真實面貌，對外國統計機構是個謎，想揭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神祕面紗，遠在太空中的人造衛星，或許可以帶來解答。
1997前與1997後，香港傳媒出現了不少質變，這些變化與香港的文化與經濟，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其中1997金融風暴的影響，更是不能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