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多處引述的一句話：「地獄最黑暗之處，留給在有道德危機時保持中立的人。」故事結束時，主角從先前的經歷中清楚領悟到這話的意義：「面對危險的時候，無所作為是最大的犯罪。」在道德危機中，誰也不應保持中立，這話值得我們深思；它是不是出自但丁，對我們倒不太重要。
陳弘毅教授認為，名單制有利於處於香港政治光譜中不同位置的人士的參與外，更可讓市民在普選階段（在人大8.31決定的框架下）有最多的選擇。
現實是在現有的政治架構下，人大對《基本法》有解釋權，人大甚至可以頒布哪些中國法例可以在香港推行。在現有的法制下，地方政府的議會根本沒法推翻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而香港的特首最終亦要由中央政府來任命。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的特首只能是中央政府可以接受的人。而未來的政制亦得先獲得中央政府首肯。要搞公民提名，要防止中央政府篩選，先得推翻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那就非革命不可。
大多數人一時激情的民意，不一定是最理性的長遠選擇。佔領運動為了追求民主理想而衝擊法治，促使大家思考一個基本的問題：民主大，還是法治大？
政改第二輪諮詢在即，泛民揚言將會杯葛諮詢和在立法會否決任何基於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特首普選方案，香港政制在2017年原地踏步似乎已成定局。雖然如此，我最近仍然提出一個以名單投票和由市民守尾門為要素的普選方案；我希望在本系列文章解釋說明一下：第一，為什麼我們應該盡最大的努力，為這次政改尋求出路；第二，為什麼我提出這樣的一個方案。
有記者回顧前夜上海外灘的11時多，在和平飯店樓下附近的觀景台上，上行和下行的人群擁擠成一團，讓前進後退都變得極其困難，空氣中湧動着不祥的氣氛，11點34分，樓梯最低處突然有人被擠倒，但求救聲都被淹沒在人流的嘈雜聲裏，下面更多人被下行的人浪給壓倒，情況失控，一發不可收拾。當時，一邊是倒數迎接新年的狂歡，一邊卻是尖叫聲中尋求救助的慌亂。
人民必須牢記，人民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政府必須真真正正地成為公僕。要讓政府馴服地成為公僕，必須剝奪政府持有的全部的主權和主要的治權。公務員絕對不能擁有立法權，退休公務員絕對不能充當立法者，這是人民民主的基本戒律。同時，司法者也絕對不能擁有立法權，司法者絕對不能充任立法者，這也是人民民主的基本戒律。人民必須勇敢地奪回自己的主權和治權。當人民真正擁有了人民民主，那就是我們希望得到的社會主義社會。
近年來，亞洲地區出現的最重要的思潮變化，概括地說，表現為三大方面，包括政治化和政治激進化、宗教思潮極端化和對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反思。亞洲國家和地區過去成功的經驗，就是通過借鑒西方的經驗來塑造自己的模式。如果要繼續取得成功，仍然需要在繼續學習西方的基礎上，繼續放棄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尋求自己的發展模式。
原油價格近日急跌，從去年6月初高位的每桶102.53美元跌至12月中的57.49 美元，共下挫了44%，不可謂不慘烈。近25年來，只有90年代初海灣戰爭後約四成的跌幅與此相若，但今回尚比不上金融海嘯後67%的跌幅。上兩次急挫的原因與今天的不同。海灣戰爭發生時，油價先因戰亂而短暫急升，美國勝利後隨即回降，油價重復前貌；金融海嘯那次，則是因經濟衰退，原油需求減少，所以油價急劇調整；現在的則與需求無甚關係，主要是供應增加及可能是價格戰所致。
耶穌是不是政治活動家？對於這個問題，神學家們有不同的見解；由於當中涉及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在教會裏也時有辯論。我沒能力也沒意圖對這問題作評論；我只知道，根據《聖經》記載，耶穌具備一流的政治領袖所應有的才能和智慧。
回顧法國大革命第三級議會（Third Estate）中，一名領導人物曾說：「何謂第三級議會？可說是無所不包。在現行政制下至今有何作為？簡直是全無作為。又有何抱負？當然是想有所作為。」對於香港社會中自覺未能一展抱負一群的所思所感，這番話可算是最佳演繹。當務之急，其實不在經濟的向上流動性，而繫於政治的向上流動性，藉以使香港在管治上重拾正軌，並妥善應對經濟增長持續放緩、貧窮及不均日益惡化、中產階級收入漸降、樓價日漲，以及其他各項社經挑戰。
在香港佔領運動期間所進行兩項民調均顯示，市民對「香港人」身份認同感上升。當前中國經濟及外交愈來愈強盛，但沒有增加港人的自豪感，反而對「中國人」身份認同跌至最低點，甚至比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之時更差。北京對港實施「一國兩制」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央官員有必要「先檢討」，而不能只僵化的向港人「再啟蒙」。
比起未來更為重大、更具突破性的改革，今年仍只是牛刀小試。經過一年多的準備醞釀，全面深化改革的需求更加迫切，條件也更加成熟。倘若新一年能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在一些關鍵領域取得突破，將顯着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社會公平。
2014年下半年，香港發生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佔領運動，震驚全球。學生的犠牲與承擔精神，俘虜了到場觀察市民的心。年輕人抱着「不可為而為之」，要求廢除人大常委特首普選框架，滿腔理想與期待；但在散發悲壯與浪漫之後，也是時候走回現實，檢視得失。如果只懂採取激進路線，有勇無謀，恐怕香港未來民主之路將布滿更多荊棘。
無論從中國外交的實際行為還是話語看，從十八大到今天，中國的大外交戰略基本形成。人們已經把2014年視為是中國的「大國外交年」，但這不僅是指亞太經合組織會議、領袖外交等這類日常外交，更是指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其大外交思路和戰略等的籌劃。新的外交思路就是「兩條腿走路」的大外交：一方面是與美、歐、俄等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另一方面是面向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的新絲綢之路；連接這兩個方面外交的則是周邊外交。這個大外交戰略的核心話語就是和平與發展，在維持和平的基礎上求發展，在發展的基礎上爭取和平。
這場雨傘運動仍未嘗不可是香港社會發展的契機，能爲社會的進步帶來一定的推動力，但一切很視乎這團火會怎樣燒，以及沿着甚麼軌跡去燒。不過，這種發展顯然未非必然，而現實一點來説，踏上最佳情況的可能性並不是太高；而從種種跡像看來，眼前面對的凶險實在不少，甚至愈來愈真實……因此我們大膽在此再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收到拋磚引玉之效。
青年人缺乏向上流動機會，是不是導致這場運動的主要矛盾呢？認真觀察運動情況的人會發現，留守在佔領區的「激進分子」，不乏已有事業基礎的專業人士；參加運動的許多學生，包括當中的領頭人物，學業成績大都足以保證他們有很好的出路，起碼他們不是教育體制裏的失敗者。說他們是因為個人沒有出路而造反，恐怕不是準確的判斷。要找出主要矛盾，須要更深入的分析。
香港能否在《基本法》框架中找到出路，提升以行政主導的政府的代表性、獲廣泛民意支持的問責性以及認受性？若能成功，則香港經驗堪足為中國甚或世界各地提供借鏡。香港人雖然未必具備足以解決目前困境的智慧，但事已至此，實也別無選擇，但願改革之需終能激發創意。
香港公務員的素質高，這是全世界公認的。就拿許仕仁來說，出身名門，港大畢業，哈佛碩士鍍金，他的履歷可以甩出內地大部分公務員好幾條街。他喜歡聽歌劇，是黑膠唱片的發燒友，曾經還為香港電影節場刊撰文贈言，這樣文藝的官員，在內地更是少有。但即便個人學識修為如許仕仁，當制度失效，仍然會輕而易舉就滑向腐敗那一邊。
香港警察一直受港人尊重，經此一役，市民對警方大打折扣，未來如何展開警民合作，警隊須要重建形象。據港大上月底民調顯示，警隊民望急跌至回歸以來新低，評分只有61分，滿意率僅29%，明顯與佔領運動的處理相關；值得注意的是，警隊的聲望比駐港解放軍為低，其評分為63.1，滿意率有35%。
現在社會上有些人，經常批評別人不懂得獨立思考，其實他們只是對別人意見看不順眼，為了貶低相反的意見，就給人扣帽子，說人家不懂得獨立思考，實質上是想別人放棄自己的思想，改為順從他們的思想，懂得獨立思想的人一定不會輕易順從別人的思想。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明確宣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經得起法律的檢驗。這實際上是對過去「以偵查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撥亂反正。
歐美制裁下俄羅斯致力於給貿易去美元化，中俄貨幣互換協議可以大力推進人民幣在歐亞路橋的國際化，以擺脫美元掣肘；患難見真情，儘管這句話很虛偽，但我相信，盧布的悲劇將是中俄的喜劇，中國一定會在普京最需要的時候伸出溫暖肥厚的援手⋯⋯
澳門「再造」之議，極可能由習近平今次到訪澳門，得以高端承諾，甚至以「送大禮」的方式端出。再造一個澳門之議，早前由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提出。他當時的說法是「到內地再打造一個澳門」，以作為澳門繁榮穩定的保障；今天，在香港變局之下，澳門對香港的影響再度被納入政策思維…
過關帶雨傘、下雨撐黃傘、網絡上談雨傘、拍電影有傘子⋯⋯中共及港府未來如何看待黃傘？讓人憂慮的是，運動中舉過黃傘的學生，他們的前途會否受損？市民會否被秋後算賬？
塑造國家形象不是容易的事，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這些工程不是說沒有任何效用，但一些工程經常是適得其反。中國愈推動，外界的反彈就愈大；中國的投入愈大，外界的阻力也愈大；中國的愈努力，國家形象就愈差。
佔領運動結束後本地政治生態面貌如何，目前固然未可預料；有謂北京政府將進一步收緊對香港的政治操控，而本地各方則會加緊尋求化解社會深層矛盾之道。大部分人則認為，在政治僵局足以癱瘓政府的形勢下，香港公共決策質素恐怕會從此走下坡，也有人預測本地民主運動將使社會更形分化，讓民粹主義乘勢而起。香港的民主政制或已陷於前路茫茫的險境，今後何去何從更堪憂慮。未來發展是自由民主制抑或民粹式民主？
應付政治運動宜先軟後硬，未到非不得已的最後關頭不動武。但警隊卻來個先硬後軟，給人進退失據的感覺。每名警員都需要建立防禦性的心態，在處理政治事件中配備公關的警覺，牢記每一名警察的個別行動，都會影響整體的形象，任何動作都有機會被記錄、攝錄、瘋傳。
《所羅門的審判》是很多人熟悉的《聖經》故事。故事說兩個婦人帶着一個嬰兒來到所羅門王面前，兩人都自認是嬰兒的母親。所羅門要決定應該把孩子交給那一個婦人。他沉思了一會，叫人拿來一把刀，命令身邊的人說：「將孩子劈成兩半，一半給那婦人，一半給這婦人。」
結束「一國兩制」後，爭拗多時的二十三條不用再安排立法，因為任何對國家不利的言論皆可透過「尋釁滋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甚至「分裂國家」等罪名入罪，就像高耀潔、劉曉波、高智晟、譚作人、陳光誠、胡佳、趙連海等人一樣。事實上，香港回歸祖國後仍然沿用英國的普通法，令中國本身的法律無法在香港實施，乃是一種喪權辱國的「治外法權」的情況。「一國兩制」結束後，香港的同胞終於可以和13億同胞一樣享受祖國法律的澤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