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所面對的也是西方國家的社會積弊，即富裕而又發達社會所遇到的問題。當前部分佔領者及泛民主派政客把社會積弊歸咎於尚未完成的民主政策改革，如此論斷難以令人信服。事實上，即使其他地區的民主政體亦未能解決同樣的社會積弊，要解決香港的社會問題，單靠政治方案根本無濟於事。
綜觀近代世情，所謂普世價值，實已墮落為西方社會強行推行自己的文化、價值觀的工具。它們把自己置於道德的制高點上，排斥一切異質文化為異端、邪惡、妖魔。弱小者只能逆來順受，無法抗拒。有一位在國內的傳道者曾如此懺悔：「我的任務，就是每天致力如何使中國人信奉上帝。不管他們原來的文化和信仰。」這儼然是一種不民主、不平等的強權政治與文化。
如何破解軍中貪腐，一直是世界各國當局面對的難題。放眼海外，各國軍隊遠非「弊絕風清」、一塵不染的樂土，軍中弊案時有所聞。在北京 APEC 會議上，軍隊反貪腐、發展中國家的「國防貪腐」、各國反腐合作網絡等，是熱點話題之一。
11月7日，中國企業業已中標的墨西哥高鐵項目推倒重來。國內輿論紛紛為中國企業叫屈。墨方出爾反爾，難辭其咎。但是，中國企業「走出去」不能再繼續輕視風險。
不同的文化代表着人類不同的生活方式、宇宙和價值觀等複雜的思維。文化是一個隨手拈來的普通術語，但卻沒有一個能得到普遍認同的確定涵義。西漢劉向編的《說苑・指武篇》：「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當中的文化，意思是文德教化，源出《周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指文治與教化。這裏也帶出一個理念，就是先禮後兵，教而不化，就要用武力征服。因為歷史與政經形勢，中港關係錯綜複雜，回歸後，中央對香港呵護備至，如今發生佔中運動，是明顯的不服。這不能怪中央與國人會感到香港人「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其後將採取的策略和態度，順理成章，路人皆見！
11月北京 APEC（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幾個堪稱「經典」的鏡頭，令人久留記憶之中，難以忘卻；這些鏡頭展示的中國和美、俄、日元首和首腦們的互動，恰恰反映了中國和這些國家之間的微妙關係，而中美卻是要角。
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任何民主運動都不是一次抗爭便成功。爭取民心較藉長期堵塞道路向政府施壓，孰輕孰重，只要冷靜思考，結論顯而易見。保住佔領成果，主動走出佔領區向市民大眾講解何謂真普選，就影響部分市民的生計及權益道歉，以至分析民主與民生的關係等，可能少了一份佔領的激情和浪漫，卻多了一層細水長流的踏實和責任。
根據人口普查與其他數據得出的對香港生產函數估算，上市公司3500億元的損失可算出總體經濟大約會有超過1.1 萬億元的損失。假設香港的 GDP 未來30年的實質年增長率由政府預計的平均2.8%跌至2.7%，即下降0.1個百分點，而實質折現率是2%的話（香港 i-Bonds 顯示，實質折現率可以是零），未來30年累積的 GDP 跌幅的折現值便正好稍超過1.1萬億元。這數字從3500億元的佔領運動造成的損失下限中推算出來，我也只能把 GDP 增長率0.1% 的跌幅視作下限。0.1% 看似很小，很多人都會認為太過樂觀，但這已是佔領運動者所不知道又完全無法承擔的損失了。
2007年時中央為什麼同意香港在2017年可以有普選？中國經濟發展速度驚人，中產階級大量增加，將來對民主的訴求必會強烈。但什麼形式的民主適合中國？答案卻無先例可援。按照中國近30多年發展策略的思維，搞特區、摸着石頭過河的路徑，會被認為較為可行。容許香港出現普選，對其中出現的問題加以觀察並想出對應之道，並把可能浮現出來的弊病局限在一小塊地方，不致影響全國，一發不可收拾，而若普選帶來良好效果的話，則其他地方可逐漸推廣，這些盤算，符合中國的利益。現在香港出現的亂局，正可被視為需要總結的經驗。
通過三中和四中全會，中國改革的頂層設計已經到位。但如果解決不了官員不作為的問題，頂層設計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如果改革方案實行不下去，不能為社會提供實在的改革成果，社會對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會降得更低，政府的壓力也會更大。可以說，改革方案能否實施下去，也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重在執行，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硬道理。
這一次佔中，大陸民眾也極為反感，也成了學生的對立面和反對者。原因有三：一是大陸正實行習近平新政，內懲國賊敗類，外抗美日戰略打壓，深受民眾理解支持；二是中國經濟政治日益進步，所有民眾都不同程度享受到改革紅利；三是近年香港的街頭運動摻雜了反華厭中的不良元素，而香港社會又明顯得益於大陸的經濟發展。大陸民眾感覺到佔中運動帶有挑戰中央，疏離大陸，親近英美，類似顏色革命的成份。
我的子女在中學時期都讀過 William Golding 的小說《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我們一家人曾討論這個「敵托邦」（dystopia）故事的情節、人物、主題；我在香港大學講授的「法律、經濟、國家」課程亦將此納入教材，藉以講解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狀態觀（state of nature）。書中故事敍述一群英童流落荒島期間力求自治而終於失敗收場的一番慘痛經歷，讀之令人哀傷，但箇中寓意發人深省，老師、家長不妨與學生、子女齊齊研讀，細味故事中的深意。
圍繞 SWIFT 定位問題引發的政治拔河，並非一個特例，而是預示我們全球化即將進入「後美國時代」。新時代的特徵是：地緣政治與市場整合兩套邏輯相互糾葛的情況將愈來愈明顯，然而全球化的動能仍然強勁，不過主要動力將來自新興市場國家；美國一元領導自毀長城，新自由主義思潮失色，國際經濟交往規則的指導思想將不再定於一尊；全球經濟將出現多元領導格局並形成數個超級經濟板塊，親疏內外有別；過去完整而統一的架構將出現裂痕或被削弱，在全球、大板塊與小板塊三層次之間將充斥着疊床架屋的合作機制與交往規則；非西方國家將尋求新的熔接機制來深化彼此的經濟合作，並降低對西方國家的依賴。
行醫自有文化的內涵，核心價值的能否貫徹，不限於經濟實力。內地資深而謙遜的前輩曾說：港人素質較好。在醫療專業，也許說的是專業技術與慈悲為懷的不斷磨練，香港經驗較早，可作引導發展吧。北望神州，撇開誰富誰窮，誰先誰後去衡量，在醫療領域，未來的醫生精英，大有施展的良好機會。從今天到十多年後的青年醫生，在所有醫療範圍，都可以憑着過去的餘蔭、國際優勢不斷發展，與祖國的需要共同進步。
一百年前中華民族被西方稱為「東亞病夫」，現在，隨便你們愛說什麼，習近平能揚眉吐氣地談實現「亞太夢」，為什麼不。目前也唯有習大大一個人有資格說這句話。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並不否認分歧和摩擦的存在，而是求同存異，着力在擁有共同利益的領域謀求合作。這是雙邊關係業已成熟的標誌。這就需要增進戰略互信，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問題。此次習奧會中，中方耐心解釋，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主張和倡議都秉持開放包容原則，不搞排他性，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有關國家積極參與進來，共同促進和分享亞太和平和繁榮。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
若不惜以違法方式爭取公義，那麼，什麼是公義必須清晰，不能有任何灰色地帶。違法的不合作運動鼻祖是印度聖雄甘地，他為結束英國統治印度所發起的不合作運動，目標清晰而且黑白分明，沒有任何灰色地帶——那是英國人必須離開，沒有任何中間落墨的其他選擇或討論空間，而且這目標必須是全民的共識，而不只是一部分人的訴求。
群眾路線必須在制度上體現黨的性質。中共是中國政治的核心，黨管政治，因此黨應當是聯繫群眾的工具，必須是群眾中間先進的部分，否則執政黨的合法性就會成為大問題。如果說民主社會，政治官員的合法性是民眾的投票「投」出來的，中國政治官員的合法性，應當是走群眾路線「走」出來的。
中日關係兩年半以來膠着，中國主席習近平在 APEC 終於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晤。作為東道主的習近平，初晤安倍時竟沒正視一眼，由安倍伸手才進行握手，翻譯尚未說完便轉身，態度嚴肅、板着臉孔，似要給他一點臉色。香港佔中人士應該理解，中國對領土主權從不退讓。中共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絶不容分離，因而，中國在處理香港政改事宜上會從國家大局考慮，不容香港選出與中共路線不一致的特首。
我們不難觀察到，40歲以上的人士，屬意反佔中的居多，40歲以下的則未必如此。
香港18歲以上的人口中，約63％在40歲或以上，37％是40歲或以下。據說註冊選民中，有七成是40歲以上，但因註冊人數將來可能有大改變，我還是喜歡根據整體人口的年齡群去預測將來選舉結果。
從上述的人口數字可知，支持佔中的政客很可能在2016年的選舉中失票，泛民能當議員的整體人數會有萎縮。
這次的民主運動，是數十年來對香港社會的另一次大衝擊。青年人本着崇高的理想、勇毅的精神，揭露了多年來累積的社會矛盾與危機，喚醒人們的冷漠與因循、官僚與僵化，促使港人深自檢討，嚴肅反思，這是一個難得的改革契機。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替代了階級鬥爭，因為社會難以承受不間斷的群眾運動，階級鬥爭產生不了執政黨所需要的政治合法性資源。不過，在經濟建設過程中，群眾路線在共產黨的政治生活中，愈來愈邊緣化了，結果造成了執政黨愈來愈官僚化。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組織和官員的高度等級化；第二，政黨行政化；第三，最為嚴重的結果是，執政黨與社會嚴重脫節。
香港現在的政制，是一個不倫不類的畸形制度，完全不符合許多民主制度行之有效運作的模式。當人民對政府官員不滿意，根本沒有反駁和撤換的機制，因為有佔大多數議席的建制派非理性地護航。由此怨氣日深，經過多年積累，遂醞釀出今日佔中的浪潮。其背後真正的動機，是反對這無理的機制與無能的政府。
在教育過程中，我們要重點培養學生一些有關競爭的素質，例如堅毅，不輕易放棄，以及自信，但不自滿。
搞政治的人，必須懂得講一套，做一套，在向民眾說項的同時，絕不可以忘記創富。
佔中揭示出香港及內地缺乏相互了解，遑論能有互信；佔中最終如何收場，則端賴中央對香港局勢實事求是的判斷，以及港人腳踏實地去認識北京。畢竟，「一國兩制」是需要雙方努力的。
柏林牆是當時東德政府在莫斯科指使和支持下，於1961年8月構築分隔東柏林和西柏林的隔離設施，所謂「反法西斯防衛牆」。東、西柏林和東、西德那樣，乃二戰產物，二戰後德國一分為二，東德屬東方，西德屬西方。然而柏林地處東德境內，因其原是德國首都（自1871年）的重要性，也被瓜分為二，1948年東柏林歸東德，仍為其首都；西柏林為美、英、法三國管制，不屬西德，儼然一孤島，但與西德關係密切，對東柏林以至東德民眾則是通往西德以至西方世界的跳板。因為如此，西柏林一直成為蘇美掌控的東西方兩大集團爭鬥的焦點。
教育程度高的、愈是年輕的，就愈是要求此一積極權利，這就是公民權的核心要素。這些群體得出這個結論，是對基本人權在香港實施了二十多年的不滿足——僅僅有基本人權還無法保障他們愈來愈高的要求，他們不能僅僅停留在人身安全、生存溫飽這類「保本」的水平上，他們要做特區政府的主人。
經過多年的細心觀察，會發現表象之下深藏着一條主動脈——香港最近二、三十年來的社會運動，其主要訴求愈來愈是從人權走向公民權（citizenship）。如果對這個主流走勢缺乏理解，就談不上實際有效的政策回應。
馬時亨希望香港能更有效地背靠祖國，但強調背靠不等同於依賴，所以要將經濟多元發展。
