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被訪者對《施政報告》的評分為40.8；對《施政報告》的滿意淨值為負39個百分比；對梁振英的評分為32.9；對梁振英出任特首的反對率為83%。假如我說上述數字反映香港年青一代看過今年《施政報告》的原文或傳媒報道後對梁特首增加不滿，這應該是個合理的結論。《施政報告》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每一個市民都一定會從工作上退下來。」周永新語重心長的道。「有人說，子女供養吧，但問題是現在50歲以下的人，多半沒有子女，或只有一、兩個。靠強積金，很多家庭主婦、傷殘人士，是沒有強積金的，就算有，對於低收入人士來說，只是很象徵式的。是否要將這些人都推向綜援？」周永新希望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出發。
現今世界主要由三大文明圈構成：以西方為主的基督教文明圈（Christian civilization）、以阿拉伯世界為主的伊斯蘭文明圈（Islamic civilization）、以及以中國及周邊國家為主的中華（儒家）文明圈（Sinic civilization）。由於這些文明圈抱持的核心價值各有不同，而在地緣政治上亦有利益上的衝突，所以未來的世界仍將是一個爭鬥不絕的世界。
看來，這個戰爭既由西方開打，戰場的選擇要在那裏開打？可就不是西方的專利了！全球有超過14億回教信眾，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回民投入聖戰，就已有1,400萬了！一個薩達姆倒下去，起來的是回教國，一個奧薩馬・拉登倒了，有更多的聖戰遍地開花，怎麼辦？
「始終我們每一個市民都一定會從工作上退下來……」全民退保無望，周永新雖失望，但仍稱見到曙光。等待下半年的諮詢？老人家由彭定康時期等到現在，還要等幾多年？周教授由青年等到老年，他等到，其他老人家等不等到？社會分歧數十載，有什麼分歧還未解決？
香港的這次被外國傳媒稱為雨傘革命或雨傘運動，其中一個特點，是資訊科技造成的虛擬力量。這種力量不只造時勢，也造就手機世代成為英雄；不只傳播消息，也令討論都失去了實事求是的理性；不只動員，也使運動一步步陷入失控…….
對中國來說，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走到亞、非、拉等地的市場去，而是如何有效、安全地走出去。再者，從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戰略來說，中國也必須走到那些地方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中國應當如何履行自己應當履行的國際責任？可以說，絲綢之路是中國走向國際、承擔國際責任之路。
皮克迪（Piketty）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書裏指出，美國和歐洲正在倒退到世襲資本主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教育失去了促進跨代社會流動的功能。美國的高校畢業生中，來自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的富裕家庭的比例，在過去40年從四成增至八成。如果這也是香港社會的趨勢，社會不公平便愈來愈嚴重，年輕一代愈來愈不滿。
「一人一票」可說是近世的一大設計，自18世紀歐洲啟蒙時期哲學家提倡人權平等的原則，此後即成為民主政府及民主選舉的道德及政治基礎，但時至今日，民選代表是否仍能為民眾作出政治抉擇、解決政治難題？
作為中國人，當然樂於看到自己的國家重新在國際舞台上建立自己的地位。但面對競爭對手的吹捧，中國人宜有自知之明；中國依然大而不強，切莫沾沾自喜，不再韜光養晦。
有人問，「袋住先」袋的是什麼？答案是：一張選票，神聖的一票，無權無勢、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平地、合法地表達他們的政見的寶貴的、甚至是唯一的工具，對一個候選人說 YES 以至對所有候選人說 NO 的唯一機會。「有票好過無票」，其道理不證自明。
成品油消費稅每提高一次，對其爭論就是一番沸騰。時至今日，我們以為，更值得關注的是加稅的程序本身。惟稅收及早遵循法定原則，有程序正義也有民意基礎，才能確保納稅人利益，使國家治理真正進入良性軌道。
湯家驊是泛民中唯一沒參與佔領行動的一員，他提出沉默大多數的政改聲音；他說他在立法會舉目無親，心灰意冷；他說現在香港的最大問題，是怎樣去修補中央政府和香港的關係，而不僅是政改。
中國2015年，有人認為應該用狄更斯的一段話來預測：「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年代，這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絕望之冬……」這種預測引用是否貼切先不討論，但不論從經濟、從政治還是從社會發展去看，中國的2015年，絕對是一個大變之年。
這原是一本寫給日本人看的書，內容闡述了在領土爭議上，中國、美國、前蘇聯（及今俄羅斯）、日本等國家的行動背後的思維。作為外交現場的見證者，作者在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時於莫斯科在職留學、1986年兩伊戰爭時為駐巴格達大使館公使，以及於90年代末任國際情報局長時，與德國大使交流德法領土爭議的處理方法。他以日本人的身份，嘗試向日本人展示日本邏輯的盲點；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讀者同樣可以從側面反思中國思考的盲點。
2017年普選特首只是香港人爭取民主的開始，而不是終結。如美國非洲裔人爭取沒有限制的投票權一樣，那是漫長的路途。而在這漫長民主路邁步啟程，需要的是一次在香港發生的「偉大的妥協」。
中國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須尋求一條和發展中國家尊重與發展、合作與共贏的道路。尊重與發展、合作與共贏應當是絲綢之路的主題。
如今經歷眾多政治波折、人心撕裂的香港，是否還對高素質的人才以及富豪們具有吸引力？以上提及的政策，是否能夠有效助香港青年發展及開拓眼界、事業，加深兩地文化的融合？你為這份報告打幾分？
面對兩難的困局，究竟香港應否接受「袋住先」的建議，在真正普選之路上踏出新一步？抑或任由原有建制崩壞至無可救藥？市民又能否以爭取提名委員會及立法會選舉將持續改革的可信承諾的大前題下，從而構思出未來發展的可行之道？為香港打破困境？
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日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題為「重法治 掌機遇 作抉擇」。他首先提及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指特區政府會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推動於2017年讓500萬合資格選民普選行政長官。他又指，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而《中英聯合聲明》亦不是落實普選特首的依據。
生成2015的三個素數中，13和31都是幸運素數和快樂素數，而5是好素數和安全素數。有這麼吉利的「基因」，2015不會是很壞的年份吧？
石永泰：很多一向對法治問題鮮有發聲的人士，突然興致勃勃地對法治這課題侃侃而談。此時此刻，獨立的大律師公會實有必要對這課題作出持平的論述，以正視聽。
搞民主便要相信人民。我與鄭赤琰教授曾建議使用強制性投票或鼓勵性全民投票，以增加投票率。香港有500多萬合資格選民，但只有300多萬有登記，而在立法會選舉中有真正投票的不足200萬，投票率只及有資格者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此低的投票率問題叢生，其中一樣便是只要小量的人選用策略性投票，選舉結果也會大受影響。投票人若足夠多，例如接近全民投票，操控便更難出現。
教師群體利益與政治訴求存在衝突時，議員會將何者置於優先位置。功能界別代表以反映/維護該社群意見/利益放於首位，抑或選擇優先爭取一己的政治訴求？作為教師工會，當政治、專業與權益有衝突時，如何面對與取捨。
法治，不容妥協。法治，不能有半分偏移，亦不能討價還價。法治，必須奉行無間，不能有片刻鬆懈。法治本身即為目的，亦自成一重要制度，不但促成香港的成功，更對香港居民整體和未來的福祉深具影響。
也門的基地組織究竟是直接策劃了這次恐怖襲擊，還是只是單純對 Saïd Kouachi 進行了訓練？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證據將這次的恐怖襲擊直接指向某個特定的組織。有分析人士指出，ISIS的支持者此前曾說最近「會給歐洲的兄弟們一點好消息」，從這個組織的行事風格來看，他們似乎不曾食言過，不過大家也別急着草下結論。
人天生雖然不平等，但出生後，上天都會予以扭轉命運的機會；關鍵是機會來的時候有沒有作好準備。不相信會有機會的人，不會去準備，自暴自棄，怎會有好結果？只有那些珍惜自己生命，不想碌碌無成過一生的人，才會及早作好準備，不失機會來臨的一刻。
香港第一諜案的主角、前高級警官曾昭科日前在廣州以91歲高齡去世，連習近平也送來花圈。曾 Sir 在60年代是香港警隊的明日之星，深受港英政府重用。 因為他的及時情報，令周恩來總理當年外訪時，避過一場國民黨策劃的空難。
我認為由20多位泛民立法會議員否決政改方案，從而否決和剝奪香港500多萬合資格選民本來可以根據人大8.31決定可享有的普選投票權，這是不民主和不公平的，我實在看不到他們有什麼好的理由去剝奪我們的投票權。為什麼不給我們多一條路走，給我們（除原地踏步以外）多一個選擇？為什麼要抹殺實現普選的所有可能性（包括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出很受市民歡迎而高票當選的候選人的可能性）？
今天的中國正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在實現本身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帶領發展中國家走出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困局，讓全球經濟在激發增量的過程中，平穩達到結構再平衡。在國際責任的構架內，中國能夠避開西方和美國對中國的潛在圍堵，正面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從而實現長期的和平發展、民族復興的目標。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絲綢之路才顯現其不尋常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