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宏觀層面看，宣揚文化「走出去」並沒有什麼錯誤。問題出在文化如何「走出去」？文化必須「走出去」，但「走出去」的方式很重要。
當佔中亦無法令北京讓步時，泛民若繼續口號式地指責北京無理及強硬，其實於事無補，不如反思及檢討自身對國情及北京領導層有多深入的認識，以調整下一步策略。
兩會年年有，今年特殊否？說特殊也特殊，說不特殊也不特殊。易言之，說有熱點就有，說無熱點就無。一切取決於你怎麼看。官方定調之外，大眾媒體（新媒體）的議程設置得以影響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柴靜的《穹頂之下》是個難得的樣板。
港獨是香港社會的偽命題，我們無需杞人憂天，自亂陣腳，但它卻又成了一個令年輕一代迷惑的問題……童子無忌，這卻令我這長輩和師長深感不安，也認識到自己的責任重大。
香港政府沒有風險意識，對美元轉強和中國經濟放緩並無預案，對即將到來的資本淨流出沒有應對措施，一旦遭遇重大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將束手無策。守夜人，至少要守夜啊！自由，並不等於懈怠啊！
跨入羊年，已近3月。將臨的人大、政協3月兩會，是中國一年一度的政治大事。兩會期中，除了中國的舉國大事，港澳台經常輪值焦點。香港角色不僅吃重，分量稍後還要加碼。
李嘉誠先生私人擁有的維港投資在投資新科技項目上成績超人。我留意帶領香港學生到以色列考察其創新及科技情況的維港投資創辦人周凱旋，認為香港「缺少某種元素」，窒礙了科技發展。我相信以色列沒有的創科局不是必不可缺的元素之一。
根據習近平的指引和劉雲山的要求，一個以「法治素養」為準的選人用人的新局面將會出現。它給各級黨政官員的壓力是很大的，它結合中國官場帶來的新變化是空前的！
兩起「以左壓左」，鄧力群知不知道用意？久經考驗的戰士難道會不知道？倒是要問，他為什麼願意幫忙？
張君勱先生的憲政思想和他從事憲政事業的態度、取向和策略，為今天有志於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各方人士，尤其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學有一定認同的人士，提供了一個典範。
1993年4月，香港演藝界在北京人民大會黨舉辦「減災扶貧創明天」義演，幾十名藝人浩浩蕩蕩上京，星光熠熠，場面空前，還現場向全球直播，觀眾估計有10億人。一般不知道的，是背後原來還要鄧力群發功。
如果中國出現顛覆性錯誤，少則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多則已有的改革成果會付之東流。因此，「在哪些領域存在犯顛覆性錯誤的可能性？」這一問題就成為關鍵。
作為20世紀上半期中國的議政和參政者，張君勱主張民主憲政、民選議會，反對暴力革命和一黨專政；他主張以「逐步溫和手段實現改革計畫」，對現有體制進行「漸進而有秩序的改革」。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今早（25日）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因應庫房出現大額盈餘，政府又再推出多項一次性紓困措施（俗稱「派糖」），包括向領取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人士發放額外兩個月津貼，為公屋租戶代繳一個月租金，並設措施援助受佔領行動影響的相關行業。然而，大眾關心的樓市問題，除了增加土地供應外，《預算案》卻未見任何「加辣」政策出台。
烏克蘭衝突的真正主角是美俄的博弈。普京希望恢復與烏克蘭的兄弟般合作，才能恢復過去的超級大國地位，而美國恰恰不希望俄羅斯再成為世界強國，非把烏克蘭拉過來不可。
張氏認為由於西方文明是「伴隨着侵略及帝國主義」進入中國的，「結果中西的關係以對立、挫敗和反抗代替了友善的合作和自動自發的吸收。」「若中國了解西方就如同了解佛教一樣，則心靈必有接納能力，一個友善的回應，而能產生一個最高的善。如此，則不會有機會讓這樣一個不正統的共產主義（有）侵入之餘地。」他認為共產主義不是西方的正統……
在中國經歷巨變和中華文明面對幾乎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的這個大時代，張君勱先生通過他的思想和行動，對這個時代最核心的政治問題和思想文化問題作出了回應。
屯門又起亂事，矛頭直指內地來港水貨客，當中有鼓吹港獨分子趁虛而入的因素，而特區政府多個部門聯手打擊而未見奏效，真正要探討的是，為什麽從中央到廣東省都強調要加強粵港合作，為何偏偏深圳就不施以援手？
民主制度能有效運作的首要條件，是公眾有知情權。香港在保障公民知情權的工作，原地踏步了20年，落後於全球90個國家。
雙橡園升旗事件，突顯美中台三方關係的演變，可謂各有立場及論調，事件的後續發展，勢必成為美中台關係及美國對台政策變化的重要指標。
這是國家對這代人欠下的債。如果這代人對共產黨和政府出言不遜，或有反叛情緒，難道不可以理解嗎？其實，共產黨內的新一代領導人，也都屬於這一代人，只不過他們很幸運地補上這一課。國家應該向這一代人道歉。要讓這些「犧牲品」從精神上、從過去受到的的壓力中解放出來，最好的藥方，就是新領導要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怎麼會發生這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究竟政府能否排除重重障礙，從海外吸納優才回流，包括早年離港移民的後裔？其成效須待日後方能揭曉；事實上真正的障礙在於本地而非海外，要是政府未能成功跨越， 那麼日本現在的困境，就是香港可見的未來！
近年北京以強勢地位同國際強權相周旋，呈現爭一日之雄長的趨勢，看來不合時宜。對此，既然北京有給予階段性調整的必要，則與其有朝一日被動地予以調整，不如今日主動調整為上策……
根據民主原則，如果將來提名委員會能夠提出高民望的、有能力高票當選的候選人，為什麼不給市民機會去行使其基本政治權利，在特首普選中投下神聖的一票去表示支持某候選人？反過來說，如果將來提名委員會提名的所有候選人都是大多數市民厭惡的，為什麼不給他們機會去通過投票發聲，用白票表示他們不願意見到這些候選人成為特首？
由鄧力群為首的左派勢力，不斷發表文宣，希望搶佔改革派的輿論陣地，改革派在91年下半年可謂節節敗退。然而，鄧小平在1992年，終於毅然出手……
傳統以來的決策方式，好像就只是你有你講、我有我講，愈來愈不管用了。我們現在可否有另一種方式，重建決策者與民間之間的信任，尋找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共識，令社會可以重新起步向前走？
這次演講的題目是香港願景，這個題其實很闊，但我相信這個問題，是在每一個階層的香港人都想知道的。我們正走在什麼的路上？我們將會面對怎樣的挑戰？
我並不是說，眼見有部分市民受水貨客問題所困擾，社會也可以置諸不理，但政府不應為了一時所需而損害了香港的長遠利益。在此前提下，我贊成開徵入境稅，以減輕香港的負荷。
中國的反恐形勢，亦應放到全球背景下來觀察與思考。中國的反恐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外來因素確已日漸突出。中國不是基地組織和 IS 本身的直接攻擊目標，卻是其溢出效應的重要受害者。可以說，與其他遭受恐怖活動破壞的國家相似，中國面臨着「共同但有區別」的反恐任務。
由1990年開始，中國政壇開展了姓「社」還是姓「資」的激烈討論，老左派猛烈質疑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主張。直至91年初，《解放日報》公開發文支持改革開放，輿論開始出現逆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