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的出現，傾倒了天平，令兩岸老人們束手無措，連連犯錯。北京方面，認爲新生代反對白色恐怖，是台獨；講人權，是台獨；推崇鄉土文學，講台灣人民，自詡黨外人士，更是台獨。這種港人現在也熟悉的亂扣帽子的做法，蔓延整個七十年代，至今陰魂未散，還有傳染的態勢。
讀者可能奇怪，上次蘇獨公投，獨派不是輸了？為何這次大選可以在蘇格蘭對工黨造成這麼大的打擊？原因是上次公投是以單一議題且不分政黨來投票，才出現統派得票較獨派多的局面。
我希望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會就香港如何走下去進行跨黨派、跨界別的大辯論……每名選民，特別是近半數從未投票的人士都應該積極參與這個辯論，最後在投票站內投下無愧良心，對得住下一代的一票。
英國大選點票結束，執政保守黨大勝，在國會下議院650席中獲得331席，較上屆多24席，將繼續執政。由於取得過半數議席，預計將獨立組成新政府，是1992年以來首次可單獨執政的政黨，而保守黨黨魁及現任首相卡梅倫相信將會連任。卡梅倫形容，這次是「最甜的一次勝利」。另外，工黨黨魁文立彬、自民黨黨魁克萊格及英國獨立黨黨魁法拉奇均宣布辭職，為敗選負責。
香港政改，究竟是攻城還是攻心，有當年的水平嗎？高層有沒有被誤導？這是要：「所有政黨跟所有社會各界……大家認真思考。」（習近平近日語）説到底，關鍵是政策和吏治：怎樣的政策和班底才有向心力，能得人心？這是第二個戰略轉變的核心問題，其過程同樣痛苦，涉及面很廣，但也突顯香港的特殊作用，包括當年港澳工委領導出人意表的表現。
政改的三個可能結局，對於未來會有什麼影響？當前出路又是什麼？
1980年代，文革剛剛結束不久，一代受害者感覺到文革的可怕，討論着如何才能消除其餘毒，避免死灰復燃。但久而久之，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和各種制度變革的開始，人們覺得文革已經成為過去，相信文革那樣的事情既不會回來……可是，最近中國意識形態領域和某些實踐領域所發生的變化，使得很多人開始改變這個觀念……是甚麼樣的變化使得這些人開始有了這樣的擔憂？概括地說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關於特赦貪官的問題，當年香港廉政公署在反腐敗時曾經實行過，有一定效果，北京有官員目睹，這兩年多來的空前強勢反腐起到空前的震懾作用，最近問王岐山，是否可能對主動自首的腐敗官員酌情特赦？若在兩年前，王岐山可能拍桌子大罵，但這一次，王岐山只是長嘆了一口氣說：「還不到時候！」
日本安倍是一個非常自私愚蠢的政客，他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自以為聰明，兩面三刀，甚麼事都會做的出來，問題是他又能再呆多長。我們國家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任何國家也不敢碰中國一根汗毛。美國連小小的伊拉克都控制不了，還敢碰有13億人口的中國。更何況，安倍又能再做多少年首相？
為什麼在涉及港人如此巨大利益的問題上，原地踏步毫無寸進，甚至社會加劇撕裂，竟是最可能出現的結果？這涉及泛民與中央及特區政府極複雜的博弈，我們必須仔細分析之，才能從過去得到啟示，以判斷將來香港政經的前景。
如果30年後，一國兩制已經融合成一國一制，中國、包括香港、澳門、台灣都一起真正實現民主憲政，歷史會記住700萬香港人，記住香港知識分子，記住愛國泛民人士的功績。
香港人必須面對一國兩制的現實，在中共執政下，中央政府是一定不容許香港出現一個與中央對着幹的特區政府，除非香港人有能力推翻中共在中國的執政地位。如果這並不可能，那香港人只能接受這種局限。未來香港的特首候選人只能是中央接受的A、中央接受的B及中央接受的C，然後由香港人一人一票再選。
「九二共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這一無中生有的「九二共識」是蘇起個人所發明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共識，他於親筆撰述《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書內記載：「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這八字「確實不曾出現在1992年所代表的兩岸函電往返文字中。
事實上，今屆特府把所有反對意見全部算在泛民身上，只是取巧的卸責行為。以佔領及反水貨客等大規模抗議行為例，連最激進的泛民黨派都是靠邊站。泛民政黨不能代表社會上大多數反對中央和特區的人士，是香港政治困局難以解決的其中一個原因。
當局於2015年對報告制度的新安排，為進一步實現將這個制度從「報告」走向「公開」（公示）的準備條件……
亞投行對中國來說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中國主導成立的第一個多邊國際金融組織，折射了中國崛起的時代意義。這次的亞非領導會議的中國，強調亞非國家合作共贏、和平共處，對世界來說，又是一次大震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香港人要學習的是李光耀的政治腦袋，而不是經濟腦袋；說新加坡拋離香港，我們亦不應該妄自菲薄。
高瑜案等一系列「洩密」案，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黨國不分，黨大於國，黨權高於法律，家長意志高於法意。在高度集權的家長制下，所謂法治，只是美麗的口號；法律往往只是政治的丫環，任由家長意志擺布。新聞自由和評論自由，仍是民眾遙遠的「中國夢」。
路人乙：泛民有些人收到「權威消息」，說只要他們繼續捆綁，北京最終一定讓步。說不定這是有人故意放出來的「流料」，目的是令泛民不去考慮捆綁以外的策略，一味反對8‧31，直至一拍兩散。玩政治，泛民哪裏是中共的對手？差很多班哩！
2015年初，竑策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陳寶明、中原集團及《am730》創辦人施永青、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講座教授李思名及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假樹仁大學舉行圓桌會議2015，探討香港房地產問題。在第一部分，四位講者首先講及他們認為樓價高企的原因。
美國選舉我無投票權，只有遠距離的精神支持票。但一想到選舉的精彩，我不禁替美國選民感到興奮莫明，心跳加速。美國總統大選於2016年11月舉行，較香港2017年3月的特首選舉只早四個月。到時香港會怎樣？我有無得投票？如果我無得投票，我會失望和憤怒。我要投票！
按照不同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多數市民支持先拿了「一人一票選特首」的主體方式，以後才作進一步爭取，但泛民議員決定不跟隨民意，而堅持自己的信念。有人批評泛民這種取態，但我覺得沒有問題。議員應該忠於自己的良知，而非跟隨民意去投票；然而，如果泛民真是支持人應該按自己的良知來投票，那就不應捆綁自己的成員。
我認為當前急務，是中央和特區政府必須重新肯定港人認同自己的特別身份是正常而非反常，以及承認內地與香港的關係是互利而非施受；中央政府重新建立內地與香港的正常及平等關係，是香港找到出路的契機。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鄧小平提出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五十年不變」。轉眼間，時間已過了將近一半，香港經歷三屆特首管治，是真的沒變，還是停滯不前？不同的人或許有不同的看法，但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身為民建聯前主席，見盡回歸前後香港政界事，他又如何看回歸後的香港？
中國粗淺認識香港，唯心主觀為香港定性為「經濟城市、不是政治城市、沒社會實體性、只有專業功能性」，認為英人治港只是全民「唯利是圖」、環繞着商業利益任由由上而下的專制式「行政主導」。
民主的核心內容是人民的意見得到表達和尊重。選票是公民表達其政見的最方便的工具（相對於上街、佔領等活動）。有了選票，市民才能夠通過投票行為（包括投白票或不投票）來表達其對候選人的支持或反對的意見。
曾鈺成於上兩篇文章跟我們討論香港的管治問題，他認為問題主要在於兩個方面——體制漏洞和人才不足，更指出，在未解決普選問題的情況下，這些問題「沒得做」。但是，在今日政界不論建制、泛民都缺乏領軍人物、行政立法關係緊張到極點的情況下，要吸引政治人才談何容易？
市場衝垮了家庭和地方社區的功能，但本身又不能承擔社會福利功能，因此就把所有家庭和地方社區的功能移交給了國家。誠如馬克思所言，市場把一切社會關係貨幣化。社會和國家的關係也變成了一種貨幣關係。「一人一票」的制度又使得社會個體擁有政治權利，向國家要求社會福利。這樣，市場所產生的貨幣關係，和「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互相強化，不僅使得國家的福利功能愈來愈得到強化，而且也使得國家這一制度設置不可重負，難以持續。
4月15日是胡耀邦（左）逝世26周年，北京等地的思考型文人，近來發表文章紀念他，稱他是「改寫歷史的偉人」……
本地公共政策既不應聽天由命，亦不能讓不理性者任意妄為，變得毫無協商餘地。困局若此，只會對喜以政治為鬥爭工具之徒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