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學校要推行的，與其說是國情教育，不如說是環球視野教育；要追求樹立冷靜客觀的大歷史目光和跨地域的眼界，這樣才能掌握全局，建立批判思維，不會被政客欺騙走到極端做人家的馬前卒。
中共新高層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首次把「美麗中國」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目標，修訂頒布「史上最嚴」的《環保法》……
上文曾鈺成主席與我們談論了對佔中運動（又名雨傘運動）的評價。他指出，香港管治問題由來已久，佔中不是管治問題之因，而是管治問題之果。他所說的管治問題究竟是什麼？本文將有深入探討。
在一間公司、社團、學校或私人朋友中，找50人提名絕不難，若有富商贊助或外國勢力支持，100以上也輕而易舉，結果可能有百多人參選。試問哪一個國家，不是有所限制，貴精不貴多嗎？美國總統選舉，只有民主、共和兩黨各有一代表，其餘的參選者只是陪太子讀書。
去年9月，香港爆發了佔中運動（又名雨傘運動），是繼2003年七一大遊行和2012反國教運動後最大規模的政治動員。經濟學家曾預言會於佔中後浮現的經濟倒退似乎未見蹤影，反而近日恒指屢創新高，更一度升破28,000點。佔中過後，有人會認為是香港由盛轉衰的轉捩點，也有人覺得一代人已經覺醒，在政治動蕩的今日，我們應該如何審時度勢？本社最近專訪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分析這次重大事件的意義。
要記得國家管治的最終目的是民生。政制只是一個手段。不論是普羅民主、精英民主、一黨治國、白貓或黑貓，總之會帶來一個豐衣足食、平安快樂的民生，那便是一個好政制……我國步向民主是必然之路，但不要一步登天，不能立刻就實行一人一票的普羅民主。
智者無意大悲大喜，企業不願大起大落，國運更忌大風大浪。正像香港回歸前後，有過反反覆覆的「唱衰香港」一樣，最近關於中國，有「大崩潰」和「大繁榮」一起現身，倒成了極富爭議性的話題。
眾人都知道，選擇傢具木材，應該去找木匠（不應去找醫生）；選擇裁衣布料，應該去找裁縫（不應去找律師）：那麼選擇政權的領導人，應該去找誰呢？俗語說：「慧眼識英雄｣，精英就是慧眼，國家領導人便是英雄。精英民主是堂堂正正的民主，每人都有選票，只是精英們的比重較大而已，重視一點精英們的慧眼。
當前一些政府官員中出現不思工作、不願攬事等消極現象，可統稱為「怠政」；許多人將此誇大歸因，進而質疑反腐的正當性。我們以為，執政黨既然已痛下決心「全面從嚴治黨」，就絕不可為怠政所懼。惟堅定不移地持續反腐、深化改革和推進法治，為德才兼備的勤政者開闢施展抱負的空間，中國未來才有希望。
香港華資普遍患上「人文概念真空及文化策略觀貧乏症」，只注重日常會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具體的解決技巧可供選擇；入大陸只問什麼部門台前與台後有什麼不同，怎樣走門路，少鑽研行業、市場和社會的知識，以及自然界的客觀規律和世界趨勢……
我認為香港走出困局的第一步，是打破2017年特首普選安排乃香港生死存亡關鍵的成見…假如這次政改不能通過，也不等於下屆特首毋須做好本分，向市民負責，也不等於香港不能在其他方面，例如管治、經濟、民生上艱奮前進。
新加坡在任的華族部長，都會以流利華語發表演說和辯論，香港的高官有幾個能說流利的國語（普通話）？新、港一比較，立即見高、低。
習近平對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系列要求，針對司法現實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建立防止司法干預的「防火牆」和「隔離帶」，為領導幹部干預司法劃出「紅線」，為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提供制度保障，顯示認真回應民眾對司法公正公開、公平正義的關注和期待。
儘管極右派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能否在法國執政，及其執政後會否把它的意識形態轉化成為實際的政策等，還都是未知數，但人們必須對即使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變化給予足夠的重視。在亞洲，意識形態在政黨政治中並不重要，亞洲的政治力量往往是先有利益，再去找意識形態來論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但歐洲則相反。
隨着李光耀時代過去，新加坡將須在夾縫中摸索前進，一方面守護其開國元勛以畢生智慧和毅力所建立的一切，一方面亦須面對受過高深教育、成長於繁榮社會的新一代，正視他們為爭取個人和集體表達自由而訴求日增的趨勢。
李光耀直到臨終前一刻，直接與間接管治新加坡幾十年，為這個年輕的國家留下了一套完整有效的經驗與模式，繼任人即使是蕭規曹隨也有政黨、社會精英和富可敵國的國企龐大資金支持，如果拿新加坡這些條件跟香港比較，或許是一個偽命題，但不妨礙我們看看，新加坡究竟有沒有任何經驗值得香港借鑒。
近期最「熱」的字位誤置詞語，當數「子烏虛有」和「明張目膽」，還有最新出品「食碗底反碗面」。這些詞句到底是無心口誤，還是刻意創造，要問它們的主人了。
到了今天，一國兩制已經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到達一個關鍵時刻，它要求我們在理想與現實之間作出影響深遠的抉擇。理想來說，有三個選項：（A）實現一個比人大8.31決定更民主開放的普選模式；（B）根據8.31決定（「袋住先」）實現普選，以後再謀求進一步改善普選模式；（C）政制的「原地踏步」。
古兆申君的宏文探討了數百年來人類社會的走向，確有發聾振聵的效果。文章以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關於資本的長期收益率要大於生產收益率的觀察為重要依據，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可持續，因而人類社會的發展也不會以標榜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為終點。對於關心中國社會發展的知識分子而言，圍繞兆申君宏文作深入探討，互相啟發，不失為適時之舉。
香港特首的真實人格對一國兩制的磨合和良性互動有正面的作用。反之，必定是造成疏離的原因之一。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北京執政者和全體香港人共同重視和注意。
日前央視通過官方微博已經表示，將「嚴肅處理」畢福劍。看到這些消息，對我來說，如同「烏雲壓城城欲摧」。自從畢福劍主持《星光大道》以來，在民間農村發掘了許多藝術天才，刺激了全民對文化的喜愛，也加強了民族之間的團結，無形中提高了國民的文化素質和愛國情操。貢獻很大。按理國家應該授予他獎狀才是。
一石激起千層浪，黃成智並沒有說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理論，只謂可以考慮政改方案「袋住先」。要鼓起勇氣說出實話，各種與僵固黨性相悖的內部拉力，以及身處尷尬的局面，當亦在黃氏的考慮範圍。
李光耀在香港有四次成功的公開演講……1970年他在獲頒港大榮譽博士時提出新港「雙城記」，因為兩者具有共同優勢──西方文明影響，又有傳統社會價值觀。另外是2000年在中文大學獲頒榮譽博士時致辭，場外示威聲浪不斷。當時他對香港未來做了很多預測，幸或不幸，現在都成了事實。
把「袋住先」方案（袋案） 交予民調或任何以「少數服從多數」方式的表決，以製造所謂「民意」或「主流意見」，再向泛民議員施壓支持袋案，這做法犯了最根本性的謬誤：500萬港人都擁有《基本法》賦予的被選舉權及選舉權，每人均有權放棄自己的雙權，但無人有權贊成別人放棄其雙權。
王振民的「愛語」巧妙地反映了現在部分港人與中央就如何解釋及落實某些《基本法》條文，以至一國兩制政策的矛盾或落差。（部分港人當然不包括緊貼中央口徑，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香港權貴。）借用愛的術言解釋中央與港人的關係，今天的中央認為港人愛（國）意不濃，港人卻認為中央和依附中央的權貴變了心。下面兩則新聞是「變心」的旁證。
香港的走向世界由英人主宰，學點西方的世俗化及個體化，迴避本體性，由下而上，開放自由競爭；東西方形而上和形而下各種資源、思潮和實利功能共存，各有空間和價值，互相淘汰；但香港不自覺這是進入未知和不確定，不注重方法學和知識論，欠自覺意識，只學到西方皮毛，但在東方已創出奇跡。
面對新聞自由的生態變化、新聞自由度的持續下降，港人要有憂患意識，記取漢．劉向《說苑．談叢》言：「江河大潰從蟻穴。」新聞自由如動搖，法治將受到負面影響。港人要有「自力救濟」之心，像參與共和遊行的歐洲人那樣挺身而出，以合法、和平方式護衛新聞自由。
李光耀的管治手法，受西方輿論抨擊最多的，是他經常以誹謗罪控告批評他的傳媒和反對派人物，打壓言論自由……
中國法學權威機構中國社科院法學所2015年《法治藍皮書》（下稱《藍皮書》）和中國法治權威機構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14）》（下稱）《報告》兩份極具分量的法治報告，2015年3月18日同時對外發布，內容均強調中國法治反腐，格外引人注目。
當人們把李光耀和新加坡放到後殖民地時代世界政治變遷的大歷史中去考察的時候，其非凡的意義才顯現出來。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模式，不僅關乎李光耀本人，也不僅僅關乎新加坡本身，而是關乎不同社會所需要追求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選擇和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